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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405号公路上驱车向南，直奔机场而去。康纳凝神望着车窗外。外面的世界笼罩在一层淡淡的薄雾之中。
“在日本人的组织机构中，永远不会有人给你打这样的电话。局长把你给晾了出去。他自己一点责任都不承担——现在都成了你的事。他把一些与你不相干的事也怪罪到你的头上，像格雷厄姆的事，还有我的事。”说到这里康纳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日本人就不干这种事。日本人有一句名言：要解决问题，不要委过他人。在美国人的组织机构中，总是追究是谁的过失，然后这个人就该倒霉了。在日本人的组织机构中，首先考虑的是问题在哪里，该怎样解决，而不是去责怪什么人。他们这种办法就比较好。”
康纳眼睛望着窗外，沉默下来。此刻，我们正飞速驶过斯劳顿，濛濛薄雾中，马里纳高速公路巨大的弧形轮廓在我们头顶上方依稀可见。
我说道：“局长不过是有些蒙头转向罢了。”
“是啊，跟以往一样，不了解情况。即使如此，听他的口气，我们最好能在他明天早上起床之前连夜就把案子了结。”
“能做得到吗？”
“只要石仓交出录像带就行。”
这时电话铃又响起来。我抓起电话。
是石仓打来的。
我把电话递给康纳。
我隐约可以听见电话听筒里传出的石仓的声音。他似乎很紧张，用日语急促地说：“喂，喂，康纳先生。我给警卫室打过电话，可是没有人接。”
康纳用手捂着受话器，用英语翻译了他的话：“他给保安值班室打了电话，但没有人接电话。”
“后来，”对方仍然在说日语“我跟中央警卫室联系，让他们派人下来检查录像带。”
康纳用英语重复了他的话：“后来他跟保安中心联系，让他们派人下去检查录像带。”
“录像带统统都在录像机里，没有被人换过，一切都没有问题。”石仓说的还是日语。
康纳一边翻译他的话，一边直皱眉头。接着他用日语说：“我看录像带是被人换走了。你要把带子找回来！”
“康纳先生，一切都没有问题，你叫我怎么办？”
康纳听完后对我说：“他咬定一切都没有问题。”
“把带子找回来！”康纳用日语对他下命令似的说道，然后他对我说：“我告诉他我要那些录像带。”
“我已经说过带子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老缠着我要找带子？”
“我知道带子已经不在了。”康纳说着又冒出一句英语：“石仓先生，我了解的情况比你想象的要多。”接着又是日语：“我再说一遍，把带子找回来！”
康纳挂断电话，靠在坐椅上愤愤地骂道：“这帮狗杂种。他们一口咬定说没少带子。”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问道。
“他们决心与我们较量一番。”康纳望着窗外的车流，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牙齿。“他们敢于如此猖狂，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一个难以攻克的地位。这就意味着”
康纳陷入了沉思。随着路灯在我们头顶上方不断地掠闪而过，我从反光镜里看到他沉思的面孔不时地被照亮。“不，不，不。”他好像是在与某个人谈话似的说了这几个字。
“不什么？”
“这不大可能是格雷厄姆。”他摇摇头。“格雷厄姆胆子太大，而且过去的辫子太多。也不会是我。我的事已经是陈年旧账了。所以一定是你，彼得。”
“你在说什么呀？”我问道。
“石仓认为有一件事情让他抓住了把柄，”康纳说道“我觉得这件事跟你有关。”
“跟我？”
“是啊。而且肯定是一件个人的事情。你过去有什么能让人抓把柄的事吗？”
“什么样的事呢？”
“像犯有前科啦，被拘捕过啦，接受过内部事务调查啦，受过诸如酗酒、同性恋或跟踪妇女等不轨行为的指控啦。或者是否参加过吸毒康复治疗，与父母关系或与上司的关系上有没有问题等等。任何涉及个人的或职业上的问题，不管是哪个方面的问题。”
我耸耸肩说：“啊呀呀，哪有的事啊！”康纳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然后，他说道：“他们认为他们抓住了你的什么把柄，彼得。”
“我离了婚，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我有个小女儿，叫米歇尔，才两岁。”
“唔”“我现在的生活很平静。我负责照管孩子。”
“那你妻子呢？”
“我的前妻是地方检察官办事处的律师。”
“你们什么时候离婚的？”
“两年前。”
“孩子出生之前？”
“刚出生。”
“为什么要离婚呢？”
“天啦，别人为什么离婚呢？”
康纳一声没吭。
“我们结婚只有一年。我们认识的时候她很年轻，才24岁。她对很多事情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是在法庭上相识的。她以为我是个刚毅、坚强，每天都在潜在的危险中生活的警探。她很喜欢我有一支枪。就这样，我们便有了关系。她怀孕之后不愿意做人工流产，而是提出要结婚。这只是出于她的某些浪漫的想法，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怀孕的日子很不好过，而且再做流产也为时太晚。没过多久，她就觉得她不喜欢和我生活在一起，原因是我的公寓住房太小，挣的钱也有限，而且又不住在布伦特伍德，而是住在卡尔弗城。等到孩子出世的时候，她的幻想似乎也完全破灭了。她说她铸成了一宗大错，说她要追求自己的事业，说她不想跟一个警察过一辈子，也不想带小孩。她说一切... -->>
