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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接触，能在这两点上获致结果，已经很好了。”
“那末，我答复舒先生，关于我方的条件，希望下一次，也就是1月10日见面时，能够提交贵方。但希望那一天，舒先生同样也有很具体的答复给我。”
当下在相当融洽的气氛中分手。郑士杰回去报告经过，大家都认为颇有收获；同时根据各种情势研判，认为采取”高姿势”效果将会更好。
所谓采取”高姿势”不独指坚持强硬的立场，而且也不妨出以傲慢的态度，因为日本军人的性格中，包含着一种变质的武士道精神，吃硬不吃软，叱斥往往比情商来得有效果。
因此，透过中间人很快地给了铃木答复：近卫声明说不以蒋委员长为对手，是一侮辱；所以日本方面的要求，不但无理，而且无礼。
如果日本政府能正式发布声明，不承认现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以外的任何伪政权；那末，中国政府将会作出有利的反应。
这当然是日本军部所办不到的事。本来影佐祯昭策动汪精卫从抗战阵营脱逃，只是利用他来作一个鼓吹和平的喇叭，根本就没有扶植他另组”政权”的打算。但由于周佛海的大肆活动，现在有弄假成真的模样，以致日本军部颇为矛盾，一方面感到在人情上不能不支持汪精卫；一方面又觉得汪精卫的”组府”可以构成对国民政府的威胁，因而在举岂不定的状况中，形成听其自然的情势。
但由于国民政府对汪精卫”组府”一事，认为是日本有无求和诚意的一个考验，那就不能不稍作抑制；于是今井与影佐密商决定，今井仍按约定日期到香港密晤”舒先生”；而影响佐对汪精卫方面所提出的”还都”的条件，如国旗问题、承认问题，设法拖延不作解决，同时在侧面鼓励汪精卫、周佛海向重庆表达全面和平的希望。
就在这时候，”高陶事件”明朗化了；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汪、日密约原件，及高、陶关于汪、日勾结的说明，不但对汪系要角，就是对影佐及他的”梅机关”亦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但周佛海却认为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他向犬养健说：“高陶发表的文件，对我们非常不利。如今要谈补救之道，只有以行动来证明那些文件之不确。”
周佛海提出3项行动：第一、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由南京移往别处，表示汪政府并非敌军占领下的傀儡政权；第二、加在国旗上的那条杏黄色飘带取消；第三、日本尽快承认”新政府”
犬养健表示同意，把握机会劝周佛海到日本去一趟，顺便谈一谈对重庆谈和的问题。于是周佛海征得汪精卫同意后，由犬养健及梅机关的石原少佐陪着，乘飞机秘密抵达福冈；参谋本部接到犬养健的通知，已经派了第八课长臼井大佐在等候了。
参谋本部向重庆试探和平的负责人是”双井”——今井与臼井；此时今井在上海，所以由臼井接待，在周佛海所下榻的荣屋旅馆，密谈对重庆的工作。
周佛海表面说得很堂皇，实际上是要劝服日本军部全力支持”汪政权”尽快出现。他的想法是，自己要有一个坚强的据点，才能进一步向国民政府要求全面和平；退一步亦有个”小朝廷”可以自保。
因此，他一直强调，日本对国民政府求和，不可操之过急，否则，重庆方面将会以为日本目前已陷于非常困难的地位，调子唱得更高，以致欲速则不达。他这番话的用意，无非希望日本军部了解，全面和平决不能在短期内出现，所以不应以向重庆试探谈和而影响了”新政府”的成立。
可是，臼井并没有受他的影响，日本军部只希望从周佛海口中，了解一个问题；如果将来国民政府以撤消汪政权为谈和的先决条件，汪精卫持何态度。
“汪先生一直抱着苟利于国，生死以之的基本态度，将来新政府一定不会成为实现全面和平的障碍。”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臼井表示满意；”那末，周先生你呢？”他又问：“现在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实际上是你在推动；所以你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
“新政府成立以后，跟国民政府决非处于对立的地位。我不存见谅于蒋先生的心；尤不存见用于蒋先生的心。为和平而来，当然为和平而去，将来和议告成，我要摆脱一切，做一个平民。”
