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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莫利诺的直觉告诉她，她碰上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这可能是一条重大的新闻，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事还没成形，也不具体。此外，也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她还不知道她究竟要调查些什么。另一个是，她需要给加利福尼亚检查报搞别的日常报道工作，这就限制了她进行那捉摸不定的调查的时间。更加重她的困难的是，她还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这件事，特别是没有跟加利福尼亚检查报那位本市新闻编辑主任谈起过。这位主任总是催命似的要你拿出成果，而丝毫不理解，施展巧计和耐心等待有时也是一个优秀记者的极其重要的两种手段。就南希来说，这二者她都兼备。
自从那次在金州电力公司股东年会上，尼姆哥尔德曼怒气冲冲地对她建议说“你为什么不去调查调查他？”以来，她一直在使用那两种手段。
“他”指的是戴维伯德桑。
当然哥尔德曼当时是发了脾气，根本没指望她认真对待他的建议。但是经过思考之后，南希却真的这样做了。
她早就对伯德桑感到奇怪。南希往往觉得那些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的人们，或者说希望你认为他们是站在那一边的人们，有些靠不住。而戴维伯德桑就是这种人，南希通过亲身经历，深知这种满口“自由”、“人民”、“为人做好事的正人君子们”往往一心想当“老大”而把别人撇在老远老远的后面，捡些残羹剩饭。她亲眼见过的这种情形简直是多得很——不仅白人里有，黑人里也有。
南希的父亲，米洛莫利诺不是一个自由派的以公益为己任的人。他是个建筑业的承包商。他一辈子都直言不讳地追求一个目标：把自己从一个出生在路易斯安那1农村的黑人家庭的穷孩子变成一个有钱人。他成功了，而且是老老实实干成功的。现在，他确实成了一个大富翁。
但是，她的父亲，南希注意到，通过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公平合理的工资，以及尊重别人作人的尊严，给他的同族同胞造的福，超过一千名政治活动家之流。那些人，正如人们所说的，是“从来不必出钱付给别人工资的”
她瞧不起某些自由主义者，包括那些白人。他们做出一副要凭他们个人对三百年来黑人受的奴役赎罪的样子。这些白痴的行为使人感到：只要是黑人，就从来不会干出什么错事——不会。南希拿这些人寻开心，对他们傲慢无礼，看着他们逆来顺受，不计较她不可饶恕的行为。而这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是个黑人。每当他们这样做，她对他们的轻蔑就更增加一分。
她倒并不看不起尼姆哥尔德曼。事实上，她反而逐渐喜欢他，佩服他了。不过尼姆要是知道了，他会大吃一惊的。
哥尔德曼恨她戆直，这一点她一也知道。他十分坦率地恨她，从不设法加以掩饰：他恨这样的记者，也恨这样的女人。南希十分明白，这种恨，与她的肤色无关，即使她是个白种人、黄种人、或者皮肤略带紫色，这种恨也是同样强烈的。就他恨南希莫利诺这一点上说，哥尔德曼可以说是个色盲。
这倒也好，事情本来就该这样。因此，南希尊敬他。
她有点反常地喜欢惹哥尔德曼生气，她自己也认为这是反常的。那才真是叫人高兴！当然，过分了也就不好。有两回她确实弄得他狼狈不堪，可是再继续这样搞下去，她也觉得不公平了。再者，这家伙真是有种，而且正直。而那次听证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那些卑鄙的“正人君子”是不配这样的评语的。哥尔德曼在那次会上说了老实话，后来就被人家堵住了嘴。
关于这次听证会，她不得不照实写了一篇报道，因为她引以自豪的是她首先是一个好记者，而这就意味着要冷酷无情，把个人的情感和好恶放在第二位。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妨碍她对哥尔德曼表示同情，衷心为他祝福。
如果有朝一日她能和他更熟悉一些——看来这是不大可能的事——她会告诉他所有这些想法的。
同时，南希莫利诺还认为，她不再把哥尔德曼当作靶子，而把注意力转移到戴维伯德桑身上，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公道的。
对伯德桑她当然决不赞赏。即使根据她目前进行的初步调查，她也十分肯定这是个冒牌货，甚至还可能是个骗子手。
