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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人们时而好、时而不好的关系和纠葛，却不时以灵魂出现，使人们看到现在——即新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在拉近了过去和现在的距离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它不仅要人们知道故事，还要人们回忆，还要人们思考，它所唤起的读者的艺术感知能力是多重的。
寻根问祖是贯穿这部小说的自我意识的一条红线。偏偏“我”自身的血统就存在诸多可疑之处。“我”还未出生，爹就走了“我”一直想续上血脉，可见不到爹爹。本来“我”自己是清楚的，大伯、三叔也无不承认，可娘的不贞为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加上了问号。到后来，又被玉米平白无故地宣传、夸大，连爹也产生了怀疑。“我说娘，你会有一天不要我吗？娘愣怔了一下，说傻话，娘不要你要谁？要不是你，娘早就不在世上活了。我说我对你就那么重要吗？娘说可不重要哩，人活在世上就是活一个骨肉血缘的牵挂，没牵没挂活甚味儿呢？我说可我爹从不牵挂我，他连我是他大女儿都不承认。娘说他不承认你是他大闺女，承认你是老几？我说，胜平是他大妮我钻进娘怀里哭了很久。娘用手抚摸我的头发、肩胛、手只有在娘这里我才有相依为命的具体感觉。我对爹的仰慕保持着单纯的热情。然而我在经意和不经意时总是听到和感到爹对我的遗弃。所以娘对我就格外的重要了。”娘和蛇神九斤的同居，在“我”心灵上造成的伤害几乎永远没有平复。当娘跪在九斤叔窑洞外祈求收留的时候“我”跟娘站在一起；可是当娘要“我”叫九斤叔为爹的时候“我”反抗了“我不仅不跪，而且更不可能叫爹。我已经有爹了，我苦苦等了我爹十二年，我从来没有机会叫爹，我爹就快要回来了，我马上就和别家孩子一样有爹可叫了，怎可以中途出现一个新爹？”不说蛇神九斤这个新“爹”即以亲爹说，小说中所写“我”的感情就有许多种。有从未见过爹的思念，有替爹挨骂的冤屈之痛和幸福之感，有见到爹前的喜悦，有被爹冷落的难堪，有被爹怀疑和不认可的痛苦“我”所有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我”的命运的坎坷莫测，全都跟爹联系在一起，全都因爹而产生。我们从别的作品中看到的父女之情，大都是比较单一的，而这部小说，可以说，把天下父女之情写尽了。
再看作者如何写自杀：“我感到了生命的疲惫。这当儿天堂的钟声在午夜响起，我就要带着肚子里的生命，去赴天堂的钟声。我的心是冷的，情绪是静的，我坚信这一刻的决定能成功！于是我开始了行动，用剪刀的利刃刺向我的喉咙，有一阵刺痛让我难以忍受，意识在清醒的时候我将自己的呻吟捂在厚实的棉被中。身体进入了不可阻挡的下沉，速度越来越快，并且开始旋转，如一阵风极其顺利地吹散了我的身体，我感到自己化成了潺潺小溪，流向远方，眼前白茫茫一片”（第537页）
玉米也使“我”的爱情风波迭起，充满诡异。“我”、玉米、张秘书之外，还有一个天胜。虽然“我”跟天胜有亲近之感，但在村子里的时候，玉米已跟天胜订了婚。来到学校以后，天胜托人给玉米带来一条红围巾，玉米不在，由“我”代收。“我”把围巾给玉米，玉米却“藏在背后不高兴了”后来又扔在地下。张秘书拣起来“说他是你对象？玉米反唇相讥，谁说他是我对象，以后少在我面前提他。张秘书看我，我更是莫名其妙。”原来玉米已经感情别移，把心思放在张秘书身上了。本来，爹早有心思把张秘书跟“我”捏合在一起。这样，两对男女组成两个三角，四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不时演出好戏。“我”有高兴的时候，有气愤的时候，有失落的时候，有疑惑不定的时候。跟小说写父女之情一样“我”的爱情的五味瓶也全部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部小说不是编年史，而是心灵史。作者不是按事件的先后叙述的，构成小说叙述主线的，是叙述者的思路。她把“现在时”和“过去时”交叉起来叙述，便于把长达六十多年的生活凝缩在一起，使人不仅能看到整体，而且有亲近之感。再说，这样写，也使对人的形象的塑造，有了厚度和立体感。作者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圆形人物，而不是扁形人物。