臼井不了解周佛海是想过一手创一个”政权”的瘾，只觉得他很矛盾；既然如此淡泊，何以目前对组织新政府，又表现得那样热中？不过，就算他言不由衷也不要紧；一旦跟国民政府谈和谈成了，就拿他今天的话，逼他下场，他想恋栈也不行！
这样一想，臼井觉得此行的任务已经完全达成，欣然辞去，当天就回东京，草拟向国民政府提出的和平条件。
周佛海只看出日本军部求和之心甚亟，却不知道”两井”在香港的活动；觉得此行仅仅只跟参谋本部主管”联合情报”的第八课长见一次面，除了申述自己的立场以外，什么结果也没有，是件相当泄气的事。
但臼井却不同，兴匆匆地，紧接在周佛海之后，到了上海，与今井会齐，由铃木陪着，秘密到达香港，今井要求日本驻香港的总领事，提供一项协助，在不使对方知道的情况下，摄得舒先生的照片。他们的总领事一口答应，决无问题。
到得见面时，双方都是3个人；中国方面除了”舒先生”还有两个人，一个姓张，是外交官；一个姓程，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副官，张、程二人都精日语，就不必另带翻译了。
“我们带来了条件。”今井说道：“由这3个条件中，充分表现了日本希望与中国旗等提携的诚意，第一个是关于撤兵问题。扬子江以南，立刻可以撤兵；稍后是华北。”
“你看怎样？”“舒先生”问姓张的外交官——外交部专员。
“满洲怎么样？”张专员径自用日语发问。
“满洲国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今井答说：“第二个条件是，国民政府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
“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舒先生”经由张专员的翻译以后，断然决然地答说。
“关于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不过旧事重提而已。当贵方蒋作宾先生担任驻日公使时，与近卫公爵商谈调整中日邦交时，贵方对满洲国问题，曾有过口头的承诺。经过的情形，我还记得——”
据今井说，1933年暮春，近卫公爵住在镰仓新建的别墅中时，正好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亦因高血压在那里静养；有一天蒋作宾带着他的秘书丁绍仞去拜访近卫——丁绍仞是近卫在第一高等学校的同学。
从这次友谊性的拜访以后，蒋作宾与近卫大约每个月会晤一次；谈到中日邦交问题，两人的意见渐渐接近，认为日本军部想以武力征服中国，是对中国毫无认识的梦想。
1935年夏天，中日两国决定将公使升格为大使；蒋作宾即于此时回国，专程晋谒驻节成都、亲自指挥剿共军事的蒋委员长，将在日本与近卫及其他在野各派如头山满、秋山定辅等人恳谈所获得的结论，细细陈述。同时提出他所拟促进中日和平的具体方案。
蒋委员长听取了外交部门的意见，经过慎重的考虑，批准了蒋作宾的方案，于是仍派丁绍仞携回日本，转交已移居轻井泽的近卫。
这方案的主要内容，共为4点：第一、东北问题，中国暂置不问。第二、中日关系于平等基础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与东三省有关者暂时除外。同时停止自以为优越的宣传；中国停止排日教育。第三、以平等互惠原则，展开经济提携。第四、在经济提携的基础上，缔结军事协定。
今井追述到此，作了补充说明：“当时缔结军事协定，即是为了共同防共；如果能到达这个阶段的合作，蒋委员长曾表示准备亲自访日，与我们的军事当局商谈。至于所谓东北问题，中国暂置不问。即是事实上的承认。”
“不然，这是作为一个悬案”张专员又说：“而且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形势根本不同。”
“舒先生”仿佛听说过有这么一回事，便故意问道：“我想请今井大佐告诉我，近卫公爵接到这个方案以后，如何处置？”
这一问，击中了今井，也是日本陆军的要害。原来当时谈判之无结果，责任全在军部，近卫与广田外相都愿本此条件，努力进行，但军部坚持，必须中国承认”满洲国”的存在，因而使得丁绍仞黯然而归。但临行时与近卫约定，如果日本方面有意重新进行和平谈判，请近卫派密使联络，而且决定了密使的人选，年轻的是宫崎龙之介，年长一辈的是秋山定辅，都是与中国革命有深厚渊源的朋友。
这些情形，今井当然明了；他不便认错，但更无法强辩不错，只说：“当初是失去了中日和平的机会；希望这种珍贵的机会，不要再从我们手中失去。”
