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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统一需要很多条件，无数的人命就是通向统一的必然条件之一，袁绍留在南岸的那八万大军最终都没有通过淮水。有将近两万人战死或者被淹死，其他的都做了俘虏。而越过淮水的那两万袁绍军最终也没有逃掉，再下蔡城外遭到了陈到的伏击，全军覆没，袁绍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找到，被陈到活擒。
在第三天，陈到带着袁绍围着寿春城转了一圈。仅仅一天之后，被围困长达两个多月的寿春城终于打开了大门，不过开门献城的并不是陶谦，而是陶谦的儿子陶商。那个雄心勃勃想要做上扬州刺史位置的人已经于昨夜去世了，努力的去追赶他主公前进的步伐了。
一场全国性的大混战终于结束了，作为它的终结是交州刺史士燮的卸任，代替他的是小将孙策。至此，三国乱世最终没有能够完全形成，就被压制了。孝献皇帝乙初平四年（癸酉，公元一九三年）五月三日，汉献帝在长安正式宣布了要禅让给我。因为此前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把禅让的信息放了出去，所以虽然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是，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波折。而且这些世族现在也明白了，跟我对着干纯粹是找死，所以都自觉地把嘴闭了起来，毕竟我这一族现在已经认祖归宗，从新姓刘了，而且国号也没改，所以不会像王莽篡全那么恐怖。
不过，管不住自己嘴的人也不是没有，那些为袁术，袁绍兄弟辩护的人，还是有几个的，而且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臣。尤其令他们不满的是我给这两个人安的罪名居然是战犯和叛国罪，虽然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战犯。但是随着新修订的大汉律条的制定，这些人终于明白了控制军队，挑起战争原来就是战犯，而对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和老百姓赎罪就成了战争后他们应负的责任，于是这种声音越来越小了。叛国罪的认定就更简单了，挑起内战就是叛国罪。
这些老臣们在经过我的禅让典礼后，终于知道我的想法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毕竟儒家经典上也是这么讲的。我在大殿上说出了本应该是几百年后李世民常说的那段话：“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登基以后，我就在大殿上宣布了一系列的亲民政策。发展民生，并剥夺世家贵族的过大的权力。首先调整了政府机构，把政府来了个大变样，把立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独立了出来，利用立法权力限制了奴隶的悲惨生活，规定了一个奴隶为奴的时间不能超过十年。超过十年，则自动成为贫民，可以从政府领取一部分的生活费，开始新的生活，原来的主人不得干涉。而且我们还规定了奴隶的孩子是平民的政策，彻底否定了世族对这些弱者生存权的掠夺。
这一项政策是针对世家虐待和随意伤害奴隶设置的，他们每一家都有无数的奴隶，多的甚至有十万人。而奴隶的社会地位又十分低下，基本上上就算被住家杀死了也不用负任何刑事责任，顶多就是交笔钱算了。所以必须缩短奴隶的工作年限和奴隶对自己家主的归属感，否则人口上不来会影响很多事情的。
世族对待奴隶的态度对人口的增长是十分不利的。虽然我的提前介入，使这场历史上打了百年的战争只用了十分之一的时间就提前结束了，但是人口上的损失还是巨大的。据最新的统计，现在整个大汉境内，能够统计到的人口，已经降低了接近一千五百万。从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一百五十三年）的五千六百四十七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续汉书-郡国志五》，直接下降为四千二百二十万人。而且这些人里还包括了已经转变成汉族的匈奴，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以前的统计数字却只是针对汉人的。
所以我必须采取这种方式，降低人口的消耗，否则，占领全球的梦想根本就无法实现。而且这些奴隶跟世族的关系实在是太紧密了，他们拿上刀枪就是一只几千上万人的队伍，虽然训练不足，但是在战乱时期，也会成为一只可怕的私军，可以保护家主不受侵害。可是现在是和平时期，他们的存在，就是政府执法的障碍，甚至成为了不安定的因素，所以，一定要消减。
这一条实际上也很好的解决了外族对汉民的仇视，因为奴隶的来源大部分是外族。虽然汉民在失去土地之后也可能会沦为奴隶，不过，他们在战争中找到了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当兵，哪怕是当贼，在招安后也能获得一部分可观的收入，就算最终被裁减回家，政府给的一些解散费用，也足够他们活两年的了。