我在405号公路上驱车向南，直奔机场而去。康纳凝神望着车窗外。外面的世界笼罩在一层淡淡的薄雾之中。
“在日本人的组织机构中，永远不会有人给你打这样的电话。局长把你给晾了出去。他自己一点责任都不承担——现在都成了你的事。他把一些与你不相干的事也怪罪到你的头上，像格雷厄姆的事，还有我的事。”说到这里康纳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日本人就不干这种事。日本人有一句名言：要解决问题，不要委过他人。在美国人的组织机构中，总是追究是谁的过失，然后这个人就该倒霉了。在日本人的组织机构中，首先考虑的是问题在哪里，该怎样解决，而不是去责怪什么人。他们这种办法就比较好。”
康纳眼睛望着窗外，沉默下来。此刻，我们正飞速驶过斯劳顿，濛濛薄雾中，马里纳高速公路巨大的弧形轮廓在我们头顶上方依稀可见。
我说道：“局长不过是有些蒙头转向罢了。”
“是啊，跟以往一样，不了解情况。即使如此，听他的口气，我们最好能在他明天早上起床之前连夜就把案子了结。”
“能做得到吗？”
“只要石仓交出录像带就行。”
这时电话铃又响起来。我抓起电话。
是石仓打来的。
我把电话递给康纳。
我隐约可以听见电话听筒里传出的石仓的声音。他似乎很紧张，用日语急促地说：“喂，喂，康纳先生。我给警卫室打过电话，可是没有人接。”
康纳用手捂着受话器，用英语翻译了他的话：“他给保安值班室打了电话，但没有人接电话。”
“后来，”对方仍然在说日语“我跟中央警卫室联系，让他们派人下来检查录像带。”
康纳用英语重复了他的话：“后来他跟保安中心联系，让他们派人下去检查录像带。”
“录像带统统都在录像机里，没有被人换过，一切都没有问题。”石仓说的还是日语。
康纳一边翻译他的话，一边直皱眉头。接着他用日语说：“我看录像带是被人换走了。你要把带子找回来！”
“康纳先生，一切都没有问题，你叫我怎么办？”
康纳听完后对我说：“他咬定一切都没有问题。”
“把带子找回来！”康纳用日语对他下命令似的说道，然后他对我说：“我告诉他我要那些录像带。”
“我已经说过带子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老缠着我要找带子？”
“我知道带子已经不在了。”康纳说着又冒出一句英语：“石仓先生，我了解的情况比你想象的要多。”接着又是日语：“我再说一遍，把带子找回来！”
康纳挂断电话，靠在坐椅上愤愤地骂道：“这帮狗杂种。他们一口咬定说没少带子。”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问道。
“他们决心与我们较量一番。”康纳望着窗外的车流，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牙齿。“他们敢于如此猖狂，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一个难以攻克的地位。这就意味着”
康纳陷入了沉思。随着路灯在我们头顶上方不断地掠闪而过，我从反光镜里看到他沉思的面孔不时地被照亮。“不，不，不。”他好像是在与某个人谈话似的说了这几个字。
“不什么？”
“这不大可能是格雷厄姆。”他摇摇头。“格雷厄姆胆子太大，而且过去的辫子太多。也不会是我。我的事已经是陈年旧账了。所以一定是你，彼得。”
“你在说什么呀？”我问道。
“石仓认为有一件事情让他抓住了把柄，”康纳说道“我觉得这件事跟你有关。”
“跟我？”
“是啊。而且肯定是一件个人的事情。你过去有什么能让人抓把柄的事吗？”
“什么样的事呢？”
“像犯有前科啦，被拘捕过啦，接受过内部事务调查啦，受过诸如酗酒、同性恋或跟踪妇女等不轨行为的指控啦。或者是否参加过吸毒康复治疗，与父母关系或与上司的关系上有没有问题等等。任何涉及个人的或职业上的问题，不管是哪个方面的问题。”
我耸耸肩说：“啊呀呀，哪有的事啊！”康纳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然后，他说道：“他们认为他们抓住了你的什么把柄，彼得。”
“我离了婚，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我有个小女儿，叫米歇尔，才两岁。”
“唔”“我现在的生活很平静。我负责照管孩子。”
“那你妻子呢？”
“我的前妻是地方检察官办事处的律师。”
“你们什么时候离婚的？”
“两年前。”
“孩子出生之前？”
“刚出生。”
“为什么要离婚呢？”
“天啦，别人为什么离婚呢？”
康纳一声没吭。
“我们结婚只有一年。我们认识的时候她很年轻，才24岁。她对很多事情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是在法庭上相识的。她以为我是个刚毅、坚强，每天都在潜在的危险中生活的警探。她很喜欢我有一支枪。就这样，我们便有了关系。她怀孕之后不愿意做人工流产，而是提出要结婚。这只是出于她的某些浪漫的想法，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怀孕的日子很不好过，而且再做流产也为时太晚。没过多久，她就觉得她不喜欢和我生活在一起，原因是我的公寓住房太小，挣的钱也有限，而且又不住在布伦特伍德，而是住在卡尔弗城。等到孩子出世的时候，她的幻想似乎也完全破灭了。她说她铸成了一宗大错，说她要追求自己的事业，说她不想跟一个警察过一辈子，也不想带小孩。她说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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