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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工种，不经培训是不能上岗的。初来乍到的新人都必须得从“运坯工”干起。果然，石仑带我去的工位正好是离他办公板房最近的的“出坯口”。走到跟前一看，我同学中有很多人都在这儿忙乎呢！他们当中有吴振臣、姜国军、曲学军、魏仁军、崔苍松、李瑞峰、许言信、李青贵、崔利敏、邱友等都在这推着独轮车接水坯往晾晒棚送呢！石仑让人也给我找来了一台独轮车，然后把我和邱元友、魏仁军编进一个组。就这样，我在砖厂两个月的劳动生活就以这种方式开始了。
当时，机砖厂是农场下属15个股级单位中年轻人最多的一个单位。在高峰的1976至1978年间共有青年职工180余人。在这些职工中，家住一、二、三、四、五分场的全部骑自行车通勤，只有家住六、七、八分场的砖厂才为他（她）们准备了职工宿舍和倒班宿舍。
年轻人扎堆的地方一向都是很难管理的，尤其是一群到了性成熟的年轻人就更难管束了。故人与人之间 ，男与女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每天都有许多“桃色新闻”传出。在这样一个群体里，对管理层面和家里没有背景的女孩们来说可真是个非常严峻的人性考验。在此，我所以对管理层人员和没有家庭背景女孩做为两个特殊群体进行人性解析完全是由砖厂高强度苦役一般的工作特点决定的。对于初出茅庐，涉世不深的一群青年男女而言，刚参加工作的热乎劲儿一过，自然就会被周而复始，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劳动罩上心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年轻女性（也包括男性）无不渴望对自己的劳动状况寻求一点改变。而这“一点”要么是简单调换个轻闲点的“工位”，要么是得到某个异性对自己在劳动上给予些许帮助。正因受这种试图缓解劳役之苦的心理驱使，所以他（她）们往往会突破道德底线或偷偷丢弃“羞涩心”，为求得片刻轻松与欢愉迈出那做人的“最后一步”。在这一点上，有的人会做得很隐密，有的人则不管不顾，放浪形骸。但不管怎么说，当时正是这部分人普遍存在的“渴求心理”，才给砖厂管理层人员和个别有影响力的青年男子带去了“亷价的性需求”。若非如此，当时砖厂私下里也就不会传出“红砖窑，x没腰，谁干不着，谁熊包”和“砖头砖头真幸福，夜夜新娘好舒服”的顺口溜了。而对砖厂当领导和管理层的人员而言，他们随时都面临着一些女性“投怀送抱”的考验。因为对于一个性心理正常的人来说，“坐怀不乱”那是扯淡，只要对自己家庭和前途构不成影响，他又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当时砖厂人们客观存在的心理现状。
说句实在话，对于当时凡有孩子在砖厂上班的父母而言，那就是跟四方坨子没有多大差异的“人间地狱”，唯一所差的就是前者没有“自由权”，后者享有“自由权”而已。正因如此，个别有活动能量的父母便难免在场人事劳资科或场直单位那里搞出一些“小动作”来。因此缘故，一些同学在砖厂工作一两个月后便以工作需要为由陆续调离了机砖厂。我和曲淑琴是借了魏仁军的光（父亲是鹿场场长）在砖场工作两月后便回到了鹿场工作。继我们之后陆续离开砖厂的有去了修配厂的杨晓娟、季翠霞、杨秋杰：去了招待所的苗春艳和李树芬；去了加工厂的崔苍松、李瑞峰、吴振东及之后工作两年以上离开的张永生、姜国军、曲学军等。
在砖厂两个月的工作期间，有3件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不能忘怀：
第一件事是我与同学李青贵的交往。李青贵的叔叔名叫李凤桐，是五分场的技术员。李青贵一家是通过叔父从延边调来农场的。李青贵母亲早逝，当时与身下两弟相依为命。而后，其父再度娶妻，且继母又带了4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姑娘和李青贵家结合到一起。打这以后，青贵哥仨在家里就不吃香了。此时，我能跟青贵成为好友完全是因为我俩的人生经历太相似了。由于砖厂伙食差吃不饱，所以我把所带饭盒经常放在李青贵家中午会跟他一起吃午饭。正因如此我跟青贵处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青贵在砖厂工作两年后，在其叔父帮助下调至镇赉县养路段做了一名厨师。生活一生平稳没有大的波澜。
