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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人高半截的砖墙，沿着河沟绕校园一圈，隔着墙，校园宿舍楼隐约的灯光、吉他声、录音机播放的bbc英语、怪叫、吵闹、歌声，不间断地向小路大大咧咧扑过来，热浪裹卷着郊外曼陀罗、地丁、马兰花的气息，使我的呼吸不如平日那么容易。
一句诗这么描述插入中文系三年级的作家：世界是一幢网状的大楼左右颠动，他们附在上面，像猫头鹰的眼睛。
别的大学生喝墨水，他们喝酒，而让墨水洒在纸上印成铅字，这就是骄傲的资本。大学生稚气未脱，而他们有上过越南战场的，当过知青去过边疆的，曾在天安门前接受过伟大领袖的检阅的，在煤矿挖过十年煤的，甚至有蹲过大牢的。只是没有几个人愿拍胸膛，声称自己把图书馆迷宫似的小径走遍。书容易打开，也容易关住，关住了，便再也出不来了，做学问无疑是陷阱中最无聊的一种，比中世纪的抄书匠略高明一些而已。
当然，这只不过是职业需要的自我广告，但自从作家班开办之后，大学面目全非却是事实。
校园依然绿树成荫，草地青幽，但墙上张贴着奇奇怪怪的招贴，诸如需要氰化钾复仇、高价出卖一夜之欢等等，每个角落都有纸片纸条表明校园的生机勃勃，学生开始失魂落魄，教师无所事事，骑着自行车游荡，甚至与学生一起出入学校酒吧，参加每晚移动的舞会，深夜不归，有意让老婆或丈夫生气。
但是，比起我的同学们，那些杂志社、出版社的编辑、主编显然活得更有趣，他们是快乐游戏的高手，懂得怎样使日子过得不同寻常，快乐嘛，就是视野宽阔，跳过人生中一切烦恼的事，包括编辑只是为人作嫁，作者一成名就扔掉对他们献媚的面具之类的牢骚和时而冒出的自卑心。只要懂得如何使用权力，政变和大革命的暴风雨之间，还有漫长的风和日丽的和平年代。如果我们尚没有再次听见“狼来了”那么快快端坐到桌前，完成许多许多次最后晚餐中的一次吧！
我在山城雾都，乘一列特快火车，呼啸着由西向东，穿过昼与夜之间长长的隧道，来到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1989年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左顾右盼月台上的接客者，竟没有一张认识的脸，也没有一双举着我名字纸牌的手。那份由电波传递的简信虽然完成了它的使命，但并没有得到我盼望的响应，月台上已空无一人，谁会前来？谁会把我放在心上？旧友星散，浪迹天涯，偶然遇到故人，也不会贸然续上友情。
拖着我仅有的全部家当：一个大包装有简单的四季更换衣服，三个小包装有入穴、背叛之秋等百余册跟随我多年的当代名著，我好不容易挨出了月台和长长的通道。
火车站出口外铺着水泥方块的不大不小的广场，像个喧闹的大锅，川流不息的接送客的人，依靠行李横竖躺着、坐着、站着的男女老少，无数口腔所发出的气息，汇成巨流，压过商店喇叭里的歌曲，比这混乱的城市先一步揪紧我的心。
喧闹也罢了，尤其这当地人引以自豪的口音，其他省市的人都讨厌的口音，但本地人却为此觉得高人一等，把不操纯粹当地口音的人看成二等公民。
在人群之中，我问自己，干吗千里迢迢而来，找罪受，还是有意在罪恶的中心寻找暴风雨中的静谧？站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我的身体被口音纯正的小瘪三们搓揉着，使人有种说不出口的心动，对，入骨切肤的心动，以至于我在报到注册之后，断然拒绝住在大学生宿舍的黑暗走廊和六人房间。颇费了一番周折，我在校园外一个骑自行车可以到的地方租了一间农舍。江南乡间的平淡，土墙、简陋的桌椅，每夜吱嘎响的旧木床，窗外泥土、蔬菜的芳香和肥料的臭味，我从心底感谢上天——用一个名牌大学的名义，躲避每天上八小时班以及一切其他庸庸碌碌。我关起门来，专心写构想了多年的小说。
就在这个时候，古恒擅自住了进来，一边将他的牙刷插入我的杯中，一边说是为了分担我一半日益上涨的房租，还有一个最强有力的理由——“因为我爱你”他像一个天生的强盗，窃取了我的一半心，一半床，以及整个时间。我勉强支撑，继续写了两个星期，就明白自己真是愚蠢之极，不仅再也无法逃脱这个世界，而且书内书外的事相互衔接，继而脱节，使我自信心直线下降到零。这部小说写得散乱之极，文路不通，永远不可能发表，发表就得过许多关，看一审、二审、三审们操着所谓的道德标准与我兜圈子，拿我消遣解闷。
不仅如此，小说中做主角的这几个人肯定要找我算账，而且小说中顺便提到的人也会对号入座，绝不会饶了我。我昔日的朋友还能剩下几个？何必与全世界为敌处处不得安身。于是我每写完一章便心灰意懒地锁进桌子最低一层的抽屉里，抽屉尽头存有几根肉骨头，引诱胃口最好的读者离开我的纸片。
白蛾，在望不到头的油菜花上飞舞，黄澄澄的花朵加强了云彩的效果，我推开敞了一条小缝的窗户，一只黑蝴蝶醒目地夹在白蛾之中，忽上忽下，一串跳跃着的线条在消失，在... -->>
