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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七章
大明天启三年夏，沈有容攻破澎湖，活捉红毛夷百余人的捷报传抵京城，皇帝龙颜大悦，传令沈有容及水师将领赶赴京城献俘。朝野上下的士大夫都觉得皇帝好大喜功，纷纷上书劝阻。
“夷兵不过百余人，何至劳师动众，靡费钱粮？何况东南海寇只癣疖之疾，建州虏贼方是心头大患，皇上切不可顾此失彼，辩不明轻重缓急。”某位给事风闻奏事道。
“今世国库空虚，财政窘迫，区区百余海寇之功，也需夸耀，岂不令四夷耻笑，岂不虚耗钱粮，万望皇上体恤民脂民膏，罢止献俘乱命。”另一位御史不甘示弱的建言道。
皇帝在乾清宫翻阅奏疏，糟糕的心情可想而知，即便是叶向高、杨涟等相对开明的士大夫也是一样的说辞。皇帝将一本奏章扔出窗外，他不禁仰天长叹，“举世皆浊我独清。”
也怪不得皇帝深感孤独，实在是他的眼光远超同时代的任何人。以传统儒生的世界观，红毛夷之患的确微不足道，比之草原上的弯刀铁骑，大海深洋里的几叶扁舟压根入不了士大夫的法眼。在公元一八四零年以前，中国统治者对于海洋的兴趣的确兴致索然，中国哲人对于海洋的思考亦寥寥无几。
而皇帝却想着以一己之力扭转天下人的思虑，又怎一个孤家寡人了得。一旁侍奉的魏忠贤明显会错了圣意，他捡起奏疏，趁着皇帝兴致败坏，把几个有成见的外臣讲给皇帝听，趁机添油加醋，将外臣们对于魏忠贤的厌恶反感情绪，说成是对皇帝的不满和腹诽——自古以来的阉宦都擅长此道。
皇帝起初还能保持较高的警惕性，但久而久之，也不免被魏忠贤蛊惑。皇帝怒道：“让许显纯把人都抓进大牢！”
魏忠贤诡计得逞，急忙趁热打铁，给皇帝支招，推荐自己的党羽填补空缺出来的位置。不料，他这么一提，倒是惹来皇帝的戒心，反倒是被训斥了个狗血喷头。
结果是皇帝非但没有惩处忠良臣子，反而在宫中召见了许多曾经被皇帝弹压的东林党、浙党、楚党官员，皇帝在会上好言相劝，对曾经动手打过的何宗彦、杨涟等人更是赏赐了诸多财物。
第二天，同样会错圣意一部分官员纷纷上书弹劾魏忠贤，他们误以为皇帝对他们表示笼络，是想要对魏忠贤下手了。皇帝自无此意，否则处置一个内臣，何须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倒是将魏忠贤吓了个不清，着实老实了一段时间。
外臣之中，不乏有绝顶聪明者，他们结合往日皇帝的施政纲领，逐渐摸索到皇帝的真实意图——同官员们缓和关系，稳定政局，同时腾出手来狠狠往宗亲身上宰一刀。
不过这个猜测着实大胆了些，毕竟自古以来向同宗贵戚下手的皇帝凤毛麟角，且无一不是狠角色，至于天启皇帝，不过是个年轻人罢了，他有太祖皇帝那帮壮士断腕的魄力吗？
尽管这只是部分士大夫的一家之言，可传到在京的诸王耳中，都不禁吓了一跳，尤其是诸王中的执牛耳者福王朱常洵，数日来，福王千岁惶惶如丧家之犬，四处打探宫中的消息，甚至亲自拟折子，向皇帝旁敲侧击。
但皇帝圣心难测，又岂会在福王这儿露出破绽？
沈有容进京献俘前一天，皇帝突然下旨申斥河南巡抚汪文言，批评汪文言尸位素餐，在其位不谋其政，罔顾君恩云云。一时间朝野哗然。
汪文言何许人也？
不过是小小一个狱卒，承蒙皇帝偏爱，一朝飞上枝头，从一介布衣，摇身一变，成了河南布政司的封疆大吏。
何德何能？
多少人寒窗苦读？
又有多少人在基层摸爬滚打，苦熬资历？