小说的总主题：爱；小说的总情节：恨
好人受难，是悲剧；坏人亮丑，是喜剧。这部小说里的大多数人物是悲剧型人物，少数喜剧型人物穿插其间，共同演出了这出悲剧大合唱。
爱和恨是小说中使用率很高的两个字。“每天有人传授爱，可我的心却装满恨。”“那个时候教给了我怎样恨，而且知道要想过上幸福生活，必须先学会恨”“你有决心除掉自己的命，却没决心割掉人世的爱与恨，把爱拴在一个人身上是人的悲情，你爱一个人，可你忽略了爱你的许多人。人世在不断地上演着大悲剧”“我不希望人都变成钢铁，有血肉才有爱，我就是为了爱，为了寻找亲情而复活的”
爱是这部小说的总主题，不得其爱、由此而生恨是这部小说的总情节。故事展开中处处充满着恨。人们出去打鬼子，是为了爱——爱祖国，爱自己所生活的这块土地，爱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大跃进时候放开肚子吃，是为了爱——爱党爱社会主义，大吃大喝之后迎来了大饥荒，人们忍饥挨饿，不吭一声，还是为了爱——爱党爱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为了爱——爱四个“伟大”爱毛泽东思想，爱党爱社会主义。爱和恨的主体不同，但恨无不是从爱产生的。小事上也是一样。在读过恨的人生后，才知道爱的可贵。
这里着重说娘。娘，就是他人眼中的兰菊婶，是个“最悲剧”角色。但她却毫无怨言，始终忍受着。娘的一生，一直在付出，一直在爱人，一直在忍。她把所有的爱给予别人，而不要求任何回报。她是个只知爱人、不会恨人的人。对“休”掉自己的前夫，她依然一往情深，以至引起侉娘的忌恨和旁观者的不理解。她的母爱是对着所有需要母爱的人的，谁需要她就给谁。她自己的生活十分艰苦，但她还是坚决把三个无依无靠的孩子收留下来，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食物分给他们。她不知道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她也不讲究地位和尊严。甚至可以说，她有时把自己不当人看。然而，真正伟大的是她，是她的心灵。她的所有的言行，都出自一个伟大的东西，就是爱。爱，是娘的符号，是娘的象征。
在娘死去数年之后“我”的灵魂跟喜鹊在娘的坟前碰面了。“我看见娘的坟前有一个掩面而泣的妇人，她瘦骨嶙峋哭得很是凄凉”那是喜鹊。喜鹊是娘在最困难的时候收留的三个烈士遗孤之一，也是“文革“中痛斥娘的不贞的造反派之一。小说中写道：“喜鹊哭着说：兰菊婶，我这没良心的东西啊，三十多年我没回来看过你，你没穿过我一件衣裳，没吃过我一口饭呀喜鹊的痛诉，何尝不是我的痛处？我是娘生命中的主角，可我这个主角突然走出娘的心灵舞台，娘的生命就唱尽了最后一出戏，心中的幕布就从此闭严闭紧了。也许喜鹊和腊月的背离并不重要，而我的背离却使娘走向了彻底绝望！”喜鹊在自责“我”也在自责。
爱的主题，就是阴阳两界的这两个人谈论的。传说爹杀了喜鹊的父亲，喜鹊说：“我是不愿意相信，可我问过你爹许多次，他总是沉默。哪怕他掩盖一切真相，只要他亲口对我说，他没有杀过我也认，给我一个理由继续爱他崇拜他，我需要这份感情！可他甚也不说，他的眼神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格外起疑。细细思量，我这一生谁对我好过？兰菊婶给了我再生，二狗叔给了我饭碗。虽说下岗了，还有三百块钱生活费，省俭点用也能活。我这一生多想去爱一个人，或者让谁来爱我啊，也不知是什么东西控制了我，阻挠着我的心就是不让我爱想爱的人和应该爱的人。爱国家、爱社会当然没有错，可我更想爱一个具体的人，能为我排忧解难说说体己话。谁知该爱的都变成了恨”“可我更想爱一个具体的人”说得多好！人的感情的所施，都是具体的，空洞的和抽象的爱或恨，都不存在。
西方著名哲人柏拉图说：“只有拥有高尚目标的爱才是崇高的，值得赞美的。”小说中的“我”在被玉米摆布、欺负的同时，也用有力的语调展开批判。她质问玉米：“你有什么值得我要呢？金钱、权力、地位、洋房、汽车、宠物？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你的良知，我需要我们共同审视一个字眼——爱。”小说第三部心问的题词，很好地表现了作者的意图：“爱是平等的一种感情，而怜悯是居高临下的姿态。正如帮助是不求回报的，而施舍却需要感恩戴德。人失去了仁爱之心与自然之真，连眼泪都带有表演性，人世间还有什么是真的呢？”
