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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抡圆枪托，打在红狗坚硬的头骨上。红狗退了几步，又要进攻，身体跳离地面三尺时，却一头栽下来，同时响了一枪，它的一只眼睛被打碎了。父亲和母亲看着左手拄着一根焦黑的木棍子，右手提着冒着缕缕青烟的日本匣子枪、形销骨立、弯腰驼背、白发苍苍的我爷爷。
爷爷对着远处的狗放了几枪，那些狗见大势已去，钻进高粱地里，各奔生路去了。
爷爷颤巍巍地走上前来，用棍子捣捣红狗的脑袋，骂一声：“反叛的畜生！”红狗的心还没死，肺还在呼吸，两条极端发达的后腿调皮地前蹬后踹，把黑土地上划出两条深沟，那身美丽富贵的红毛，像火苗子一样熊熊燃烧着。
红狗这一口，咬得不是十分得力——也许是父亲沾了穿两条单裤的光——但也足够厉害，它把父亲的小鸡儿咬了一个对穿的窟窿，咬破了皮囊，使一个椭圆形的、鹌鹑蛋大小的卵子掉了出来，仅有的一条白色的细线与原先的组织连络着，爷爷一动，那暗红色的小玩艺儿就掉在父亲裤裆里了。
爷爷捡起它来，放在手心里托着。这小东西好象有千斤重，把爷爷腰都坠弯了。爷爷那只粗糙的大手好象被它烫得直发颤抖。母亲说：“大叔，你怎么啦？”
母亲看到我爷爷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扭动着，那病后惨白的脸色又添了一层土黄，两绺万念俱灰的光芒从他眼里流露出来。
“完啦这一下子真完了”爷爷用与他的年龄相差甚远的苍老声音念叨着。
爷爷掏出枪来，大声说：“你毁了我啦！狗！”
爷爷对准那条苟延残喘的红狗，连开了几枪。
父亲自己爬起来，热血顺着他的大腿根子往下流，他并不感到有多么痛苦，他说：“爹，我们胜了。”
母亲喊：“大叔，快给豆官去上药吧！”
父亲看着我爷爷手心里托着的蛋儿，疑惑地问：“爹，这是我的吗？是我的吗？”
父亲感到一阵恶心，紧接着是目眩，他晕了过去。
爷爷扔掉木棍，撕来两个干净高粱叶子，把那东西轻轻包起来，交给我母亲。爷爷说：“倩儿，你好好拿着，咱去找张辛一先生去。”爷爷蹲下，把我父亲托起，困难地站立，踉踉跄跄往前走。洼地里被手榴弹炸伤的狗，还在凄凉地叫着。
张辛一先生五十多岁，梳一个乡下少见的中分头，穿一件藏青色长袍，面色青黄，瘦得见风就倒的样子。
爷爷把父亲托到这里，早累得腰弯如弓，面色如土。
“是余司令吗？你可是大变了样。”张先生说。
爷爷说：“先生，要多少钱都由着您。”
父亲被平放在那张木板床上。张先生说：“是司令的公子吗？”
爷爷点点头。
“就是墨水河桥头打死日本少将的那个？”张先生问。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爷爷说。
“张某一定尽力就是！”张先生从药箱里拿出一把镊子，一把剪子，一瓶烧酒，一瓶红药水，说着，俯下身去，察看父亲脸上的伤口。
“先生，您先看下边。”爷爷严肃地说着，又回转脸，从我母亲手里把用高粱叶子包着的卵子接过来，放在木床旁边的阁板上，一放上去，高粱叶子就散开了。
张先生用镊子夹着父亲的那些乱糟糟的东西看了看，他的被纸烟熏得焦黄的长手指哆嗦着，口齿含糊地说：“余司令不是张某不尽心，只是令郎这伤张某医术不精，又没有药物司令另请高明吧”