有太多人嫉恨汪文言了，其中有素不相识的路人，也有曾经携手并肩的挚友，有在书桌上怒骂肉食者鄙的书生，也有幡然醒悟的投机分子。
为什么是汪文言？为什么偏偏他能讨得皇帝欢心？又为什么偏偏到河南上任？不少有心之人默默盘算，终于将真相锁定在封藩洛阳的福王头上。
乍一看，汪文言主政河南跟福王似乎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联想一下，不久前的鲁王事件，一切就又说得通了。
京师。
周延儒邀请一干好友来府上小酌，与会者无外乎是东林党二代骨干：钱谦益、魏大中、阮大铖、黄道周、刘宗周等人。
周延儒的官位和履历虽不出众，但由于考中*功名时排位稍高，在文坛上声望极佳，故而在众人里俨然有了首领的意味。他开口问道：“今天皇上下旨申斥了汪文言，诸位同僚对此可有赐教？”
阮大铖嚷道：“汪守泰在河南本本分分，压根没犯错。”
“木秀于林，就是最大的错。”后辈黄道周插嘴道。
周延儒摆摆手，说道：“皇上当初一意孤行，拔擢汪文言，可谓是一步登天。现在又无缘无故降下雷霆，当真是恩威难测。”
阮大铖喝道：“有何不解？就连街头巷尾的卖报稚童都明白的道理。玉绳（周延儒字）你莫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
周延儒面露不悦之色，但也懒得跟阮大铖计较，他追问道：“你是说京报纸对此事亦有社论？”
阮大铖阴阳怪气的说道：“可不是嘛，人家温体仁现在是圣眷日隆，听说皇上召见温体仁的次数比见皇后娘娘还频繁。”
周延儒怒道：“不可妄议圣上！”
钱谦益等人也纷纷出言呵斥，阮大铖这才悻悻然闭上嘴巴。
东林党人虽然对朝政颇有不满，但矛头仅指向“各邪*党”，对于天启皇帝本人并无不满。倒不是说天启皇帝对他们有多好，只是跟万历皇帝、泰昌皇帝比较起来，天启皇帝勉强算是个可造之才，至少他很勤政，知道上进。
但诸如阮大铖之辈也不在少数，毕竟，皇帝宁肯赏识汪文言那种布衣，也不屑于多看他们这些满腹经纶之人，任谁都会有怨言。
“今日的京报纸我也看了，的确值得玩味。”黄道周岔开话题，这位不久前高中的进士侃侃而谈道：“与官府邸报不同，京报纸对皇上申斥汪文言一事绝口不提，只一个劲的谈土地兼并一事。”
闻言，众人都是面色一紧，倒也怪不得他们多心，实在是土地兼并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个关乎国本的大问题。以史为鉴，但凡盛极一时的王朝，无不是很好的处理了土地问题，与民休息。相应的，一个朝代由盛转衰也是从土地制度崩坏，普遍的土地兼并现象出现开始的。
明朝的土地兼并问题积累到万历朝已经到了足以压垮国家财政，动摇国家统治根基的地步，无地少地的赤贫之人纷纷揭竿而起，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武装亦是蠢蠢欲动。若非张居正主持改革给明王朝续命，早在万历朝早期，明朝可能就玩完了。
假如身为学生的万历皇帝能够继承老师的政治衣钵，坚持张居正的经济政治改革措施，中兴大明也未必是一场大梦。可惜，万历皇帝志大才疏，作为一个独*夫，他的眼里更多的是一家一姓之福祉，远远达不到一位大政治家的素养，更别提什么政治抱负了。
神宗万历皇帝非但错过了中兴大明的良机，还给子孙后代遗留了诸多隐患，譬如党争之祸，譬如矿税之弊，譬如萨尔浒之败，再比如窘迫的国家财政和一个被贫富差距撕裂的社会。
后来编撰《明史》... -->>