小说把恨作为故事情节的基调，就使整部小说呈现出一种低沉和忧伤的调子。也许这里少了阳光，少了歌声和笑声，但如果人们真正回到那个时代，就知道它的描写是多么真实可贵。它是对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一段实验的反思，是对错误做法的控诉。
爹，即仇二狗，到老年常常说胡话，大妹安慰爹说：“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你一个人躺在历史的病床上怎能好得起来呢？难道那是你一个人的错误吗？”小弟“听到爹的唠叨，呸地唾出一口浓痰，说你整天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你能对得起谁？最对不起的是我！我从小到大，耳朵都被你磨起了老茧，整天是爱国家爱集体，什么大公无私是人一生的革命！你抛家舍口，把我当做私有部分割舍在一间‘大爱’的房子里冷冻起来，大得让我想都想不过来，父爱、母爱在我身上等于零！你连你儿子都没能力爱，你能爱谁？”这正是那一代老革命们的人生哲学。他们把革命挂在口头上，把爱国家、爱集体看得无比高尚，把自己作为领袖的“齿轮和螺丝钉”是没有思想的工具，领袖安排到那里就在那里执行领袖的意志。这样的人生哲学，在新时期显然无法适应。小弟是在爹那一代人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适应不了新时期快速变化的生活，只有骂娘。“小弟的怨气与我生前有一些惊人的相似，我们都需要爹的爱，爹的关心。可是爹的境况如一根干柴。早已丧失了绿荫的功效。爹显然没有能力爱谁恨谁了。”
但这部小说并不使人悲观。它在忧郁中显出两色，沉痛中唤起良知。
小说第十一章写了梨花庄村民的一次“造反”行动，原因是买回的种籽不长苗，人们辛苦一年，将颗粒无收。“梨花庄自古以来生产着顺民”面对此情此景，多数人唉声叹气“绿毛龟”提出找商贩，找镇长去。“先是有个别脑袋嘣嚓一下弹起来，神色惊愕得几乎像看见老驴上树一样。接着是无数个脑袋嘣嘣嚓嚓地弹起来，一样的呆，一样的惊！来自各方的目光都聚焦在发起者的身上，经过了短时间的思索，田野里混乱起来。说啥？去找镇长？有没有弄错，敢找镇长？绿毛龟说：当然是镇长，别人骗了咱有情可原，镇长怎能骗人呢？”结果是最后把两个伤者抬了回来，其中就有发起者绿毛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只“生产顺民”的时代还是要做“公民”的时代？小说中在“梨花庄自古以来生产着顺民”之后紧接着的一句是：“今天他们是要去做一次公民了吗？”问得好！从“顺民”到“公民”有一个长长的距离，既然想到了要做公民而不是依然做顺民，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作者高度肯定了一些普通老百姓人性的高尚。银宝婶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人。银宝婶是谁呢？她是玉米的母亲。新时期里，梨花庄的汞矿被开发，结果人人中毒，浑身软弱无力。财大气粗的玉米要把母亲送到美国去治病，母亲坚决不。玉米问“娘，你为啥这样难为我，为啥呀？”“银宝婶合上了眼睛，永远不再回答玉米的问话。她带走了玉米永远想不明白的问题，拒绝于人世热衷的荣华富贵愤然离世！”接着是作者的感慨：“我惊奇地发现，尽管金钱和权力阉割了许多人的心肺，但却没有阉割了银宝婶这个目不识丁的思想者，她始终知道她是谁，知道她活着的意义。她以自己的生命进行了一次深刻宣告！”作者把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视作“思想者”这对那些以思想者自称、以有知识、有思想自夸的人，是多大的讽刺和启示！
文章就写到这里。杰作问世，老夫喜欲狂，不由说了这么些话，仍言不尽意。有些小说故事好，但如同一杯白开水，一眼透底，读后没有多少话好说，因为作者已经都说了，硬说，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这部小说是耐咀嚼的。小说当然存在着不足，相信作者自己发现后会改得更好。
以上只是个人看法。小说出版，等于作者把它交给社会，交给所有的读者。我的看法是否有道理，也只能等候读者的共同切磋了。