一个国家的统一需要很多条件，无数的人命就是通向统一的必然条件之一，袁绍留在南岸的那八万大军最终都没有通过淮水。有将近两万人战死或者被淹死，其他的都做了俘虏。而越过淮水的那两万袁绍军最终也没有逃掉，再下蔡城外遭到了陈到的伏击，全军覆没，袁绍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找到，被陈到活擒。
在第三天，陈到带着袁绍围着寿春城转了一圈。仅仅一天之后，被围困长达两个多月的寿春城终于打开了大门，不过开门献城的并不是陶谦，而是陶谦的儿子陶商。那个雄心勃勃想要做上扬州刺史位置的人已经于昨夜去世了，努力的去追赶他主公前进的步伐了。
一场全国性的大混战终于结束了，作为它的终结是交州刺史士燮的卸任，代替他的是小将孙策。至此，三国乱世最终没有能够完全形成，就被压制了。孝献皇帝乙初平四年（癸酉，公元一九三年）五月三日，汉献帝在长安正式宣布了要禅让给我。因为此前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把禅让的信息放了出去，所以虽然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是，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波折。而且这些世族现在也明白了，跟我对着干纯粹是找死，所以都自觉地把嘴闭了起来，毕竟我这一族现在已经认祖归宗，从新姓刘了，而且国号也没改，所以不会像王莽篡全那么恐怖。
不过，管不住自己嘴的人也不是没有，那些为袁术，袁绍兄弟辩护的人，还是有几个的，而且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臣。尤其令他们不满的是我给这两个人安的罪名居然是战犯和叛国罪，虽然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战犯。但是随着新修订的大汉律条的制定，这些人终于明白了控制军队，挑起战争原来就是战犯，而对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和老百姓赎罪就成了战争后他们应负的责任，于是这种声音越来越小了。叛国罪的认定就更简单了，挑起内战就是叛国罪。
这些老臣们在经过我的禅让典礼后，终于知道我的想法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毕竟儒家经典上也是这么讲的。我在大殿上说出了本应该是几百年后李世民常说的那段话：“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登基以后，我就在大殿上宣布了一系列的亲民政策。发展民生，并剥夺世家贵族的过大的权力。首先调整了政府机构，把政府来了个大变样，把立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独立了出来，利用立法权力限制了奴隶的悲惨生活，规定了一个奴隶为奴的时间不能超过十年。超过十年，则自动成为贫民，可以从政府领取一部分的生活费，开始新的生活，原来的主人不得干涉。而且我们还规定了奴隶的孩子是平民的政策，彻底否定了世族对这些弱者生存权的掠夺。
这一项政策是针对世家虐待和随意伤害奴隶设置的，他们每一家都有无数的奴隶，多的甚至有十万人。而奴隶的社会地位又十分低下，基本上上就算被住家杀死了也不用负任何刑事责任，顶多就是交笔钱算了。所以必须缩短奴隶的工作年限和奴隶对自己家主的归属感，否则人口上不来会影响很多事情的。
世族对待奴隶的态度对人口的增长是十分不利的。虽然我的提前介入，使这场历史上打了百年的战争只用了十分之一的时间就提前结束了，但是人口上的损失还是巨大的。据最新的统计，现在整个大汉境内，能够统计到的人口，已经降低了接近一千五百万。从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一百五十三年）的五千六百四十七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续汉书-郡国志五》，直接下降为四千二百二十万人。而且这些人里还包括了已经转变成汉族的匈奴，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以前的统计数字却只是针对汉人的。
所以我必须采取这种方式，降低人口的消耗，否则，占领全球的梦想根本就无法实现。而且这些奴隶跟世族的关系实在是太紧密了，他们拿上刀枪就是一只几千上万人的队伍，虽然训练不足，但是在战乱时期，也会成为一只可怕的私军，可以保护家主不受侵害。可是现在是和平时期，他们的存在，就是政府执法的障碍，甚至成为了不安定的因素，所以，一定要消减。
这一条实际上也很好的解决了外族对汉民的仇视，因为奴隶的来源大部分是外族。虽然汉民在失去土地之后也可能会沦为奴隶，不过，他们在战争中找到了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当兵，哪怕是当贼，在招安后也能获得一部分可观的收入，就算最终被裁减回家，政府给的一些解散费用，也足够他们活两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