“我们要检讨这种机会失去的原因，以及责任问题。”张专员追询丁绍仞与近卫的约定，复又提出质问：“七七事变发生后，近卫首相认为除了能与蒋委员长促膝深谈以外，别无防止事件扩大的办法。这时想起有两个密使可派，于是征得杉山陆相同意后，派宫崎龙之介到南京联络。结果如何？”
结果是宫崎在神户上船时，为宪兵所扣押；秋山亦在东京寓所被捕，两人的罪名是”间谍嫌疑”几经交涉，只说同意释放，却不履行；根本上近卫与杉山商量，便是与虎谋皮，杉山元在”七七事变”是扩大派，表面尊重近卫首相的地位，暗中是绝不容宫崎去作他的密使的。
今井对其中的曲折原委，完全明了，可是这时候，他除了抵赖，更无话可说；”我不知道这回事！”他说：“也许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只是传闻而已。”
“舒先生”正好抓住他这句话——原抱着虚与委蛇的态度，但决裂必须有理由；而又要避免彻底决裂，以便利用对方来干扰汪政权的成立。现在是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了，”这样铁证如山，而且可以向近卫首相求证的事，你居然说只是传闻！”他指着今井说：“你根本没有诚意。”
这一指责很厉害。谈判决裂如果由于条件谈不拢，今井无过失可言；倘因他的态度言词不当而决裂，便须负谈判失败的责任。这一点对他个人的前途很有关系；同办一事的臼井，办受连累，所以他觉得有为今井解释辩护的必要。
“今井大佐的话，只是假设之词；就情理的推断，似乎杉山元大将不致对近卫公爵口是心非。”臼井紧接着说：“过去当然犯了错误，才有今天的局面；我们的基本态度，就是弥补过去的错误，寻求挽救和平的道路。这一点，衷诚希望贵方同意。”
“是的。我们完全同意这个原则。但因过去贵方缺乏诚意，才会造成今天的结果；所以要谈弥补错误，首先要显示确实的诚意。现在，你们的军部，一方面派影佐祯昭大佐拊植汪精卫；一方面请你们两位来试探和平，自以为是左右逢源的手法，而适足以表现其为毫无诚意。”“舒先生”略停一下说：
“我说得很率直，请原谅。”
今井无辞以对，只表示将尽力阻挠汪政权的成立；不过他也很委婉地解说，汪精卫是响应近卫声明，并且是日本军部设法接他离开重庆的，如今在道义上不便公然阻止他的行动，只能侧面掣肘，希望汪精卫能知难而退。
“舒先生”与张专员所接到的命令，亦只是利用”双井”对汪精卫发生牵制的作用。如今今井的态度，恰符目标；所以”舒先生”亦表现了很诚恳的反应，说他将要专程回重庆，转达日本的条件；有了结果，会通知今井，约期再晤。
“初步接触，能在这两点上获致结果，已经很好了。”
“那末，我答复舒先生，关于我方的条件，希望下一次，也就是1月10日见面时，能够提交贵方。但希望那一天，舒先生同样也有很具体的答复给我。”
当下在相当融洽的气氛中分手。郑士杰回去报告经过，大家都认为颇有收获；同时根据各种情势研判，认为采取”高姿势”效果将会更好。
所谓采取”高姿势”不独指坚持强硬的立场，而且也不妨出以傲慢的态度，因为日本军人的性格中，包含着一种变质的武士道精神，吃硬不吃软，叱斥往往比情商来得有效果。
因此，透过中间人很快地给了铃木答复：近卫声明说不以蒋委员长为对手，是一侮辱；所以日本方面的要求，不但无理，而且无礼。
如果日本政府能正式发布声明，不承认现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以外的任何伪政权；那末，中国政府将会作出有利的反应。
这当然是日本军部所办不到的事。本来影佐祯昭策动汪精卫从抗战阵营脱逃，只是利用他来作一个鼓吹和平的喇叭，根本就没有扶植他另组”政权”的打算。但由于周佛海的大肆活动，现在有弄假成真的模样，以致日本军部颇为矛盾，一方面感到在人情上不能不支持汪精卫；一方面又觉得汪精卫的”组府”可以构成对国民政府的威胁，因而在举岂不定的状况中，形成听其自然的情势。
但由于国民政府对汪精卫”组府”一事，认为是日本有无求和诚意的一个考验，那就不能不稍作抑制；于是今井与影佐密商决定，今井仍按约定日期到香港密晤”舒先生”；而影响佐对汪精卫方面所提出的”还都”的条件，如国旗问题、承认问题，设法拖延不作解决，同时在侧面鼓励汪精卫、周佛海向重庆表达全面和平的希望。
就在这时候，”高陶事件”明朗化了；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汪、日密约原件，及高、陶关于汪、日勾结的说明，不但对汪系要角，就是对影佐及他的”梅机关”亦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但周佛海却认为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他向犬养健说：“高陶发表的文件，对我们非常不利。如今要谈补救之道，只有以行动来证明那些文件之不确。”