2012年5月25日——6月4日
周围人们时而好、时而不好的关系和纠葛，却不时以灵魂出现，使人们看到现在——即新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在拉近了过去和现在的距离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它不仅要人们知道故事，还要人们回忆，还要人们思考，它所唤起的读者的艺术感知能力是多重的。
寻根问祖是贯穿这部小说的自我意识的一条红线。偏偏“我”自身的血统就存在诸多可疑之处。“我”还未出生，爹就走了“我”一直想续上血脉，可见不到爹爹。本来“我”自己是清楚的，大伯、三叔也无不承认，可娘的不贞为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加上了问号。到后来，又被玉米平白无故地宣传、夸大，连爹也产生了怀疑。“我说娘，你会有一天不要我吗？娘愣怔了一下，说傻话，娘不要你要谁？要不是你，娘早就不在世上活了。我说我对你就那么重要吗？娘说可不重要哩，人活在世上就是活一个骨肉血缘的牵挂，没牵没挂活甚味儿呢？我说可我爹从不牵挂我，他连我是他大女儿都不承认。娘说他不承认你是他大闺女，承认你是老几？我说，胜平是他大妮我钻进娘怀里哭了很久。娘用手抚摸我的头发、肩胛、手只有在娘这里我才有相依为命的具体感觉。我对爹的仰慕保持着单纯的热情。然而我在经意和不经意时总是听到和感到爹对我的遗弃。所以娘对我就格外的重要了。”娘和蛇神九斤的同居，在“我”心灵上造成的伤害几乎永远没有平复。当娘跪在九斤叔窑洞外祈求收留的时候“我”跟娘站在一起；可是当娘要“我”叫九斤叔为爹的时候“我”反抗了“我不仅不跪，而且更不可能叫爹。我已经有爹了，我苦苦等了我爹十二年，我从来没有机会叫爹，我爹就快要回来了，我马上就和别家孩子一样有爹可叫了，怎可以中途出现一个新爹？”不说蛇神九斤这个新“爹”即以亲爹说，小说中所写“我”的感情就有许多种。有从未见过爹的思念，有替爹挨骂的冤屈之痛和幸福之感，有见到爹前的喜悦，有被爹冷落的难堪，有被爹怀疑和不认可的痛苦“我”所有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我”的命运的坎坷莫测，全都跟爹联系在一起，全都因爹而产生。我们从别的作品中看到的父女之情，大都是比较单一的，而这部小说，可以说，把天下父女之情写尽了。
再看作者如何写自杀：“我感到了生命的疲惫。这当儿天堂的钟声在午夜响起，我就要带着肚子里的生命，去赴天堂的钟声。我的心是冷的，情绪是静的，我坚信这一刻的决定能成功！于是我开始了行动，用剪刀的利刃刺向我的喉咙，有一阵刺痛让我难以忍受，意识在清醒的时候我将自己的呻吟捂在厚实的棉被中。身体进入了不可阻挡的下沉，速度越来越快，并且开始旋转，如一阵风极其顺利地吹散了我的身体，我感到自己化成了潺潺小溪，流向远方，眼前白茫茫一片”（第537页）
玉米也使“我”的爱情风波迭起，充满诡异。“我”、玉米、张秘书之外，还有一个天胜。虽然“我”跟天胜有亲近之感，但在村子里的时候，玉米已跟天胜订了婚。来到学校以后，天胜托人给玉米带来一条红围巾，玉米不在，由“我”代收。“我”把围巾给玉米，玉米却“藏在背后不高兴了”后来又扔在地下。张秘书拣起来“说他是你对象？玉米反唇相讥，谁说他是我对象，以后少在我面前提他。张秘书看我，我更是莫名其妙。”原来玉米已经感情别移，把心思放在张秘书身上了。本来，爹早有心思把张秘书跟“我”捏合在一起。这样，两对男女组成两个三角，四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不时演出好戏。“我”有高兴的时候，有气愤的时候，有失落的时候，有疑惑不定的时候。跟小说写父女之情一样“我”的爱情的五味瓶也全部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部小说不是编年史，而是心灵史。作者不是按事件的先后叙述的，构成小说叙述主线的，是叙述者的思路。她把“现在时”和“过去时”交叉起来叙述，便于把长达六十多年的生活凝缩在一起，使人不仅能看到整体，而且有亲近之感。再说，这样写，也使对人的形象的塑造，有了厚度和立体感。作者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圆形人物，而不是扁形人物。
小说的总主题：爱；小说的总情节：恨