在金州公司股东大会后不久，她就悄悄地开始调查伯德桑搞的这个电力为人民服务会。这花了好几个月的工夫，因为她只能利用工作的余暇来进行，而有几段相当长的时间，她根本抽不出空来。不过，尽管进展缓慢，结果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南希发现，伯德桑是在四年前成立这个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那时，通货膨胀，加上石油价格上涨，使电力煤气的费用大大增加了。毫无疑问，这些费用的增长给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造成了很大困难。就在这时，伯德桑公开宣布他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战士了。
他的浮夸招摇立即引起了舆论界的注意。于是他利用这一点把成千上万的人拉进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雇用了一大群大学生挨家为他宣传。南希找到了几名给他干过这种事的人，这些人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他们无一例外，都对这一番经历深表不满。
“我们当时以为做的是高尚的事情，是帮助贫苦大众，”一个当时的大学生，现在做建筑师的人告诉南希说。“但是我们发觉，我们干的主要是给戴维伯德桑个人帮了忙。”
这位提供情况的人接着讲：“我们出去宣传的时候，都带上发给我们的请愿书。这都是伯德桑让人印好的，请愿的对象是州长、州的参众两院、公用事业委员会等等，应有尽有。请愿书强烈要求‘对经济困难的居民用户降低电力煤气价格’。我们挨家挨户地请人家签名。真见鬼！你说谁会不签？几乎每个人都签了名。”
另一位替他搞过宣传的人——一位答应南希在这同一时间来介绍情况的妇女——接着说下去：“伯德桑要我们等到签了名之后（而不是在签名之前）就向签名的人解释：组织请愿这种事是费钱的。请大家给这次请愿运动捐款三元好吗？这三块钱还包括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一年的会费。到这会儿，跟我们交谈的这些人也觉得我们为这件事出了不少力，应该向我们表示谢意，这一着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心理，伯德桑对这是非常拿手的。结果很少有人，哪怕是贫苦户，不肯捐这三块钱的。”
“我想，这本身也没有什么不正当，”那位年轻的建筑师说。“除非你认为募捐的款项大大超过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实际需要，才是不正当的。但是，伯德桑对待替他干活的学生的办法就不同了，那才是地地道道的欺骗。”
“伯德桑答应我们，”那个青年妇女说“每捐到三元钱拿出一元给我们作工资。但他坚持全部捐款必须先交给他，说是为了入账，以后再付给我们工资。付给我们钱的时候真是‘以后’了，而且是‘大大以后’了。甚至就是那么晚，我们实际得到的工资只是本来答应给的四分之一，每三块钱里我们实得两角五分，而不是一元。当然，我们和他争执过，但他只是一个劲地说我们当初误会了。”
南希问：“你们当时没有文字上的凭据？”
“没有，我们当时相信他。无论怎么说，他是站在穷人这一边反对大企业的，或者说我们当时以为他是这么一个人。”
“另外，”建筑师又说“我们后来才发现，伯德桑有意识地跟我们分别单独谈话。这样，我们就没有证人了。可是如果要说我们误解了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的误解居然都是完全一样的。”
“根本不是什么误解的问题。”那年轻女人说“伯德桑是个骗子。”
南希莫利诺请这两个人和一些别的人估计一下总共捐了多少钱。伯德桑在公开声明中说，电力为人民服务会有两万五千名会员。但是和南希交谈过的大部分人都相信实际数字要大得多，也许有三万五千名会员。果然是这样，那么扣除了付给别人的工资，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第一年的收入可能接近十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现款。
“你看真是开玩笑，”建筑师在南希告诉他这个估计数字的时候说道。“伯德桑的这个行当就是赚钱！”他懊丧地说“也许我搞错了行当吧。”
南希发现的另一情况是，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捐款活动还在继续进行。