周佛海提出3项行动：第一、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由南京移往别处，表示汪政府并非敌军占领下的傀儡政权；第二、加在国旗上的那条杏黄色飘带取消；第三、日本尽快承认”新政府”
犬养健表示同意，把握机会劝周佛海到日本去一趟，顺便谈一谈对重庆谈和的问题。于是周佛海征得汪精卫同意后，由犬养健及梅机关的石原少佐陪着，乘飞机秘密抵达福冈；参谋本部接到犬养健的通知，已经派了第八课长臼井大佐在等候了。
参谋本部向重庆试探和平的负责人是”双井”——今井与臼井；此时今井在上海，所以由臼井接待，在周佛海所下榻的荣屋旅馆，密谈对重庆的工作。
周佛海表面说得很堂皇，实际上是要劝服日本军部全力支持”汪政权”尽快出现。他的想法是，自己要有一个坚强的据点，才能进一步向国民政府要求全面和平；退一步亦有个”小朝廷”可以自保。
因此，他一直强调，日本对国民政府求和，不可操之过急，否则，重庆方面将会以为日本目前已陷于非常困难的地位，调子唱得更高，以致欲速则不达。他这番话的用意，无非希望日本军部了解，全面和平决不能在短期内出现，所以不应以向重庆试探谈和而影响了”新政府”的成立。
可是，臼井并没有受他的影响，日本军部只希望从周佛海口中，了解一个问题；如果将来国民政府以撤消汪政权为谈和的先决条件，汪精卫持何态度。
“汪先生一直抱着苟利于国，生死以之的基本态度，将来新政府一定不会成为实现全面和平的障碍。”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臼井表示满意；”那末，周先生你呢？”他又问：“现在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实际上是你在推动；所以你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
“新政府成立以后，跟国民政府决非处于对立的地位。我不存见谅于蒋先生的心；尤不存见用于蒋先生的心。为和平而来，当然为和平而去，将来和议告成，我要摆脱一切，做一个平民。”
臼井不了解周佛海是想过一手创一个”政权”的瘾，只觉得他很矛盾；既然如此淡泊，何以目前对组织新政府，又表现得那样热中？不过，就算他言不由衷也不要紧；一旦跟国民政府谈和谈成了，就拿他今天的话，逼他下场，他想恋栈也不行！
这样一想，臼井觉得此行的任务已经完全达成，欣然辞去，当天就回东京，草拟向国民政府提出的和平条件。
周佛海只看出日本军部求和之心甚亟，却不知道”两井”在香港的活动；觉得此行仅仅只跟参谋本部主管”联合情报”的第八课长见一次面，除了申述自己的立场以外，什么结果也没有，是件相当泄气的事。
但臼井却不同，兴匆匆地，紧接在周佛海之后，到了上海，与今井会齐，由铃木陪着，秘密到达香港，今井要求日本驻香港的总领事，提供一项协助，在不使对方知道的情况下，摄得舒先生的照片。他们的总领事一口答应，决无问题。
到得见面时，双方都是3个人；中国方面除了”舒先生”还有两个人，一个姓张，是外交官；一个姓程，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副官，张、程二人都精日语，就不必另带翻译了。
“我们带来了条件。”今井说道：“由这3个条件中，充分表现了日本希望与中国旗等提携的诚意，第一个是关于撤兵问题。扬子江以南，立刻可以撤兵；稍后是华北。”
“你看怎样？”“舒先生”问姓张的外交官——外交部专员。
“满洲怎么样？”张专员径自用日语发问。
“满洲国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今井答说：“第二个条件是，国民政府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
“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舒先生”经由张专员的翻译以后，断然决然地答说。
“关于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不过旧事重提而已。当贵方蒋作宾先生担任驻日公使时，与近卫公爵商谈调整中日邦交时，贵方对满洲国问题，曾有过口头的承诺。经过的情形，我还记得——”
据今井说，1933年暮春，近卫公爵住在镰仓新建的别墅中时，正好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亦因高血压在那里静养；有一天蒋作宾带着他的秘书丁绍仞去拜访近卫——丁绍仞是近卫在第一高等学校的同学。