好人受难，是悲剧；坏人亮丑，是喜剧。这部小说里的大多数人物是悲剧型人物，少数喜剧型人物穿插其间，共同演出了这出悲剧大合唱。
爱和恨是小说中使用率很高的两个字。“每天有人传授爱，可我的心却装满恨。”“那个时候教给了我怎样恨，而且知道要想过上幸福生活，必须先学会恨”“你有决心除掉自己的命，却没决心割掉人世的爱与恨，把爱拴在一个人身上是人的悲情，你爱一个人，可你忽略了爱你的许多人。人世在不断地上演着大悲剧”“我不希望人都变成钢铁，有血肉才有爱，我就是为了爱，为了寻找亲情而复活的”
爱是这部小说的总主题，不得其爱、由此而生恨是这部小说的总情节。故事展开中处处充满着恨。人们出去打鬼子，是为了爱——爱祖国，爱自己所生活的这块土地，爱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大跃进时候放开肚子吃，是为了爱——爱党爱社会主义，大吃大喝之后迎来了大饥荒，人们忍饥挨饿，不吭一声，还是为了爱——爱党爱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为了爱——爱四个“伟大”爱毛泽东思想，爱党爱社会主义。爱和恨的主体不同，但恨无不是从爱产生的。小事上也是一样。在读过恨的人生后，才知道爱的可贵。
这里着重说娘。娘，就是他人眼中的兰菊婶，是个“最悲剧”角色。但她却毫无怨言，始终忍受着。娘的一生，一直在付出，一直在爱人，一直在忍。她把所有的爱给予别人，而不要求任何回报。她是个只知爱人、不会恨人的人。对“休”掉自己的前夫，她依然一往情深，以至引起侉娘的忌恨和旁观者的不理解。她的母爱是对着所有需要母爱的人的，谁需要她就给谁。她自己的生活十分艰苦，但她还是坚决把三个无依无靠的孩子收留下来，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食物分给他们。她不知道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她也不讲究地位和尊严。甚至可以说，她有时把自己不当人看。然而，真正伟大的是她，是她的心灵。她的所有的言行，都出自一个伟大的东西，就是爱。爱，是娘的符号，是娘的象征。
在娘死去数年之后“我”的灵魂跟喜鹊在娘的坟前碰面了。“我看见娘的坟前有一个掩面而泣的妇人，她瘦骨嶙峋哭得很是凄凉”那是喜鹊。喜鹊是娘在最困难的时候收留的三个烈士遗孤之一，也是“文革“中痛斥娘的不贞的造反派之一。小说中写道：“喜鹊哭着说：兰菊婶，我这没良心的东西啊，三十多年我没回来看过你，你没穿过我一件衣裳，没吃过我一口饭呀喜鹊的痛诉，何尝不是我的痛处？我是娘生命中的主角，可我这个主角突然走出娘的心灵舞台，娘的生命就唱尽了最后一出戏，心中的幕布就从此闭严闭紧了。也许喜鹊和腊月的背离并不重要，而我的背离却使娘走向了彻底绝望！”喜鹊在自责“我”也在自责。
爱的主题，就是阴阳两界的这两个人谈论的。传说爹杀了喜鹊的父亲，喜鹊说：“我是不愿意相信，可我问过你爹许多次，他总是沉默。哪怕他掩盖一切真相，只要他亲口对我说，他没有杀过我也认，给我一个理由继续爱他崇拜他，我需要这份感情！可他甚也不说，他的眼神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格外起疑。细细思量，我这一生谁对我好过？兰菊婶给了我再生，二狗叔给了我饭碗。虽说下岗了，还有三百块钱生活费，省俭点用也能活。我这一生多想去爱一个人，或者让谁来爱我啊，也不知是什么东西控制了我，阻挠着我的心就是不让我爱想爱的人和应该爱的人。爱国家、爱社会当然没有错，可我更想爱一个具体的人，能为我排忧解难说说体己话。谁知该爱的都变成了恨”“可我更想爱一个具体的人”说得多好！人的感情的所施，都是具体的，空洞的和抽象的爱或恨，都不存在。
西方著名哲人柏拉图说：“只有拥有高尚目标的爱才是崇高的，值得赞美的。”小说中的“我”在被玉米摆布、欺负的同时，也用有力的语调展开批判。她质问玉米：“你有什么值得我要呢？金钱、权力、地位、洋房、汽车、宠物？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你的良知，我需要我们共同审视一个字眼——爱。”小说第三部心问的题词，很好地表现了作者的意图：“爱是平等的一种感情，而怜悯是居高临下的姿态。正如帮助是不求回报的，而施舍却需要感恩戴德。人失去了仁爱之心与自然之真，连眼泪都带有表演性，人世间还有什么是真的呢？”