戴维伯德桑还在雇用大学生，——总归有需要打零活挣钱的新一代大学生。他的目标是每年发展更多的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会员，同时也动员现有会员继续参加。看上去伯德桑目前不再欺骗雇用的大学生了，他或许意识到他不可能永远这么干而不被人抓住。不过肯定是有一大笔现款又流进了电力为人民服务会。
这笔钱伯德桑是怎么花的？似乎难于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不错，他的确在好几条战线上积极地、大声疾呼地反对金州电力公司，有时还很有成绩，于是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很多成员就相信他们的钱并没有白花。不过南希对这却很怀疑。
在一个会计师的帮助下，南希计算了一番，即使把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费用打得最宽，即使把伯德桑个人的薪金也扣去，他也没法花掉大半数的收入。那么，剩下的钱呢？最大的可能是，伯德桑既然完全控制着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他正在把这笔钱侵吞掉。
不过，南希提不出什么证据。至少目前还提不出来。
南希的那位会计师顾问说，最终国内税收局也许会要求电力为人民服务会和伯德桑清算账目，但他又指出，国内税收局人力不足是尽人皆知的。因此，很多所谓非盈利机构的账目从未进行过审计，他们可以搞财务上的骗局而逍遥法外。
会计师问：南希是否希望他秘密地向国内税收局通个风？她断然回答：不要。她现在还不想向任何人通风。
南希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位会计师的帮助，是因为她父亲是这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大主顾，米洛莫利诺公司经常延聘的一位律师也同样帮忙，南希把那些过去受伯德桑雇用的大学生带到律师那里去，请他们写宣誓书，证明他们所说的全是事实。这些人学生也都乐于合作。
她在仔细地积累材料。
南希莫利诺了解到，伯德桑还有来自大学讲课和写作的收入。这当然没有什么不正当，也没什么奇特可言。但这却加深了她的好奇心：伯德桑用这些钱究竟干些什么呢？接着，她又在一次鸡尾酒会上隐隐约约听到一个传闻：伯德桑以及电力为人民服务会曾向红杉俱乐部请求经济上的支持。南希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即令是事实，她也可以肯定，以红杉俱乐部的财力和声望，它是不会和戴维伯德桑之流打交道的。不过，她多年来就形成了四处打听的习惯，所以她已经放出了一些触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结果。
接着发生了一件令南希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一月里有一天，她开着那辆默塞德斯450sl型小轿车，碰巧看见戴维伯德桑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走着。她不假思索就决定跟踪他。她把车急忙开到就近一个无人管理的停车场以后，就步行跟在他后面，同时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以免被他发现。接着发生的事就象是侦探小说里的情节一样。
虽然南希十分肯定伯德桑并没有看见她，可是伯德桑的行径却象是已料到有人要跟踪他，因而决心摆脱盯梢似的。起先，他走进一家旅馆的熙熙攘攘的大厅。他向四周围扫了一眼，就一闪身走进男厕所。几分钟以后他又走了出来，戴着一副墨镜和一顶软呢帽，而在这以前，他头上什么也没有戴。他这番乔装打扮没骗过南希。然而他的外貌确是改变了。她意识到，如果伯德桑一开头就是这样打扮，她可能就不会注意到他了。他从这家旅馆的一个旁门走了出去。南希让他先走了相当一段路之后，才跟了上去。
就在这工夫她几乎把伯德桑给丢了。因为他在旅馆前边一点的地方，坐上了公共汽车，车子马上把门一关，开走了。
她来不及回去开自己的车子了。幸好一辆出租汽车开了过来。南希叫住车子。开车的是个年纪轻轻的黑人。她亮出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对他说：“盯住这辆公共汽车，但不要让人察觉我们在跟着它。可是每次车子停站的时候，我都要看看谁下车了。”
司机马上明白了。“行，小姐！您就坐在后边吧。交给我了，没错儿。”