爷爷弓着腰，用两只混浊的眼睛逼视着张辛一，哑着嗓子说：“你让我到哪儿去请高明？你说，哪里还有高明？你让我去找日本人？”
张辛一说：“余司令，小人不是那个意思令郎伤到要紧处，万一耽搁了，是灭人香火的事情”
爷爷说：“既来找你，就是信得过你，你就放手干吧。”
张辛一咬咬牙，说：“余司令既然这么说，那我就豁出去了。”
张辛一用棉花球蘸着烧酒，清洗了伤口，父亲被疼醒了。他翻身要往床下滚，爷爷扑上去按住了他。他的两条腿乱扑腾。
张先生说：“余司令，捆起他来吧！”
爷爷说：“豆官！是我的儿就忍着点，咬咬牙就挺过来啦！”
父亲说：“爹，疼啊”爷爷厉声喊：“忍着，想想你罗汉大爷！”
父亲不敢吭气啦，汗珠子从他额头上一片片冒出来。
张辛一找了一根针，用烧酒泡泡，纫上线，开始缝皮囊。爷爷说：“把那个缝进去！”
张辛一看看阁板上那个用高粱叶子包着的丸子，难为情地说：“余司令这没法缝进去”
“你想断了我姓余的后代吗？”爷爷阴沉沉地说。
张先生瘦脸上挂着白亮的汗珠，说：“余司令您想想连络着它的血管都断了，放进去也是个死的”
“你把血管接上。”
“余司令，全世界都没听说能接血管”
“那就这么完了吗？”
“难说，余司令，没准还行，这边这个可是好好的没准一个还行”
“你说行？”
“可能行”
“他妈的，”爷爷悲楚地骂着“什么事都让我碰上了。”
治完了下边的伤，又治脸上的伤。张先生的背上搨湿了一大片衣服，他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大口小口地喘着气。
“多少钱，张先生。”爷爷问。
“别提钱啦，余司令，令郎能安然无恙，就是我张某的福气。”张先生有气无力地说。
“张先生，余占鳌眼下时运不济，有朝一日一定重重地谢你。”
。母亲抡圆枪托，打在红狗坚硬的头骨上。红狗退了几步，又要进攻，身体跳离地面三尺时，却一头栽下来，同时响了一枪，它的一只眼睛被打碎了。父亲和母亲看着左手拄着一根焦黑的木棍子，右手提着冒着缕缕青烟的日本匣子枪、形销骨立、弯腰驼背、白发苍苍的我爷爷。
爷爷对着远处的狗放了几枪，那些狗见大势已去，钻进高粱地里，各奔生路去了。
爷爷颤巍巍地走上前来，用棍子捣捣红狗的脑袋，骂一声：“反叛的畜生！”红狗的心还没死，肺还在呼吸，两条极端发达的后腿调皮地前蹬后踹，把黑土地上划出两条深沟，那身美丽富贵的红毛，像火苗子一样熊熊燃烧着。
红狗这一口，咬得不是十分得力——也许是父亲沾了穿两条单裤的光——但也足够厉害，它把父亲的小鸡儿咬了一个对穿的窟窿，咬破了皮囊，使一个椭圆形的、鹌鹑蛋大小的卵子掉了出来，仅有的一条白色的细线与原先的组织连络着，爷爷一动，那暗红色的小玩艺儿就掉在父亲裤裆里了。
爷爷捡起它来，放在手心里托着。这小东西好象有千斤重，把爷爷腰都坠弯了。爷爷那只粗糙的大手好象被它烫得直发颤抖。母亲说：“大叔，你怎么啦？”
母亲看到我爷爷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扭动着，那病后惨白的脸色又添了一层土黄，两绺万念俱灰的光芒从他眼里流露出来。
“完啦这一下子真完了”爷爷用与他的年龄相差甚远的苍老声音念叨着。
爷爷掏出枪来，大声说：“你毁了我啦！狗！”
爷爷对准那条苟延残喘的红狗，连开了几枪。
父亲自己爬起来，热血顺着他的大腿根子往下流，他并不感到有多么痛苦，他说：“爹，我们胜了。”