从这次友谊性的拜访以后，蒋作宾与近卫大约每个月会晤一次；谈到中日邦交问题，两人的意见渐渐接近，认为日本军部想以武力征服中国，是对中国毫无认识的梦想。
1935年夏天，中日两国决定将公使升格为大使；蒋作宾即于此时回国，专程晋谒驻节成都、亲自指挥剿共军事的蒋委员长，将在日本与近卫及其他在野各派如头山满、秋山定辅等人恳谈所获得的结论，细细陈述。同时提出他所拟促进中日和平的具体方案。
蒋委员长听取了外交部门的意见，经过慎重的考虑，批准了蒋作宾的方案，于是仍派丁绍仞携回日本，转交已移居轻井泽的近卫。
这方案的主要内容，共为4点：第一、东北问题，中国暂置不问。第二、中日关系于平等基础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与东三省有关者暂时除外。同时停止自以为优越的宣传；中国停止排日教育。第三、以平等互惠原则，展开经济提携。第四、在经济提携的基础上，缔结军事协定。
今井追述到此，作了补充说明：“当时缔结军事协定，即是为了共同防共；如果能到达这个阶段的合作，蒋委员长曾表示准备亲自访日，与我们的军事当局商谈。至于所谓东北问题，中国暂置不问。即是事实上的承认。”
“不然，这是作为一个悬案”张专员又说：“而且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形势根本不同。”
“舒先生”仿佛听说过有这么一回事，便故意问道：“我想请今井大佐告诉我，近卫公爵接到这个方案以后，如何处置？”
这一问，击中了今井，也是日本陆军的要害。原来当时谈判之无结果，责任全在军部，近卫与广田外相都愿本此条件，努力进行，但军部坚持，必须中国承认”满洲国”的存在，因而使得丁绍仞黯然而归。但临行时与近卫约定，如果日本方面有意重新进行和平谈判，请近卫派密使联络，而且决定了密使的人选，年轻的是宫崎龙之介，年长一辈的是秋山定辅，都是与中国革命有深厚渊源的朋友。
这些情形，今井当然明了；他不便认错，但更无法强辩不错，只说：“当初是失去了中日和平的机会；希望这种珍贵的机会，不要再从我们手中失去。”
“我们要检讨这种机会失去的原因，以及责任问题。”张专员追询丁绍仞与近卫的约定，复又提出质问：“七七事变发生后，近卫首相认为除了能与蒋委员长促膝深谈以外，别无防止事件扩大的办法。这时想起有两个密使可派，于是征得杉山陆相同意后，派宫崎龙之介到南京联络。结果如何？”
结果是宫崎在神户上船时，为宪兵所扣押；秋山亦在东京寓所被捕，两人的罪名是”间谍嫌疑”几经交涉，只说同意释放，却不履行；根本上近卫与杉山商量，便是与虎谋皮，杉山元在”七七事变”是扩大派，表面尊重近卫首相的地位，暗中是绝不容宫崎去作他的密使的。
今井对其中的曲折原委，完全明了，可是这时候，他除了抵赖，更无话可说；”我不知道这回事！”他说：“也许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只是传闻而已。”
“舒先生”正好抓住他这句话——原抱着虚与委蛇的态度，但决裂必须有理由；而又要避免彻底决裂，以便利用对方来干扰汪政权的成立。现在是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了，”这样铁证如山，而且可以向近卫首相求证的事，你居然说只是传闻！”他指着今井说：“你根本没有诚意。”
这一指责很厉害。谈判决裂如果由于条件谈不拢，今井无过失可言；倘因他的态度言词不当而决裂，便须负谈判失败的责任。这一点对他个人的前途很有关系；同办一事的臼井，办受连累，所以他觉得有为今井解释辩护的必要。
“今井大佐的话，只是假设之词；就情理的推断，似乎杉山元大将不致对近卫公爵口是心非。”臼井紧接着说：“过去当然犯了错误，才有今天的局面；我们的基本态度，就是弥补过去的错误，寻求挽救和平的道路。这一点，衷诚希望贵方同意。”
“是的。我们完全同意这个原则。但因过去贵方缺乏诚意，才会造成今天的结果；所以要谈弥补错误，首先要显示确实的诚意。现在，你们的军部，一方面派影佐祯昭大佐拊植汪精卫；一方面请你们两位来试探和平，自以为是左右逢源的手法，而适足以表现其为毫无诚意。”“舒先生”略停一下说：
“我说得很率直，请原谅。”
今井无辞以对，只表示将尽力阻挠汪政权的成立；不过他也很委婉地解说，汪精卫是响应近卫声明，并且是日本军部设法接他离开重庆的，如今在道义上不便公然阻止他的行动，只能侧面掣肘，希望汪精卫能知难而退。
“舒先生”与张专员所接到的命令，亦只是利用”双井”对汪精卫发生牵制的作用。如今今井的态度，恰符目标；所以”舒先生”亦表现了很诚恳的反应，说他将要专程回重庆，转达日本的条件；有了结果，会通知今井，约期再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