司机聪明能干，点子很多。他两次把公共汽车甩在后边，而每一次又都灵巧地把车子开到靠右边的那条车道，这样，在外道上行驶的公共汽车就会从他的车旁驶过。当两辆车距离很近的时候，南希就把头转了过去。但只要公共汽车停下来，有乘客上下，出租汽车就总是开在她可以看得清楚这些乘客的位置上。过了似乎很长的时间，伯德桑都没有露面，南希甚至怀疑是否到头来还是把他丢了。后来，在距离他上车地点大约四英里左右的地方，他下车了。
她看得见他东张西望。
“就是那个有胡子的，”她对司机说。
“我看见他了！”开车的加快速度从他身旁开了过去，也没朝伯德桑那个方向看一眼，然后就把车子靠边道停下。“别掉头，小姐。我在镜子里看着他呢！现在他在过马路。”一两分钟以后，司机说：“真见鬼！他又上了另一辆公共汽车！”
他们又跟着这第二辆公共汽车。车子朝相反的方向开，走了一段回头路。这一回，伯德桑过了几个街口就下车了，又向四周张望，附近有几辆出租汽车停着，伯德桑坐上了第一辆。当车子开走的时候，南希看得出他从车子的后窗朝外看。
她作了另一个决定，对司机说：“让他走吧。把我送回市中心去。”
她是这样想的：好运不要走过了头。她希望伯德桑刚才没有发现她的出租汽车在后面跟着他，可是如果她继续跟下去，毫无疑问，他是会发现的。他上哪儿去，干什么去，要解开这个谜还得另想办法才行。
“哎呀，小姐！真摸不透您的心思，”开车的在车子换过方向以后嘟囔说“起先您要跟那个家伙，咱干得不错。可您现在又不干了。”他接着咕哝说“连开过去记下那辆车子的牌照都没办到！”
因为他出了大力，她决定解释一下她为什么不愿意跟得太近，不愿意被对方发觉。他先是听着，然后点了点头说：“明白了。”
几分钟以后，这个年轻的司机转过头来问：“您还打算了解这个大胡子上哪儿去吗？”
“是的。南希说。她越想伯德桑所采取的那些煞费苦心的防范措施，越是深信这里边有重大的情况。她一定得了解这个情况。
司机问：“您知道这家伙常呆在哪儿吗？”
“你问的是他家的住址吗？不知道，不过这不难打听到。”
“也许我们可以作一笔交易，”司机说。“我说的是我，还有我的两个朋友。他们都没有工作，但自己有车，车上有无线电话。我车上也有无线电话。我们三个人可以轮流盯这个大胡子的梢，换来换去，这样他就不会老是看见同一辆车了。我们三个用电话联系。这样，一个人要休息，就叫另一个来接替。”
“但要做到这一点，”南希指出“你们就得整天监视着他。”
“这个办得到。我刚说过，我那两个朋友没工作。”
这个主意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她问道：“这得要多少钱？”
“得算一算，... -->>
南希莫利诺的直觉告诉她，她碰上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这可能是一条重大的新闻，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事还没成形，也不具体。此外，也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她还不知道她究竟要调查些什么。另一个是，她需要给加利福尼亚检查报搞别的日常报道工作，这就限制了她进行那捉摸不定的调查的时间。更加重她的困难的是，她还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这件事，特别是没有跟加利福尼亚检查报那位本市新闻编辑主任谈起过。这位主任总是催命似的要你拿出成果，而丝毫不理解，施展巧计和耐心等待有时也是一个优秀记者的极其重要的两种手段。就南希来说，这二者她都兼备。
自从那次在金州电力公司股东年会上，尼姆哥尔德曼怒气冲冲地对她建议说“你为什么不去调查调查他？”以来，她一直在使用那两种手段。
“他”指的是戴维伯德桑。
当然哥尔德曼当时是发了脾气，根本没指望她认真对待他的建议。但是经过思考之后，南希却真的这样做了。
她早就对伯德桑感到奇怪。南希往往觉得那些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的人们，或者说希望你认为他们是站在那一边的人们，有些靠不住。而戴维伯德桑就是这种人，南希通过亲身经历，深知这种满口“自由”、“人民”、“为人做好事的正人君子们”往往一心想当“老大”而把别人撇在老远老远的后面，捡些残羹剩饭。她亲眼见过的这种情形简直是多得很——不仅白人里有，黑人里也有。
南希的父亲，米洛莫利诺不是一个自由派的以公益为己任的人。他是个建筑业的承包商。他一辈子都直言不讳地追求一个目标：把自己从一个出生在路易斯安那1农村的黑人家庭的穷孩子变成一个有钱人。他成功了，而且是老老实实干成功的。现在，他确实成了一个大富翁。
但是，她的父亲，南希注意到，通过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公平合理的工资，以及尊重别人作人的尊严，给他的同族同胞造的福，超过一千名政治活动家之流。那些人，正如人们所说的，是“从来不必出钱付给别人工资的”
