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www.biqugela.org,丑陋的中国人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带,做民俗、歌谣、语言的研究工作时,由一位乞丐带着他深入民间,到处寻访。他曾经用一个制钱换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围绕在他四周的中国孩子,交换俚语。而当地的人,对他这种行径,视作怪诞,甚至把他当做一个疯子。所以,司神父觉得中国人的学问,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架空。
“另外,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司神父继续他的话“中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案,得受什么处罚。这二者相辅相成,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所以,人民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
反观中国,在西化之前,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甚至连一己的性命,都认为是君王所赐,更遑论其他。传统中国社会中,权势假道德之名行使统治,领导阶层称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从权威,完全没有现代法治的观念,这是基本上很大的错误。
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中国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所以,对法律只有产生畏惧、逃避,甚至枉法、违法,基本上是因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
司神父下了一句断语:“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孔子那个时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论,完全没有立足余地。”停了一会,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继续说:“一个国家在上述那种单轨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两代就能改变,因为人民一下子还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这实在是历史文化累积的结果。譬如,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对民主毫无概念。”
“我们已有选举和立法机构。”我说。
“民主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须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国民。受了苦要知道怎么样去奋斗、争取,不是只坐着等政府来改善。我最常听到中国人民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没有办法!’对空气污染如此,对交通紊乱也如此,一切都‘没有办法’!”
司神父感慨地说:“归根究底是,中国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
“请你再说说,”我说“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难,专制、腐败、战争、贫穷、外侮、内乱,层出不穷,是不是这些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且,世界上别的国家受难之后,很快能复兴,为什么中国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涌,情感澎湃,表现出他对中国观察之深,对中国人寄望之殷。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口气提出了下面几个看法。
他认为中国复兴得慢,起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没有国的观念,中国人的美德、忠诚、爱心、保护力,都以家为目标,一切努力,到此为止。
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心目中,国家是一部收税的机器,也是一部剥削人民的机器。因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么过活,他本身是这部机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这部机器的被剥削者,他没有办法抗拒剥削,变成一种恶性循环(viciouscircle)。”
“你会不会太悲观了一点?”我问:“你不觉得我们在进步?”
“也许是有点悲观,但大致上说来,我觉得中国进步得太慢。至少,中国人对国家的观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变,”司神父心情沉重,说“中国有些在上层领导的人物,本身是个好人,可是,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这种上下层人物不能沟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从贫穷出身,但,一旦当权之后,不但不再设身处地,站在原来自己那个阶层发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认为穷人是懒惰、活该。”
司神父引用自身一个例证,说明中国人很怕面对自己的弱点。他从书架上拿出一叠资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诗人杨君的诗,拿给我看。“我知道他,杨君是他写诗的笔名,他姓王,曾经在台大”我的话未完。
“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写给我的诗:献给一位比利时汉学家。因为,他当时需要一份教职,要我介绍他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本来他对我很尊敬,也很感激。但,有一回,他在课堂上讲授诗歌,他的学生对他的讲法有疑问,转来请教我,而我的讲法和他有所抵触,从此,他就不再理我了。这次在我来台湾之前,曾写信给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诗人杨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么,使我觉得他以前的献诗是一种伪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说,一面摩挲着杨君写给他的诗,我接过来,看到诗句中说———
你看到每棵树都在长大繁荣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着护卫着
我感觉得到,这位曾经受过司神父推荐的中国诗人杨君,已经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
司神父忽然振作地说:
“我们再来谈国家问题吧。”
“第二,中国文明发展到清初,达到了极点,自以为四海之内,惟我独尊,闭锁的心态使中国对外来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老大与僵固,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力。
第三,中国人被船坚炮利的事实说服,发现必须向西方吸收科技时,中国在内政上矛盾与冲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学习科技的主张上,也缺乏一套统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较,日本可就有计划得多。他们一旦认定这是生存之道,马上选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