第二件事是发生了“吴崽子爬窗进女寝耍流氓”事件。前面说过，砖厂的工作是需要三班倒的。有时下了夜班，不论男工还是女工都要去倒班宿舍睡觉休息的。一天，我班的几名女同学（请原谅我先略去真名）下了夜班刚刚睡下，一个黑影便从开着的窗户爬进了屋，然后蹑手蹑脚钻进了一个女生的被窝里，当他正翻身骑到女孩身上那一刻，女孩突然醒了并大喊起来：“屋里进人啦！——快抓流氓啊！——”。
屋里的灯随着喊声被拉着了，但见一个只穿了裤头的男子“嗖地”一下从开着的窗户跳出去就跑掉了……。
不大一会儿，带班领导和在倒班宿舍睡觉的男女生全都起来了，大伙一边七嘴八舌骂着那个流氓，一边安慰着那个抱头蜷缩在炕上的女生。这时，那个女生突然说道：
“那个坏人的后背让我挠伤了，只要上男宿舍一查就知道是谁！”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石明厂长和昨晚的带班工长便带着两名民警来调查昨晚的突发事件了。他们首先把住在倒班男寝的男人全都集中起来，然后逐个验伤。正如老话所说“作贼者心虚”，正在警察挨个验伤时，一个站在后排绰号叫“吴崽子”的小个知青早就“堆缩”得连站都站不住了。案子很快就水落石出了，后来这个吴崽子以犯有“流氓罪”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第三件事是让我跟岳四明成了莫逆之交。岳四明是砖厂一名烧窑的“大技工”。他长相奇特，性格古怪，跟谁都合不来。但此人心地纯净、善良，为人特别真诚。他跟我能成为心心相印好友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我们彼此都酷爱文学。他写的东西因受俄罗斯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影响带有一种“病态美”，我很喜欢。正因如此，我经常去他家与其彻夜长谈，一来二去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为此，我俩以他在大兴安岭的当兵经历共同创作了长篇小说《潺潺的阿木尔河》。此书后因创作水平和写作手法制约没能有所成就，但却让我们在初期文学创作这条路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仍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此外，通过岳四明我还认识了他年届七十的老父。那位老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位老文化人。据他自己讲，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在河南郑州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而后曾在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做交通员。1936年7月因地下交通站遭到破坏被捕，后中共二次合作后被释放出狱并脱离党组织。而后，他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但均因他拿不出被捕后没有变节的证据，故组织关系一直未能得以恢复。解放后，他开始潜心钻研《周易》，一度被大伙称为“岳神仙”。1975年随三子到镇赉县定居。1976年9月，“岳神仙”在得知我准确的生辰八字后曾生拉硬拽给我算过一卦。在盛情难却之下我让他帮我掐算了三件事：一是跟我当时喜欢的一个女孩婚缘如何；二是我们家何时能回归江城；三是我未来会靠什么吃饭？针对上述三个问题，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是这样说的：关于婚姻，你和你现在喜欢的人成不了，将来和你成家的是个个头不高、团脸，长得白白胖胖的女孩；关于你家80年农历八月前后差不多，但你回不去；你将来得靠笔杆子吃饭。最后，他还附带对我说了一句：“到了51周岁那年别爬山，别过江！”至于再问别的他就啥都不说了。此后，因为他看不上他儿子岳四明，故一直想收我为徒，但我的母亲死活不同意。
后来的事实证明：“岳神仙”掐算的头三件事均逐一应验。首先是跟我喜欢的人真就没成；其次是我母亲和两弟一妹均在80年10月返回江城，唯独我在镇赉又多呆了7年；再次是1979年12月我终于改行当了老师。只有最后他对我寿命的掐算好像还不能用准和不准下结论。通过这一事例我才正式对《周易》感兴趣，但当时我真没拿人家的预言当回事。后来，岳神仙把他那手活儿还是传给了我友岳四明。目前他正继承老父的衣钵在镇赉县城靠《周易》给人算卦吃饭。