比人高半截的砖墙，沿着河沟绕校园一圈，隔着墙，校园宿舍楼隐约的灯光、吉他声、录音机播放的bbc英语、怪叫、吵闹、歌声，不间断地向小路大大咧咧扑过来，热浪裹卷着郊外曼陀罗、地丁、马兰花的气息，使我的呼吸不如平日那么容易。
一句诗这么描述插入中文系三年级的作家：世界是一幢网状的大楼左右颠动，他们附在上面，像猫头鹰的眼睛。
别的大学生喝墨水，他们喝酒，而让墨水洒在纸上印成铅字，这就是骄傲的资本。大学生稚气未脱，而他们有上过越南战场的，当过知青去过边疆的，曾在天安门前接受过伟大领袖的检阅的，在煤矿挖过十年煤的，甚至有蹲过大牢的。只是没有几个人愿拍胸膛，声称自己把图书馆迷宫似的小径走遍。书容易打开，也容易关住，关住了，便再也出不来了，做学问无疑是陷阱中最无聊的一种，比中世纪的抄书匠略高明一些而已。
当然，这只不过是职业需要的自我广告，但自从作家班开办之后，大学面目全非却是事实。
校园依然绿树成荫，草地青幽，但墙上张贴着奇奇怪怪的招贴，诸如需要氰化钾复仇、高价出卖一夜之欢等等，每个角落都有纸片纸条表明校园的生机勃勃，学生开始失魂落魄，教师无所事事，骑着自行车游荡，甚至与学生一起出入学校酒吧，参加每晚移动的舞会，深夜不归，有意让老婆或丈夫生气。
但是，比起我的同学们，那些杂志社、出版社的编辑、主编显然活得更有趣，他们是快乐游戏的高手，懂得怎样使日子过得不同寻常，快乐嘛，就是视野宽阔，跳过人生中一切烦恼的事，包括编辑只是为人作嫁，作者一成名就扔掉对他们献媚的面具之类的牢骚和时而冒出的自卑心。只要懂得如何使用权力，政变和大革命的暴风雨之间，还有漫长的风和日丽的和平年代。如果我们尚没有再次听见“狼来了”那么快快端坐到桌前，完成许多许多次最后晚餐中的一次吧！
我在山城雾都，乘一列特快火车，呼啸着由西向东，穿过昼与夜之间长长的隧道，来到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1989年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左顾右盼月台上的接客者，竟没有一张认识的脸，也没有一双举着我名字纸牌的手。那份由电波传递的简信虽然完成了它的使命，但并没有得到我盼望的响应，月台上已空无一人，谁会前来？谁会把我放在心上？旧友星散，浪迹天涯，偶然遇到故人，也不会贸然续上友情。
拖着我仅有的全部家当：一个大包装有简单的四季更换衣服，三个小包装有入穴、背叛之秋等百余册跟随我多年的当代名著，我好不容易挨出了月台和长长的通道。
火车站出口外铺着水泥方块的不大不小的广场，像个喧闹的大锅，川流不息的接送客的人，依靠行李横竖躺着、坐着、站着的男女老少，无数口腔所发出的气息，汇成巨流，压过商店喇叭里的歌曲，比这混乱的城市先一步揪紧我的心。
喧闹也罢了，尤其这当地人引以自豪的口音，其他省市的人都讨厌的口音，但本地人却为此觉得高人一等，把不操纯粹当地口音的人看成二等公民。
在人群之中，我问自己，干吗千里迢迢而来，找罪受，还是有意在罪恶的中心寻找暴风雨中的静谧？站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我的身体被口音纯正的小瘪三们搓揉着，使人有种说不出口的心动，对，入骨切肤的心动，以至于我在报到注册之后，断然拒绝住在大学生宿舍的黑暗走廊和六人房间。颇费了一番周折，我在校园外一个骑自行车可以到的地方租了一间农舍。江南乡间的平淡，土墙、简陋的桌椅，每夜吱嘎响的旧木床，窗外泥土、蔬菜的芳香和肥料的臭味，我从心底感谢上天——用一个名牌大学的名义，躲避每天上八小时班以及一切其他庸庸碌碌。我关起门来，专心写构想了多年的小说。
就在这个时候，古恒擅自住了进来，一边将他的牙刷插入我的杯中，一边说是为了分担我一半日益上涨的房租，还有一个最强有力的理由——“因为我爱你”他像一个天生的强盗，窃取了我的一半心，一半床，以及整个时间。我勉强支撑，继续写了两个星期，就明白自己真是愚蠢之极，不仅再也无法逃脱这个世界，而且书内书外的事相互衔接，继而脱节，使我自信心直线下降到零。这部小说写得散乱之极，文路不通，永远不可能发表，发表就得过许多关，看一审、二审、三审们操着所谓的道德标准与我兜圈子，拿我消遣解闷。
不仅如此，小说中做主角的这几个人肯定要找我算账，而且小说中顺便提到的人也会对号入座，绝不会饶了我。我昔日的朋友还能剩下几个？何必与全世界为敌处处不得安身。于是我每写完一章便心灰意懒地锁进桌子最低一层的抽屉里，抽屉尽头存有几根肉骨头，引诱胃口最好的读者离开我的纸片。
白蛾，在望不到头的油菜花上飞舞，黄澄澄的花朵加强了云彩的效果，我推开敞了一条小缝的窗户，一只黑蝴蝶醒目地夹在白蛾之中，忽上忽下，一串跳跃着的线条在消失，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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