“我亲眼看到那时被派到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司神父说“有些资质不好,通不过考试,被学校淘汰,却从此居留下来,中国政府没有想办法更换。日本则不然,日本在选派人才时,十分严格甄选,一旦在外成绩不佳,马上另派人来替换,而且,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建设。中国的留学教育,就缺乏这样一套有效的办法。”
“第四,中国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强悍,中国人一切听天由命惯了,以色列人则还击力(fightback)很强,遇到苦难,他们会挣扎,要对方付出代价。中国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话,一笔勾销。
第五,中国人不知道法治为何物,德国人则向来惟法是从,对纪律之重视,举世无匹。所以,希特勒只是因缘际会,在优秀的日耳曼人身上,建立自己的功勋,并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耐,而是人民训练有素。正因此,二次战败后的德国,很快就找到自己复兴的轨道。中国人的‘没有办法’,与德国人的‘守法’,正好相反。
从以上五点来看,中国人之所以复兴得慢,实在是有以致之。”
司神父结束了纵横的议论,久久无语。
“你知道吗?”在沉默了一阵之后,司神父说“我是一九三七年到中国来的。在我来中国之前,很早就对中国好感与好奇。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读到利玛窦到中国的故事,种下了我日后到中国的种子。另外有件事,使我对中国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亲自到中国来的动机。”
司神父曾经读到一篇报道赛珍珠(pearlsydenstrickerbuck)在纽约,应中国留学生邀宴的文章。赛珍珠在筵席间当场宣布,她准备把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学时,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顿时提出异议,这些留学生认为把中国下层社会的黑暗面,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吃人肉等残酷的暴行,介绍到外国去,无疑是一件丢中国人脸的事,他们希望赛珍珠翻译一本描写中国人纯洁无邪的书。司神父对这些留学生的意见,感到异常震惊,他说:
“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持这样的看法,认为水浒传是中国人的耻辱,难道不知道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情欲,都有人性的黑暗面?有谁会因莎士比亚写邪恶的人物、淫荡的女子,就会轻视英国的文化?因此,这些中国留学生给我的印象是,他们自欺得厉害。这种‘自欺’(self-delusion),实在是中国人的好面子,喜欢蒙骗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有没有优点?”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
“当然有,”司神父首先举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国人相处,开始时他们很多疑,但一处久了之后,他们对人非常忠心。”
“什么叫‘忠心’?”我问。
“譬如,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帮助你,为你服务,保护你。中国人当他们一旦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时———虽然,那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愿意无条件为你做许多事,且不求回报。
其次,中国人很富于外交能力。中国人天生就富口才,个个是外交家。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他都有令人难以拒绝的本领,使你为了说一个‘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算是优点吗?”我问。
“起码,那是一种性格的特质(quality),”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是巨大无比的。”看过中国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体验过中国人近代纷乱迭起的变迁,司神父说“我没有看过比中国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点,”司神父继续说“中国人对知识学问充满了崇仰,学习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说,中国人喜欢上学,却不喜欢读书,”我提出质疑“你以为如何?”
“中国人的确喜欢上学,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但,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
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钻研数十年,跻身于中国学术界最高阶层──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说“在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和中下阶层的中国人相处,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打交道。我发现上流人士中,有许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项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上流人士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虽然,他们有时慈悲为怀,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应采取变革,竟毫无概念。从头到尾,他们一贯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变。”
我想起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变,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见我坠入沉思,继续高昂地说“中下阶层的小市民当然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中,并不是完全清白无辜,但,他们那种对苦难的承担,和无休无止做苦力的精神,与生俱来的谦卑和殷勤,实在是令我心折,尽管他们语言粗鲁,但,在我的面前,他们从不失敏感和纤细。”
从客观立场来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司神父,在他发表了那么丰富的言论之后,我想听听他再谈谈儒家。
“你对儒家是全盘否定?”我问。
“应该这么说,”司神父又补充说“对儒家负面影响的看法,我曾经遭受过很强烈的反对。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但,总括来说,后来的儒家学派,对中国社会是一点助益也没有。虽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对暴政有革命权利’的思想,偶然也曾灵光一闪,但,却后继无人,即使有,也不曾发生过影响力!”
“我提出了中国人那么多的缺点,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会因此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忧虑,他认为一个外国人要批评中国人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忠言毕竟逆耳“不过,我这些‘丑话’,一点也没有‘丑化’中国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东西时,我会开玩笑地向旁边的人说:‘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来帮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觉得我的话惊世骇俗,把我当做一个行为不检的神父来看待,你说糟不糟!”