她瞧不起某些自由主义者，包括那些白人。他们做出一副要凭他们个人对三百年来黑人受的奴役赎罪的样子。这些白痴的行为使人感到：只要是黑人，就从来不会干出什么错事——不会。南希拿这些人寻开心，对他们傲慢无礼，看着他们逆来顺受，不计较她不可饶恕的行为。而这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是个黑人。每当他们这样做，她对他们的轻蔑就更增加一分。
她倒并不看不起尼姆哥尔德曼。事实上，她反而逐渐喜欢他，佩服他了。不过尼姆要是知道了，他会大吃一惊的。
哥尔德曼恨她戆直，这一点她一也知道。他十分坦率地恨她，从不设法加以掩饰：他恨这样的记者，也恨这样的女人。南希十分明白，这种恨，与她的肤色无关，即使她是个白种人、黄种人、或者皮肤略带紫色，这种恨也是同样强烈的。就他恨南希莫利诺这一点上说，哥尔德曼可以说是个色盲。
这倒也好，事情本来就该这样。因此，南希尊敬他。
她有点反常地喜欢惹哥尔德曼生气，她自己也认为这是反常的。那才真是叫人高兴！当然，过分了也就不好。有两回她确实弄得他狼狈不堪，可是再继续这样搞下去，她也觉得不公平了。再者，这家伙真是有种，而且正直。而那次听证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那些卑鄙的“正人君子”是不配这样的评语的。哥尔德曼在那次会上说了老实话，后来就被人家堵住了嘴。
关于这次听证会，她不得不照实写了一篇报道，因为她引以自豪的是她首先是一个好记者，而这就意味着要冷酷无情，把个人的情感和好恶放在第二位。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妨碍她对哥尔德曼表示同情，衷心为他祝福。
如果有朝一日她能和他更熟悉一些——看来这是不大可能的事——她会告诉他所有这些想法的。
同时，南希莫利诺还认为，她不再把哥尔德曼当作靶子，而把注意力转移到戴维伯德桑身上，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公道的。
对伯德桑她当然决不赞赏。即使根据她目前进行的初步调查，她也十分肯定这是个冒牌货，甚至还可能是个骗子手。
在金州公司股东大会后不久，她就悄悄地开始调查伯德桑搞的这个电力为人民服务会。这花了好几个月的工夫，因为她只能利用工作的余暇来进行，而有几段相当长的时间，她根本抽不出空来。不过，尽管进展缓慢，结果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南希发现，伯德桑是在四年前成立这个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那时，通货膨胀，加上石油价格上涨，使电力煤气的费用大大增加了。毫无疑问，这些费用的增长给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造成了很大困难。就在这时，伯德桑公开宣布他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战士了。
他的浮夸招摇立即引起了舆论界的注意。于是他利用这一点把成千上万的人拉进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雇用了一大群大学生挨家为他宣传。南希找到了几名给他干过这种事的人，这些人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他们无一例外，都对这一番经历深表不满。
“我们当时以为做的是高尚的事情，是帮助贫苦大众，”一个当时的大学生，现在做建筑师的人告诉南希说。“但是我们发觉，我们干的主要是给戴维伯德桑个人帮了忙。”
这位提供情况的人接着讲：“我们出去宣传的时候，都带上发给我们的请愿书。这都是伯德桑让人印好的，请愿的对象是州长、州的参众两院、公用事业委员会等等，应有尽有。请愿书强烈要求‘对经济困难的居民用户降低电力煤气价格’。我们挨家挨户地请人家签名。真见鬼！你说谁会不签？几乎每个人都签了名。”
另一位替他搞过宣传的人——一位答应南希在这同一时间来介绍情况的妇女——接着说下去：“伯德桑要我们等到签了名之后（而不是在签名之前）就向签名的人解释：组织请愿这种事是费钱的。请大家给这次请愿运动捐款三元好吗？这三块钱还包括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一年的会费。到这会儿，跟我们交谈的这些人也觉得我们为这件事出了不少力，应该向我们表示谢意，这一着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心理，伯德桑对这是非常拿手的。结果很少有人，哪怕是贫苦户，不肯捐这三块钱的。”