第一百六十七章
大明天启三年夏，沈有容攻破澎湖，活捉红毛夷百余人的捷报传抵京城，皇帝龙颜大悦，传令沈有容及水师将领赶赴京城献俘。朝野上下的士大夫都觉得皇帝好大喜功，纷纷上书劝阻。
“夷兵不过百余人，何至劳师动众，靡费钱粮？何况东南海寇只癣疖之疾，建州虏贼方是心头大患，皇上切不可顾此失彼，辩不明轻重缓急。”某位给事风闻奏事道。
“今世国库空虚，财政窘迫，区区百余海寇之功，也需夸耀，岂不令四夷耻笑，岂不虚耗钱粮，万望皇上体恤民脂民膏，罢止献俘乱命。”另一位御史不甘示弱的建言道。
皇帝在乾清宫翻阅奏疏，糟糕的心情可想而知，即便是叶向高、杨涟等相对开明的士大夫也是一样的说辞。皇帝将一本奏章扔出窗外，他不禁仰天长叹，“举世皆浊我独清。”
也怪不得皇帝深感孤独，实在是他的眼光远超同时代的任何人。以传统儒生的世界观，红毛夷之患的确微不足道，比之草原上的弯刀铁骑，大海深洋里的几叶扁舟压根入不了士大夫的法眼。在公元一八四零年以前，中国统治者对于海洋的兴趣的确兴致索然，中国哲人对于海洋的思考亦寥寥无几。
而皇帝却想着以一己之力扭转天下人的思虑，又怎一个孤家寡人了得。一旁侍奉的魏忠贤明显会错了圣意，他捡起奏疏，趁着皇帝兴致败坏，把几个有成见的外臣讲给皇帝听，趁机添油加醋，将外臣们对于魏忠贤的厌恶反感情绪，说成是对皇帝的不满和腹诽——自古以来的阉宦都擅长此道。
皇帝起初还能保持较高的警惕性，但久而久之，也不免被魏忠贤蛊惑。皇帝怒道：“让许显纯把人都抓进大牢！”
魏忠贤诡计得逞，急忙趁热打铁，给皇帝支招，推荐自己的党羽填补空缺出来的位置。不料，他这么一提，倒是惹来皇帝的戒心，反倒是被训斥了个狗血喷头。
结果是皇帝非但没有惩处忠良臣子，反而在宫中召见了许多曾经被皇帝弹压的东林党、浙党、楚党官员，皇帝在会上好言相劝，对曾经动手打过的何宗彦、杨涟等人更是赏赐了诸多财物。
第二天，同样会错圣意一部分官员纷纷上书弹劾魏忠贤，他们误以为皇帝对他们表示笼络，是想要对魏忠贤下手了。皇帝自无此意，否则处置一个内臣，何须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倒是将魏忠贤吓了个不清，着实老实了一段时间。
外臣之中，不乏有绝顶聪明者，他们结合往日皇帝的施政纲领，逐渐摸索到皇帝的真实意图——同官员们缓和关系，稳定政局，同时腾出手来狠狠往宗亲身上宰一刀。
不过这个猜测着实大胆了些，毕竟自古以来向同宗贵戚下手的皇帝凤毛麟角，且无一不是狠角色，至于天启皇帝，不过是个年轻人罢了，他有太祖皇帝那帮壮士断腕的魄力吗？
尽管这只是部分士大夫的一家之言，可传到在京的诸王耳中，都不禁吓了一跳，尤其是诸王中的执牛耳者福王朱常洵，数日来，福王千岁惶惶如丧家之犬，四处打探宫中的消息，甚至亲自拟折子，向皇帝旁敲侧击。
但皇帝圣心难测，又岂会在福王这儿露出破绽？
沈有容进京献俘前一天，皇帝突然下旨申斥河南巡抚汪文言，批评汪文言尸位素餐，在其位不谋其政，罔顾君恩云云。一时间朝野哗然。
汪文言何许人也？
不过是小小一个狱卒，承蒙皇帝偏爱，一朝飞上枝头，从一介布衣，摇身一变，成了河南布政司的封疆大吏。
何德何能？
多少人寒窗苦读？
又有多少人在基层摸爬滚打，苦熬资历？
有太多人嫉恨汪文言了，其中有素不相识的路人，也有曾经携手并肩的挚友，有在书桌上怒骂肉食者鄙的书生，也有幡然醒悟的投机分子。
为什么是汪文言？为什么偏偏他能讨得皇帝欢心？又为什么偏偏到河南上任？不少有心之人默默盘算，终于将真相锁定在封藩洛阳的福王头上。