“我听得懂你的话,”我告诉司神父,我说“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为,我也常常找不到东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
带,做民俗、歌谣、语言的研究工作时,由一位乞丐带着他深入民间,到处寻访。他曾经用一个制钱换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围绕在他四周的中国孩子,交换俚语。而当地的人,对他这种行径,视作怪诞,甚至把他当做一个疯子。所以,司神父觉得中国人的学问,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架空。
“另外,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司神父继续他的话“中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案,得受什么处罚。这二者相辅相成,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所以,人民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
反观中国,在西化之前,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甚至连一己的性命,都认为是君王所赐,更遑论其他。传统中国社会中,权势假道德之名行使统治,领导阶层称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从权威,完全没有现代法治的观念,这是基本上很大的错误。
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中国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所以,对法律只有产生畏惧、逃避,甚至枉法、违法,基本上是因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
司神父下了一句断语:“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孔子那个时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论,完全没有立足余地。”停了一会,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继续说:“一个国家在上述那种单轨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两代就能改变,因为人民一下子还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这实在是历史文化累积的结果。譬如,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对民主毫无概念。”
“我们已有选举和立法机构。”我说。
“民主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须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国民。受了苦要知道怎么样去奋斗、争取,不是只坐着等政府来改善。我最常听到中国人民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没有办法!’对空气污染如此,对交通紊乱也如此,一切都‘没有办法’!”
司神父感慨地说:“归根究底是,中国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
“请你再说说,”我说“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难,专制、腐败、战争、贫穷、外侮、内乱,层出不穷,是不是这些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且,世界上别的国家受难之后,很快能复兴,为什么中国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涌,情感澎湃,表现出他对中国观察之深,对中国人寄望之殷。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口气提出了下面几个看法。
他认为中国复兴得慢,起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没有国的观念,中国人的美德、忠诚、爱心、保护力,都以家为目标,一切努力,到此为止。
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心目中,国家是一部收税的机器,也是一部剥削人民的机器。因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么过活,他本身是这部机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这部机器的被剥削者,他没有办法抗拒剥削,变成一种恶性循环(viciouscircle)。”
“你会不会太悲观了一点?”我问:“你不觉得我们在进步?”
“也许是有点悲观,但大致上说来,我觉得中国进步得太慢。至少,中国人对国家的观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变,”司神父心情沉重,说“中国有些在上层领导的人物,本身是个好人,可是,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这种上下层人物不能沟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从贫穷出身,但,一旦当权之后,不但不再设身处地,站在原来自己那个阶层发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认为穷人是懒惰、活该。”
司神父引用自身一个例证,说明中国人很怕面对自己的弱点。他从书架上拿出一叠资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诗人杨君的诗,拿给我看。“我知道他,杨君是他写诗的笔名,他姓王,曾经在台大”我的话未完。
“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写给我的诗:献给一位比利时汉学家。因为,他当时需要一份教职,要我介绍他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本来他对我很尊敬,也很感激。但,有一回,他在课堂上讲授诗歌,他的学生对他的讲法有疑问,转来请教我,而我的讲法和他有所抵触,从此,他就不再理我了。这次在我来台湾之前,曾写信给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诗人杨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么,使我觉得他以前的献诗是一种伪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说,一面摩挲着杨君写给他的诗,我接过来,看到诗句中说———
你看到每棵树都在长大繁荣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着护卫着
我感觉得到,这位曾经受过司神父推荐的中国诗人杨君,已经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
司神父忽然振作地说:
“我们再来谈国家问题吧。”
“第二,中国文明发展到清初,达到了极点,自以为四海之内,惟我独尊,闭锁的心态使中国对外来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老大与僵固,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力。
第三,中国人被船坚炮利的事实说服,发现必须向西方吸收科技时,中国在内政上矛盾与冲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学习科技的主张上,也缺乏一套统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较,日本可就有计划得多。他们一旦认定这是生存之道,马上选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
“我亲眼看到那时被派到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司神父说“有些资质不好,通不过考试,被学校淘汰,却从此居留下来,中国政府没有想办法更换。日本则不然,日本在选派人才时,十分严格甄选,一旦在外成绩不佳,马上另派人来替换,而且,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建设。中国的留学教育,就缺乏这样一套有效的办法。”