小说把恨作为故事情节的基调，就使整部小说呈现出一种低沉和忧伤的调子。也许这里少了阳光，少了歌声和笑声，但如果人们真正回到那个时代，就知道它的描写是多么真实可贵。它是对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一段实验的反思，是对错误做法的控诉。
爹，即仇二狗，到老年常常说胡话，大妹安慰爹说：“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你一个人躺在历史的病床上怎能好得起来呢？难道那是你一个人的错误吗？”小弟“听到爹的唠叨，呸地唾出一口浓痰，说你整天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你能对得起谁？最对不起的是我！我从小到大，耳朵都被你磨起了老茧，整天是爱国家爱集体，什么大公无私是人一生的革命！你抛家舍口，把我当做私有部分割舍在一间‘大爱’的房子里冷冻起来，大得让我想都想不过来，父爱、母爱在我身上等于零！你连你儿子都没能力爱，你能爱谁？”这正是那一代老革命们的人生哲学。他们把革命挂在口头上，把爱国家、爱集体看得无比高尚，把自己作为领袖的“齿轮和螺丝钉”是没有思想的工具，领袖安排到那里就在那里执行领袖的意志。这样的人生哲学，在新时期显然无法适应。小弟是在爹那一代人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适应不了新时期快速变化的生活，只有骂娘。“小弟的怨气与我生前有一些惊人的相似，我们都需要爹的爱，爹的关心。可是爹的境况如一根干柴。早已丧失了绿荫的功效。爹显然没有能力爱谁恨谁了。”
但这部小说并不使人悲观。它在忧郁中显出两色，沉痛中唤起良知。
小说第十一章写了梨花庄村民的一次“造反”行动，原因是买回的种籽不长苗，人们辛苦一年，将颗粒无收。“梨花庄自古以来生产着顺民”面对此情此景，多数人唉声叹气“绿毛龟”提出找商贩，找镇长去。“先是有个别脑袋嘣嚓一下弹起来，神色惊愕得几乎像看见老驴上树一样。接着是无数个脑袋嘣嘣嚓嚓地弹起来，一样的呆，一样的惊！来自各方的目光都聚焦在发起者的身上，经过了短时间的思索，田野里混乱起来。说啥？去找镇长？有没有弄错，敢找镇长？绿毛龟说：当然是镇长，别人骗了咱有情可原，镇长怎能骗人呢？”结果是最后把两个伤者抬了回来，其中就有发起者绿毛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只“生产顺民”的时代还是要做“公民”的时代？小说中在“梨花庄自古以来生产着顺民”之后紧接着的一句是：“今天他们是要去做一次公民了吗？”问得好！从“顺民”到“公民”有一个长长的距离，既然想到了要做公民而不是依然做顺民，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作者高度肯定了一些普通老百姓人性的高尚。银宝婶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人。银宝婶是谁呢？她是玉米的母亲。新时期里，梨花庄的汞矿被开发，结果人人中毒，浑身软弱无力。财大气粗的玉米要把母亲送到美国去治病，母亲坚决不。玉米问“娘，你为啥这样难为我，为啥呀？”“银宝婶合上了眼睛，永远不再回答玉米的问话。她带走了玉米永远想不明白的问题，拒绝于人世热衷的荣华富贵愤然离世！”接着是作者的感慨：“我惊奇地发现，尽管金钱和权力阉割了许多人的心肺，但却没有阉割了银宝婶这个目不识丁的思想者，她始终知道她是谁，知道她活着的意义。她以自己的生命进行了一次深刻宣告！”作者把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视作“思想者”这对那些以思想者自称、以有知识、有思想自夸的人，是多大的讽刺和启示！
文章就写到这里。杰作问世，老夫喜欲狂，不由说了这么些话，仍言不尽意。有些小说故事好，但如同一杯白开水，一眼透底，读后没有多少话好说，因为作者已经都说了，硬说，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这部小说是耐咀嚼的。小说当然存在着不足，相信作者自己发现后会改得更好。
以上只是个人看法。小说出版，等于作者把它交给社会，交给所有的读者。我的看法是否有道理，也只能等候读者的共同切磋了。
2012年5月25日——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