术工种，不经培训是不能上岗的。初来乍到的新人都必须得从“运坯工”干起。果然，石仑带我去的工位正好是离他办公板房最近的的“出坯口”。走到跟前一看，我同学中有很多人都在这儿忙乎呢！他们当中有吴振臣、姜国军、曲学军、魏仁军、崔苍松、李瑞峰、许言信、李青贵、崔利敏、邱友等都在这推着独轮车接水坯往晾晒棚送呢！石仑让人也给我找来了一台独轮车，然后把我和邱元友、魏仁军编进一个组。就这样，我在砖厂两个月的劳动生活就以这种方式开始了。
当时，机砖厂是农场下属15个股级单位中年轻人最多的一个单位。在高峰的1976至1978年间共有青年职工180余人。在这些职工中，家住一、二、三、四、五分场的全部骑自行车通勤，只有家住六、七、八分场的砖厂才为他（她）们准备了职工宿舍和倒班宿舍。
年轻人扎堆的地方一向都是很难管理的，尤其是一群到了性成熟的年轻人就更难管束了。故人与人之间 ，男与女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每天都有许多“桃色新闻”传出。在这样一个群体里，对管理层面和家里没有背景的女孩们来说可真是个非常严峻的人性考验。在此，我所以对管理层人员和没有家庭背景女孩做为两个特殊群体进行人性解析完全是由砖厂高强度苦役一般的工作特点决定的。对于初出茅庐，涉世不深的一群青年男女而言，刚参加工作的热乎劲儿一过，自然就会被周而复始，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劳动罩上心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年轻女性（也包括男性）无不渴望对自己的劳动状况寻求一点改变。而这“一点”要么是简单调换个轻闲点的“工位”，要么是得到某个异性对自己在劳动上给予些许帮助。正因受这种试图缓解劳役之苦的心理驱使，所以他（她）们往往会突破道德底线或偷偷丢弃“羞涩心”，为求得片刻轻松与欢愉迈出那做人的“最后一步”。在这一点上，有的人会做得很隐密，有的人则不管不顾，放浪形骸。但不管怎么说，当时正是这部分人普遍存在的“渴求心理”，才给砖厂管理层人员和个别有影响力的青年男子带去了“亷价的性需求”。若非如此，当时砖厂私下里也就不会传出“红砖窑，x没腰，谁干不着，谁熊包”和“砖头砖头真幸福，夜夜新娘好舒服”的顺口溜了。而对砖厂当领导和管理层的人员而言，他们随时都面临着一些女性“投怀送抱”的考验。因为对于一个性心理正常的人来说，“坐怀不乱”那是扯淡，只要对自己家庭和前途构不成影响，他又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当时砖厂人们客观存在的心理现状。
说句实在话，对于当时凡有孩子在砖厂上班的父母而言，那就是跟四方坨子没有多大差异的“人间地狱”，唯一所差的就是前者没有“自由权”，后者享有“自由权”而已。正因如此，个别有活动能量的父母便难免在场人事劳资科或场直单位那里搞出一些“小动作”来。因此缘故，一些同学在砖厂工作一两个月后便以工作需要为由陆续调离了机砖厂。我和曲淑琴是借了魏仁军的光（父亲是鹿场场长）在砖场工作两月后便回到了鹿场工作。继我们之后陆续离开砖厂的有去了修配厂的杨晓娟、季翠霞、杨秋杰：去了招待所的苗春艳和李树芬；去了加工厂的崔苍松、李瑞峰、吴振东及之后工作两年以上离开的张永生、姜国军、曲学军等。
在砖厂两个月的工作期间，有3件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不能忘怀：
第一件事是我与同学李青贵的交往。李青贵的叔叔名叫李凤桐，是五分场的技术员。李青贵一家是通过叔父从延边调来农场的。李青贵母亲早逝，当时与身下两弟相依为命。而后，其父再度娶妻，且继母又带了4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姑娘和李青贵家结合到一起。打这以后，青贵哥仨在家里就不吃香了。此时，我能跟青贵成为好友完全是因为我俩的人生经历太相似了。由于砖厂伙食差吃不饱，所以我把所带饭盒经常放在李青贵家中午会跟他一起吃午饭。正因如此我跟青贵处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青贵在砖厂工作两年后，在其叔父帮助下调至镇赉县养路段做了一名厨师。生活一生平稳没有大的波澜。
第二件事是发生了“吴崽子爬窗进女寝耍流氓”事件。前面说过，砖厂的工作是需要三班倒的。有时下了夜班，不论男工还是女工都要去倒班宿舍睡觉休息的。一天，我班的几名女同学（请原谅我先略去真名）下了夜班刚刚睡下，一个黑影便从开着的窗户爬进了屋，然后蹑手蹑脚钻进了一个女生的被窝里，当他正翻身骑到女孩身上那一刻，女孩突然醒了并大喊起来：“屋里进人啦！——快抓流氓啊！——”。
