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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小学历史,都知道唐朝有“藩镇之祸”但是对其实际情形则又茫然。我想今日一般读者的观感,大致仍如此。其原因则是大批读物缺乏紧凑的综合叙述,只是提出一大堆人名地名,使读者无所适从。而且很多古籍上的观点,已不符合现代的眼光。现在让我作一段简单的介绍:
所谓藩镇之患,开始于安禄山叛变之后。起先只有“河朔三镇”此即是庐龙(今日北京及沿长城一带)、成德(稍南与山西毗邻的地区)和魏博(渤海湾迄黄河以北)。每一个镇(有时也混称为“道”)辖五、六州或十余州,约占今日三分之一个行省的面积。每一个镇的首长即是“节度使”也就是军事首长,兼理税收民政。安史之乱既平,朝廷无力追究其组织系统,只让一批降将,统率这些地区。于是这些地盘,都成世袭。各使在境内自派州县官,自行征兵抽税。他们一离开任所,就自派“留后”也等于副长官和继承人。有时他们也用进贡的方式,向朝廷呈献一部物资,但是税收及其军制,则自行勘定。其中也有军士驱逐他们的领导人物自立首长的情事,唐朝皇帝也只好事后追认。而这种独立及分化的运动,延布到今日之山东、河南及安徽边境,甚至长江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节度使乘朝廷软弱而效尤。
这藩镇之患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事迹,则以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两朝最为显著,他们之前朝廷对这些藩镇无力过问,德宗开始不承认各藩镇的世袭;宪宗则有系统的用军事力量削平藩镇。他们是祖孙,中间一代为顺宗李诵。但是顺宗即位之前,即因风疾不能发言,在位只八个月即传位于宪宗,与所叙无关。所以这段历史事迹发生于李适与李纯两帝之间,在公元800年之前后约各二十年,共历时约四十年。
中枢企图削平各藩镇的计划不容易生效,是由于皇朝本身没有兵力对付,只能借此削彼,让各藩镇看清他们除非联合抗命,否则只有被各个击破。于是他们互相提倡“合纵”和“连横”的政略和战略,以对付长安的皇室。这种分裂运动于公元782年达到最高潮。反抗朝廷的节度使推极北的朱滔为盟主,称大冀王,其他各称赵、魏、齐王。至此他们也还是只有宣告独立,尚无向唐室进兵的准备。直到李希烈于783年从淮西(今日河南之东南角)攻占襄阳和开封威胁洛阳,称楚帝,才使朝廷震动。朱滔之兄朱此,过去曾自动的提倡尊王攘夷率领唐兵与土蕃作战,这时闲居在长安。德宗也相信他与各人的叛变无关。不料有一支从西北调来戡乱的军队在长安叛变,他们与朱此有旧,也推戴朱此为他们的首领。于是德宗仓皇出走,避难长安西约二百里的奉天。朱此在长安称秦帝,且曾一度围攻奉天。
德宗接受了陆贽的建议,对造反各臣除朱此暴犯陵寝不赦之外,其他全部赦免。他在784年所下制称:“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一切待之如初。朱滔虽缘朱此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维新”不久李希烈被部下毒毙,朱此兵败之后落荒而走被杀,朱滔亦气绥而死。只是他们的失败,并不能算是德宗的成功。各藩或子孙替代;或为自己的部属取而代之,其独立与分化的情形如故。有的一家割据一镇达十世以上,历时数十年之久。德宗则“自经忧患,服为姑息”
宪宗实际上继德宗登极。他在祖父行退让政策二十年后又发动削藩。西川节度使刘辟骄骞,宪宗派兵讨伐后将他削职。夏绥留后和镇海节度使拒命反都被斩首。只是宪宗鉴于德宗之失,行动比较稳健。不在两线作战,不令意存观望的藩镇事先发生疑惧。他之平淮西,费时五年,最后指挥战局的司令官于雪夜行军出敌不意将对方一鼓成擒。819年平卢(今日山东)之李师道反,其部下叛变将之槛送京师,至此为唐代削藩事业之最高峰。元和一朝(宪宗年号)唐室号称中兴。然则好景不长,翌年宪宗李纯即为宦官所弑。后来德宗想要加强中枢的军事力量,组织“神策军”以宦官统领之,初时不过保卫宫廷,只因神策军的给养补给远较其他部队为优,于是很多边军,自愿“遥隶”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为“监军使”去视察其他部队,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宪宗末年据说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这样的结局。
藩镇的问题,牵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处置所能解决。宪宗死后才几个月朝廷派往成德与幽州的节度使,或被叛军谋杀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乱也无成效。于是长安的政府再度承认现实,让河朔三镇自行其是。至此全国划分为四十个到五十个“道”其疆域数目也经常变更。各地节度使实际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异。所以藩镇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是长安的朝廷内宦官废立君主,朋党混淆政局,兹后还要面临流寇之如黄巢者,本身就不能作主,也不能视藩镇为“患”为“祸”了。
现存有关藩镇之患或藩镇之祸的资料,大抵根据“朝代历史”的眼光写成。我们在一千两百年后,如果将过去的限制全部推翻,首先质问唐朝中叶之后是否应当继续存在,甚至中国在第九世纪是否应当保全统一的局面,不以成例视作当然,对于藩镇问题必有不同的看法。
公元780年德宗用杨炎之计,行“两税制”等于放弃以往均田、租、庸、调、府兵等等“间架性设计”的组织与制度。唐朝初年的兴旺,由于起先地广人稀,下层结构紧凑简单。于是继太宗李世民之后,武后则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规模的组成新官僚体系,摈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将地方官的职权推得到广泛的区域。其执行时全靠由上向下派定的一套数学公式。其宗旨与传统的君主制度,真理... -->>