“第四,中国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强悍,中国人一切听天由命惯了,以色列人则还击力(fightback)很强,遇到苦难,他们会挣扎,要对方付出代价。中国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话,一笔勾销。
第五,中国人不知道法治为何物,德国人则向来惟法是从,对纪律之重视,举世无匹。所以,希特勒只是因缘际会,在优秀的日耳曼人身上,建立自己的功勋,并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耐,而是人民训练有素。正因此,二次战败后的德国,很快就找到自己复兴的轨道。中国人的‘没有办法’,与德国人的‘守法’,正好相反。
从以上五点来看,中国人之所以复兴得慢,实在是有以致之。”
司神父结束了纵横的议论,久久无语。
“你知道吗?”在沉默了一阵之后,司神父说“我是一九三七年到中国来的。在我来中国之前,很早就对中国好感与好奇。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读到利玛窦到中国的故事,种下了我日后到中国的种子。另外有件事,使我对中国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亲自到中国来的动机。”
司神父曾经读到一篇报道赛珍珠(pearlsydenstrickerbuck)在纽约,应中国留学生邀宴的文章。赛珍珠在筵席间当场宣布,她准备把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学时,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顿时提出异议,这些留学生认为把中国下层社会的黑暗面,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吃人肉等残酷的暴行,介绍到外国去,无疑是一件丢中国人脸的事,他们希望赛珍珠翻译一本描写中国人纯洁无邪的书。司神父对这些留学生的意见,感到异常震惊,他说:
“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持这样的看法,认为水浒传是中国人的耻辱,难道不知道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情欲,都有人性的黑暗面?有谁会因莎士比亚写邪恶的人物、淫荡的女子,就会轻视英国的文化?因此,这些中国留学生给我的印象是,他们自欺得厉害。这种‘自欺’(self-delusion),实在是中国人的好面子,喜欢蒙骗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有没有优点?”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
“当然有,”司神父首先举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国人相处,开始时他们很多疑,但一处久了之后,他们对人非常忠心。”
“什么叫‘忠心’?”我问。
“譬如,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帮助你,为你服务,保护你。中国人当他们一旦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时———虽然,那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愿意无条件为你做许多事,且不求回报。
其次,中国人很富于外交能力。中国人天生就富口才,个个是外交家。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他都有令人难以拒绝的本领,使你为了说一个‘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算是优点吗?”我问。
“起码,那是一种性格的特质(quality),”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是巨大无比的。”看过中国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体验过中国人近代纷乱迭起的变迁,司神父说“我没有看过比中国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点,”司神父继续说“中国人对知识学问充满了崇仰,学习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说,中国人喜欢上学,却不喜欢读书,”我提出质疑“你以为如何?”
“中国人的确喜欢上学,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但,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
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钻研数十年,跻身于中国学术界最高阶层──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说“在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和中下阶层的中国人相处,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打交道。我发现上流人士中,有许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项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上流人士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虽然,他们有时慈悲为怀,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应采取变革,竟毫无概念。从头到尾,他们一贯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变。”
我想起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变,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见我坠入沉思,继续高昂地说“中下阶层的小市民当然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中,并不是完全清白无辜,但,他们那种对苦难的承担,和无休无止做苦力的精神,与生俱来的谦卑和殷勤,实在是令我心折,尽管他们语言粗鲁,但,在我的面前,他们从不失敏感和纤细。”
从客观立场来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司神父,在他发表了那么丰富的言论之后,我想听听他再谈谈儒家。
“你对儒家是全盘否定?”我问。
“应该这么说,”司神父又补充说“对儒家负面影响的看法,我曾经遭受过很强烈的反对。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但,总括来说,后来的儒家学派,对中国社会是一点助益也没有。虽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对暴政有革命权利’的思想,偶然也曾灵光一闪,但,却后继无人,即使有,也不曾发生过影响力!”
“我提出了中国人那么多的缺点,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会因此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忧虑,他认为一个外国人要批评中国人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忠言毕竟逆耳“不过,我这些‘丑话’,一点也没有‘丑化’中国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东西时,我会开玩笑地向旁边的人说:‘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来帮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觉得我的话惊世骇俗,把我当做一个行为不检的神父来看待,你说糟不糟!”
“我听得懂你的话,”我告诉司神父,我说“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为,我也常常找不到东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