母亲喊：“大叔，快给豆官去上药吧！”
父亲看着我爷爷手心里托着的蛋儿，疑惑地问：“爹，这是我的吗？是我的吗？”
父亲感到一阵恶心，紧接着是目眩，他晕了过去。
爷爷扔掉木棍，撕来两个干净高粱叶子，把那东西轻轻包起来，交给我母亲。爷爷说：“倩儿，你好好拿着，咱去找张辛一先生去。”爷爷蹲下，把我父亲托起，困难地站立，踉踉跄跄往前走。洼地里被手榴弹炸伤的狗，还在凄凉地叫着。
张辛一先生五十多岁，梳一个乡下少见的中分头，穿一件藏青色长袍，面色青黄，瘦得见风就倒的样子。
爷爷把父亲托到这里，早累得腰弯如弓，面色如土。
“是余司令吗？你可是大变了样。”张先生说。
爷爷说：“先生，要多少钱都由着您。”
父亲被平放在那张木板床上。张先生说：“是司令的公子吗？”
爷爷点点头。
“就是墨水河桥头打死日本少将的那个？”张先生问。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爷爷说。
“张某一定尽力就是！”张先生从药箱里拿出一把镊子，一把剪子，一瓶烧酒，一瓶红药水，说着，俯下身去，察看父亲脸上的伤口。
“先生，您先看下边。”爷爷严肃地说着，又回转脸，从我母亲手里把用高粱叶子包着的卵子接过来，放在木床旁边的阁板上，一放上去，高粱叶子就散开了。
张先生用镊子夹着父亲的那些乱糟糟的东西看了看，他的被纸烟熏得焦黄的长手指哆嗦着，口齿含糊地说：“余司令不是张某不尽心，只是令郎这伤张某医术不精，又没有药物司令另请高明吧”
爷爷弓着腰，用两只混浊的眼睛逼视着张辛一，哑着嗓子说：“你让我到哪儿去请高明？你说，哪里还有高明？你让我去找日本人？”
张辛一说：“余司令，小人不是那个意思令郎伤到要紧处，万一耽搁了，是灭人香火的事情”
爷爷说：“既来找你，就是信得过你，你就放手干吧。”
张辛一咬咬牙，说：“余司令既然这么说，那我就豁出去了。”
张辛一用棉花球蘸着烧酒，清洗了伤口，父亲被疼醒了。他翻身要往床下滚，爷爷扑上去按住了他。他的两条腿乱扑腾。
张先生说：“余司令，捆起他来吧！”
爷爷说：“豆官！是我的儿就忍着点，咬咬牙就挺过来啦！”
父亲说：“爹，疼啊”爷爷厉声喊：“忍着，想想你罗汉大爷！”
父亲不敢吭气啦，汗珠子从他额头上一片片冒出来。
张辛一找了一根针，用烧酒泡泡，纫上线，开始缝皮囊。爷爷说：“把那个缝进去！”
张辛一看看阁板上那个用高粱叶子包着的丸子，难为情地说：“余司令这没法缝进去”
“你想断了我姓余的后代吗？”爷爷阴沉沉地说。
张先生瘦脸上挂着白亮的汗珠，说：“余司令您想想连络着它的血管都断了，放进去也是个死的”
“你把血管接上。”
“余司令，全世界都没听说能接血管”
“那就这么完了吗？”
“难说，余司令，没准还行，这边这个可是好好的没准一个还行”
“你说行？”
“可能行”
“他妈的，”爷爷悲楚地骂着“什么事都让我碰上了。”
治完了下边的伤，又治脸上的伤。张先生的背上搨湿了一大片衣服，他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大口小口地喘着气。
“多少钱，张先生。”爷爷问。
“别提钱啦，余司令，令郎能安然无恙，就是我张某的福气。”张先生有气无力地说。
“张先生，余占鳌眼下时运不济，有朝一日一定重重地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