“我想，这本身也没有什么不正当，”那位年轻的建筑师说。“除非你认为募捐的款项大大超过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实际需要，才是不正当的。但是，伯德桑对待替他干活的学生的办法就不同了，那才是地地道道的欺骗。”
“伯德桑答应我们，”那个青年妇女说“每捐到三元钱拿出一元给我们作工资。但他坚持全部捐款必须先交给他，说是为了入账，以后再付给我们工资。付给我们钱的时候真是‘以后’了，而且是‘大大以后’了。甚至就是那么晚，我们实际得到的工资只是本来答应给的四分之一，每三块钱里我们实得两角五分，而不是一元。当然，我们和他争执过，但他只是一个劲地说我们当初误会了。”
南希问：“你们当时没有文字上的凭据？”
“没有，我们当时相信他。无论怎么说，他是站在穷人这一边反对大企业的，或者说我们当时以为他是这么一个人。”
“另外，”建筑师又说“我们后来才发现，伯德桑有意识地跟我们分别单独谈话。这样，我们就没有证人了。可是如果要说我们误解了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的误解居然都是完全一样的。”
“根本不是什么误解的问题。”那年轻女人说“伯德桑是个骗子。”
南希莫利诺请这两个人和一些别的人估计一下总共捐了多少钱。伯德桑在公开声明中说，电力为人民服务会有两万五千名会员。但是和南希交谈过的大部分人都相信实际数字要大得多，也许有三万五千名会员。果然是这样，那么扣除了付给别人的工资，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第一年的收入可能接近十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现款。
“你看真是开玩笑，”建筑师在南希告诉他这个估计数字的时候说道。“伯德桑的这个行当就是赚钱！”他懊丧地说“也许我搞错了行当吧。”
南希发现的另一情况是，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捐款活动还在继续进行。
戴维伯德桑还在雇用大学生，——总归有需要打零活挣钱的新一代大学生。他的目标是每年发展更多的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会员，同时也动员现有会员继续参加。看上去伯德桑目前不再欺骗雇用的大学生了，他或许意识到他不可能永远这么干而不被人抓住。不过肯定是有一大笔现款又流进了电力为人民服务会。
这笔钱伯德桑是怎么花的？似乎难于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不错，他的确在好几条战线上积极地、大声疾呼地反对金州电力公司，有时还很有成绩，于是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很多成员就相信他们的钱并没有白花。不过南希对这却很怀疑。
在一个会计师的帮助下，南希计算了一番，即使把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费用打得最宽，即使把伯德桑个人的薪金也扣去，他也没法花掉大半数的收入。那么，剩下的钱呢？最大的可能是，伯德桑既然完全控制着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他正在把这笔钱侵吞掉。
不过，南希提不出什么证据。至少目前还提不出来。
南希的那位会计师顾问说，最终国内税收局也许会要求电力为人民服务会和伯德桑清算账目，但他又指出，国内税收局人力不足是尽人皆知的。因此，很多所谓非盈利机构的账目从未进行过审计，他们可以搞财务上的骗局而逍遥法外。
会计师问：南希是否希望他秘密地向国内税收局通个风？她断然回答：不要。她现在还不想向任何人通风。
南希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位会计师的帮助，是因为她父亲是这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大主顾，米洛莫利诺公司经常延聘的一位律师也同样帮忙，南希把那些过去受伯德桑雇用的大学生带到律师那里去，请他们写宣誓书，证明他们所说的全是事实。这些人学生也都乐于合作。
她在仔细地积累材料。
南希莫利诺了解到，伯德桑还有来自大学讲课和写作的收入。这当然没有什么不正当，也没什么奇特可言。但这却加深了她的好奇心：伯德桑用这些钱究竟干些什么呢？接着，她又在一次鸡尾酒会上隐隐约约听到一个传闻：伯德桑以及电力为人民服务会曾向红杉俱乐部请求经济上的支持。南希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即令是事实，她也可以肯定，以红杉俱乐部的财力和声望，它是不会和戴维伯德桑之流打交道的。不过，她多年来就形成了四处打听的习惯，所以她已经放出了一些触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结果。