我们从小学历史,都知道唐朝有“藩镇之祸”但是对其实际情形则又茫然。我想今日一般读者的观感,大致仍如此。其原因则是大批读物缺乏紧凑的综合叙述,只是提出一大堆人名地名,使读者无所适从。而且很多古籍上的观点,已不符合现代的眼光。现在让我作一段简单的介绍:
所谓藩镇之患,开始于安禄山叛变之后。起先只有“河朔三镇”此即是庐龙(今日北京及沿长城一带)、成德(稍南与山西毗邻的地区)和魏博(渤海湾迄黄河以北)。每一个镇(有时也混称为“道”)辖五、六州或十余州,约占今日三分之一个行省的面积。每一个镇的首长即是“节度使”也就是军事首长,兼理税收民政。安史之乱既平,朝廷无力追究其组织系统,只让一批降将,统率这些地区。于是这些地盘,都成世袭。各使在境内自派州县官,自行征兵抽税。他们一离开任所,就自派“留后”也等于副长官和继承人。有时他们也用进贡的方式,向朝廷呈献一部物资,但是税收及其军制,则自行勘定。其中也有军士驱逐他们的领导人物自立首长的情事,唐朝皇帝也只好事后追认。而这种独立及分化的运动,延布到今日之山东、河南及安徽边境,甚至长江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节度使乘朝廷软弱而效尤。
这藩镇之患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事迹,则以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两朝最为显著,他们之前朝廷对这些藩镇无力过问,德宗开始不承认各藩镇的世袭;宪宗则有系统的用军事力量削平藩镇。他们是祖孙,中间一代为顺宗李诵。但是顺宗即位之前,即因风疾不能发言,在位只八个月即传位于宪宗,与所叙无关。所以这段历史事迹发生于李适与李纯两帝之间,在公元800年之前后约各二十年,共历时约四十年。
中枢企图削平各藩镇的计划不容易生效,是由于皇朝本身没有兵力对付,只能借此削彼,让各藩镇看清他们除非联合抗命,否则只有被各个击破。于是他们互相提倡“合纵”和“连横”的政略和战略,以对付长安的皇室。这种分裂运动于公元782年达到最高潮。反抗朝廷的节度使推极北的朱滔为盟主,称大冀王,其他各称赵、魏、齐王。至此他们也还是只有宣告独立,尚无向唐室进兵的准备。直到李希烈于783年从淮西(今日河南之东南角)攻占襄阳和开封威胁洛阳,称楚帝,才使朝廷震动。朱滔之兄朱此,过去曾自动的提倡尊王攘夷率领唐兵与土蕃作战,这时闲居在长安。德宗也相信他与各人的叛变无关。不料有一支从西北调来戡乱的军队在长安叛变,他们与朱此有旧,也推戴朱此为他们的首领。于是德宗仓皇出走,避难长安西约二百里的奉天。朱此在长安称秦帝,且曾一度围攻奉天。
德宗接受了陆贽的建议,对造反各臣除朱此暴犯陵寝不赦之外,其他全部赦免。他在784年所下制称:“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一切待之如初。朱滔虽缘朱此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维新”不久李希烈被部下毒毙,朱此兵败之后落荒而走被杀,朱滔亦气绥而死。只是他们的失败,并不能算是德宗的成功。各藩或子孙替代;或为自己的部属取而代之,其独立与分化的情形如故。有的一家割据一镇达十世以上,历时数十年之久。德宗则“自经忧患,服为姑息”
宪宗实际上继德宗登极。他在祖父行退让政策二十年后又发动削藩。西川节度使刘辟骄骞,宪宗派兵讨伐后将他削职。夏绥留后和镇海节度使拒命反都被斩首。只是宪宗鉴于德宗之失,行动比较稳健。不在两线作战,不令意存观望的藩镇事先发生疑惧。他之平淮西,费时五年,最后指挥战局的司令官于雪夜行军出敌不意将对方一鼓成擒。819年平卢(今日山东)之李师道反,其部下叛变将之槛送京师,至此为唐代削藩事业之最高峰。元和一朝(宪宗年号)唐室号称中兴。然则好景不长,翌年宪宗李纯即为宦官所弑。后来德宗想要加强中枢的军事力量,组织“神策军”以宦官统领之,初时不过保卫宫廷,只因神策军的给养补给远较其他部队为优,于是很多边军,自愿“遥隶”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为“监军使”去视察其他部队,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宪宗末年据说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这样的结局。
藩镇的问题,牵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处置所能解决。宪宗死后才几个月朝廷派往成德与幽州的节度使,或被叛军谋杀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乱也无成效。于是长安的政府再度承认现实,让河朔三镇自行其是。至此全国划分为四十个到五十个“道”其疆域数目也经常变更。各地节度使实际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异。所以藩镇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是长安的朝廷内宦官废立君主,朋党混淆政局,兹后还要面临流寇之如黄巢者,本身就不能作主,也不能视藩镇为“患”为“祸”了。
现存有关藩镇之患或藩镇之祸的资料,大抵根据“朝代历史”的眼光写成。我们在一千两百年后,如果将过去的限制全部推翻,首先质问唐朝中叶之后是否应当继续存在,甚至中国在第九世纪是否应当保全统一的局面,不以成例视作当然,对于藩镇问题必有不同的看法。
公元780年德宗用杨炎之计,行“两税制”等于放弃以往均田、租、庸、调、府兵等等“间架性设计”的组织与制度。唐朝初年的兴旺,由于起先地广人稀,下层结构紧凑简单。于是继太宗李世民之后,武后则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规模的组成新官僚体系,摈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将地方官的职权推得到广泛的区域。其执行时全靠由上向下派定的一套数学公式。其宗旨与传统的君主制度,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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