屋里的灯随着喊声被拉着了，但见一个只穿了裤头的男子“嗖地”一下从开着的窗户跳出去就跑掉了……。
不大一会儿，带班领导和在倒班宿舍睡觉的男女生全都起来了，大伙一边七嘴八舌骂着那个流氓，一边安慰着那个抱头蜷缩在炕上的女生。这时，那个女生突然说道：
“那个坏人的后背让我挠伤了，只要上男宿舍一查就知道是谁！”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石明厂长和昨晚的带班工长便带着两名民警来调查昨晚的突发事件了。他们首先把住在倒班男寝的男人全都集中起来，然后逐个验伤。正如老话所说“作贼者心虚”，正在警察挨个验伤时，一个站在后排绰号叫“吴崽子”的小个知青早就“堆缩”得连站都站不住了。案子很快就水落石出了，后来这个吴崽子以犯有“流氓罪”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第三件事是让我跟岳四明成了莫逆之交。岳四明是砖厂一名烧窑的“大技工”。他长相奇特，性格古怪，跟谁都合不来。但此人心地纯净、善良，为人特别真诚。他跟我能成为心心相印好友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我们彼此都酷爱文学。他写的东西因受俄罗斯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影响带有一种“病态美”，我很喜欢。正因如此，我经常去他家与其彻夜长谈，一来二去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为此，我俩以他在大兴安岭的当兵经历共同创作了长篇小说《潺潺的阿木尔河》。此书后因创作水平和写作手法制约没能有所成就，但却让我们在初期文学创作这条路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仍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此外，通过岳四明我还认识了他年届七十的老父。那位老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位老文化人。据他自己讲，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在河南郑州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而后曾在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做交通员。1936年7月因地下交通站遭到破坏被捕，后中共二次合作后被释放出狱并脱离党组织。而后，他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但均因他拿不出被捕后没有变节的证据，故组织关系一直未能得以恢复。解放后，他开始潜心钻研《周易》，一度被大伙称为“岳神仙”。1975年随三子到镇赉县定居。1976年9月，“岳神仙”在得知我准确的生辰八字后曾生拉硬拽给我算过一卦。在盛情难却之下我让他帮我掐算了三件事：一是跟我当时喜欢的一个女孩婚缘如何；二是我们家何时能回归江城；三是我未来会靠什么吃饭？针对上述三个问题，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是这样说的：关于婚姻，你和你现在喜欢的人成不了，将来和你成家的是个个头不高、团脸，长得白白胖胖的女孩；关于你家80年农历八月前后差不多，但你回不去；你将来得靠笔杆子吃饭。最后，他还附带对我说了一句：“到了51周岁那年别爬山，别过江！”至于再问别的他就啥都不说了。此后，因为他看不上他儿子岳四明，故一直想收我为徒，但我的母亲死活不同意。
后来的事实证明：“岳神仙”掐算的头三件事均逐一应验。首先是跟我喜欢的人真就没成；其次是我母亲和两弟一妹均在80年10月返回江城，唯独我在镇赉又多呆了7年；再次是1979年12月我终于改行当了老师。只有最后他对我寿命的掐算好像还不能用准和不准下结论。通过这一事例我才正式对《周易》感兴趣，但当时我真没拿人家的预言当回事。后来，岳神仙把他那手活儿还是传给了我友岳四明。目前他正继承老父的衣钵在镇赉县城靠《周易》给人算卦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