接着发生了一件令南希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一月里有一天，她开着那辆默塞德斯450sl型小轿车，碰巧看见戴维伯德桑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走着。她不假思索就决定跟踪他。她把车急忙开到就近一个无人管理的停车场以后，就步行跟在他后面，同时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以免被他发现。接着发生的事就象是侦探小说里的情节一样。
虽然南希十分肯定伯德桑并没有看见她，可是伯德桑的行径却象是已料到有人要跟踪他，因而决心摆脱盯梢似的。起先，他走进一家旅馆的熙熙攘攘的大厅。他向四周围扫了一眼，就一闪身走进男厕所。几分钟以后他又走了出来，戴着一副墨镜和一顶软呢帽，而在这以前，他头上什么也没有戴。他这番乔装打扮没骗过南希。然而他的外貌确是改变了。她意识到，如果伯德桑一开头就是这样打扮，她可能就不会注意到他了。他从这家旅馆的一个旁门走了出去。南希让他先走了相当一段路之后，才跟了上去。
就在这工夫她几乎把伯德桑给丢了。因为他在旅馆前边一点的地方，坐上了公共汽车，车子马上把门一关，开走了。
她来不及回去开自己的车子了。幸好一辆出租汽车开了过来。南希叫住车子。开车的是个年纪轻轻的黑人。她亮出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对他说：“盯住这辆公共汽车，但不要让人察觉我们在跟着它。可是每次车子停站的时候，我都要看看谁下车了。”
司机马上明白了。“行，小姐！您就坐在后边吧。交给我了，没错儿。”
司机聪明能干，点子很多。他两次把公共汽车甩在后边，而每一次又都灵巧地把车子开到靠右边的那条车道，这样，在外道上行驶的公共汽车就会从他的车旁驶过。当两辆车距离很近的时候，南希就把头转了过去。但只要公共汽车停下来，有乘客上下，出租汽车就总是开在她可以看得清楚这些乘客的位置上。过了似乎很长的时间，伯德桑都没有露面，南希甚至怀疑是否到头来还是把他丢了。后来，在距离他上车地点大约四英里左右的地方，他下车了。
她看得见他东张西望。
“就是那个有胡子的，”她对司机说。
“我看见他了！”开车的加快速度从他身旁开了过去，也没朝伯德桑那个方向看一眼，然后就把车子靠边道停下。“别掉头，小姐。我在镜子里看着他呢！现在他在过马路。”一两分钟以后，司机说：“真见鬼！他又上了另一辆公共汽车！”
他们又跟着这第二辆公共汽车。车子朝相反的方向开，走了一段回头路。这一回，伯德桑过了几个街口就下车了，又向四周张望，附近有几辆出租汽车停着，伯德桑坐上了第一辆。当车子开走的时候，南希看得出他从车子的后窗朝外看。
她作了另一个决定，对司机说：“让他走吧。把我送回市中心去。”
她是这样想的：好运不要走过了头。她希望伯德桑刚才没有发现她的出租汽车在后面跟着他，可是如果她继续跟下去，毫无疑问，他是会发现的。他上哪儿去，干什么去，要解开这个谜还得另想办法才行。
“哎呀，小姐！真摸不透您的心思，”开车的在车子换过方向以后嘟囔说“起先您要跟那个家伙，咱干得不错。可您现在又不干了。”他接着咕哝说“连开过去记下那辆车子的牌照都没办到！”
因为他出了大力，她决定解释一下她为什么不愿意跟得太近，不愿意被对方发觉。他先是听着，然后点了点头说：“明白了。”
几分钟以后，这个年轻的司机转过头来问：“您还打算了解这个大胡子上哪儿去吗？”
“是的。南希说。她越想伯德桑所采取的那些煞费苦心的防范措施，越是深信这里边有重大的情况。她一定得了解这个情况。
司机问：“您知道这家伙常呆在哪儿吗？”
“你问的是他家的住址吗？不知道，不过这不难打听到。”
“也许我们可以作一笔交易，”司机说。“我说的是我，还有我的两个朋友。他们都没有工作，但自己有车，车上有无线电话。我车上也有无线电话。我们三个人可以轮流盯这个大胡子的梢，换来换去，这样他就不会老是看见同一辆车了。我们三个用电话联系。这样，一个人要休息，就叫另一个来接替。”
“但要做到这一点，”南希指出“你们就得整天监视着他。”
“这个办得到。我刚说过，我那两个朋友没工作。”
这个主意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她问道：“这得要多少钱？”
“得算一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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