乍一看，汪文言主政河南跟福王似乎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联想一下，不久前的鲁王事件，一切就又说得通了。
京师。
周延儒邀请一干好友来府上小酌，与会者无外乎是东林党二代骨干：钱谦益、魏大中、阮大铖、黄道周、刘宗周等人。
周延儒的官位和履历虽不出众，但由于考中*功名时排位稍高，在文坛上声望极佳，故而在众人里俨然有了首领的意味。他开口问道：“今天皇上下旨申斥了汪文言，诸位同僚对此可有赐教？”
阮大铖嚷道：“汪守泰在河南本本分分，压根没犯错。”
“木秀于林，就是最大的错。”后辈黄道周插嘴道。
周延儒摆摆手，说道：“皇上当初一意孤行，拔擢汪文言，可谓是一步登天。现在又无缘无故降下雷霆，当真是恩威难测。”
阮大铖喝道：“有何不解？就连街头巷尾的卖报稚童都明白的道理。玉绳（周延儒字）你莫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
周延儒面露不悦之色，但也懒得跟阮大铖计较，他追问道：“你是说京报纸对此事亦有社论？”
阮大铖阴阳怪气的说道：“可不是嘛，人家温体仁现在是圣眷日隆，听说皇上召见温体仁的次数比见皇后娘娘还频繁。”
周延儒怒道：“不可妄议圣上！”
钱谦益等人也纷纷出言呵斥，阮大铖这才悻悻然闭上嘴巴。
东林党人虽然对朝政颇有不满，但矛头仅指向“各邪*党”，对于天启皇帝本人并无不满。倒不是说天启皇帝对他们有多好，只是跟万历皇帝、泰昌皇帝比较起来，天启皇帝勉强算是个可造之才，至少他很勤政，知道上进。
但诸如阮大铖之辈也不在少数，毕竟，皇帝宁肯赏识汪文言那种布衣，也不屑于多看他们这些满腹经纶之人，任谁都会有怨言。
“今日的京报纸我也看了，的确值得玩味。”黄道周岔开话题，这位不久前高中的进士侃侃而谈道：“与官府邸报不同，京报纸对皇上申斥汪文言一事绝口不提，只一个劲的谈土地兼并一事。”
闻言，众人都是面色一紧，倒也怪不得他们多心，实在是土地兼并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个关乎国本的大问题。以史为鉴，但凡盛极一时的王朝，无不是很好的处理了土地问题，与民休息。相应的，一个朝代由盛转衰也是从土地制度崩坏，普遍的土地兼并现象出现开始的。
明朝的土地兼并问题积累到万历朝已经到了足以压垮国家财政，动摇国家统治根基的地步，无地少地的赤贫之人纷纷揭竿而起，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武装亦是蠢蠢欲动。若非张居正主持改革给明王朝续命，早在万历朝早期，明朝可能就玩完了。
假如身为学生的万历皇帝能够继承老师的政治衣钵，坚持张居正的经济政治改革措施，中兴大明也未必是一场大梦。可惜，万历皇帝志大才疏，作为一个独*夫，他的眼里更多的是一家一姓之福祉，远远达不到一位大政治家的素养，更别提什么政治抱负了。
神宗万历皇帝非但错过了中兴大明的良机，还给子孙后代遗留了诸多隐患，譬如党争之祸，譬如矿税之弊，譬如萨尔浒之败，再比如窘迫的国家财政和一个被贫富差距撕裂的社会。
后来编撰《明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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