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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兰亭、袁复登、林康侯的故事。
上海的闻人，最有名的自是数”三大亨”；商界则公认”阿德哥”虞洽卿为继朱葆山以后的领袖；其次是”多子大王”王晓籁。这些人走的走，死的死；而上海社会不能没有闻人，犹如内地不能没有绅士一样。于是”三老”应运而生。
这”三老”的事业不大；家境不裕，但多年来以热心正直，赢得亲友及同业的尊敬。此时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影响，因友结友，辗转邀请，先是社团都要他挂个名义；继而公司银行请他当名义上的董事长，至于排解纠纷、发起公益，以及喜事证婚、丧事点主，不仅无日无之，而且日必数起。有人说笑话：“当袁复登的汽车司机，是要出顶费的。”因为每处饭局，司机都可以领饭钱；三老的司机，饭钱格外从丰。一天十来个饭局，收入着实可观。
三老之首叫闻兰亭，他是常州人；早年从家乡到上海来学生意，进的是纱布这一行。到民国初年，已经崭露头角。民国10年前后上海盛行交易所，各式各样的名堂，如雨后春笋，成长极快；其中以”阿德哥”主持的”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为最具规模；闻兰亭就是那里的常务理事。同时，他自己主持一家”华商纱布交易所”——交易所的投机风气很盛；那时革命事业，正值低潮，为了筹措经费，陈果夫、孙鹤皋都在证券物品交易所领照当过经纪人；为革命而从商，所得自虞洽卿帮助很大，而闻兰亭间接也是有贡献的。
第二老便是袁复登，他是宁波一所教会学校的学生；毕业时恰好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办，顺理成章地升了学，成为圣约翰的第一届毕业生。
袁复登生得一貌堂堂，性情谦和厚道，所以人缘极好；加以一口纯正的英语，在当时商场中，无人可及，因此，他不但所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宁绍保险公司，牌子极其响亮；而且商而优则仕，先后被选任为公共租界的华董，以及作为上海租界中民意机关的纳税华人会的理事。一生乐育英才；”学生子”很多，遍布于各行各业，在三老中的交游最广。
再有一老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香港为日军所俘的林康侯。当时侨寓香港的名人，在过了约莫5个月的高级俘虏生活以后，除了极少数的两三个人，如段祺端的要角曾云霈，以”万金油”起家的胡文虎等，以特殊渊源，获得释放以外，其余的都用专机送到上海，有的韬光养晦，如梅兰芳蓄须明志；有的虚与委蛇，如颜惠庆，叶恭绰，都担任过一个半官方的名义，但从不管事；有的被迫下海如银行家周作民、唐寿民之不能不出任财经要职；有的是愿入地狱如张一鹏、李思浩；当然也有的是自以为因祸得福，如郑洪生出任京沪、沪杭名义上的管理机构，”华中铁道公司”总裁。至于像林康侯，却以来自社会的压力，不容他不抛头露面。
他是上海本地人，前清进过学，做过南洋公学的小学校长，也加入上海时报当过主笔。民国2年转入实业界，是新华储蓄银行的创办人之一。由于他的书生的底子，自民国17年以后，一直担任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这个职位使得他在财金界，无人不识。在三老中，只有他跟杜月笙的关系最深。
平时汪政府为了抵制日本军部的经济独占政策，决定用社会的关系成立一个”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闻兰亭的身分、地位、年龄以及他的方正廉洁膺选为主任委员。为了保全物资、为老百姓争取较好的生活条件，他以70开外的高龄，毅然不辞；不过提出一个要求，必须有两个人帮他的忙，其中之一就是林康侯。几度登门劝驾，也有不少商界的朋友来游说，他终于担任了”商统会”的秘书长一职。
“商统会”下面设立好几个专业委员会，分为”米粮”、”粉麦”、”纱布”、”日用品”等等。”纱布”部门，由于闻兰亭是内行；对于日本所提出的，在沦陷区全面收购纱布的要求，策划出一个很完整的抵制方案。
不过，这个方案的执行，却以闻兰亭年迈体衰，不能不辞职，而交由后任唐寿民去执行。唐寿民与周佛海就闻兰亭所策划的方案，几度密议，竟发展成为一个将计就计的反击计划。
于是在交涉时，唐寿民表示，日本与汪政府已经是攻守一致，祸福相共的盟国；日本不应视汪政府为战败国，两国关系，应该用公平的原则去处理。
既然讲公平，应该先收购日商的纱布；因为日商手里的纱布，多过华商好几倍。这样不但符合公平的原则，也让中国人看看日商的纱布，已经够用；华商的纱布，应该留归中国平民的日常需要。
这番道理驳不倒；而且日本军部原就在计划收购日商纱布，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毫无分别，所以很爽快地同意了。
至于收购纱布的价格，应该按照市价，斟量打一个优待的折扣。用何种通货来支付，请向”财政部”接头，”商统会”毫无意见。
到得”财政部”去接头，周佛海表示，战时需要的是物资，日本既与英、美宣战，断绝国际贸易；原本用来作为国际市场上支付工具的黄金，已等于废物。废物利用，就是到中国收购纱布。如果以”中储券”支付，将使通膨加速，汪政府的财经崩溃，对日本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日本在沦陷区收购纱布，以黄金支付是有利无害的做法。而且在收购以前，就应该从日本将黄金运来，以实力建立了信用，收购纱布才会顺利。
这一点日本当然不会轻易同意，但周佛海绝不松口，一口咬定，用”中储券”支付，造成通货膨胀，后果严重。如果日本不愿用黄金支付，汪政府不能支持这种自杀性的政策。
经过几个月严重到彼此拍桌相争、互相诟责的交涉，日本军部终于屈服在理直气壮的坚持之下，一飞机一飞机将黄金运到上海，由”中储行”代为保管。
至日商纱布收购完毕，华商方开始登记；然后按照数量折算黄金价格、纱布送至指定仓库，立即发给领取黄金凭条，满10两向”中储行”领取；不成条的零数，委托各银楼代为发放——银楼平空做了一笔好生意，因为块金折成了首饰，那时最通行的是金印戒指，白相人尤为爱好；无名指上一个可当图章用的名字金戒，又厚又大，没有一两，也有八钱。
及至纱布开始入库，汪政府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纱布全部由你们收购去了，中国百姓穿什么？日本军部瞠目不知所对。于是汪政府提出计划，每人依照收购价，配给可做一件长衫的布料，亦即是营造尺一丈三尺。日本军部无奈，唯有同意。当然在配给时，人数以少报多；相对地日本收购的数量又少了好些。
“商统会”中，比纱布更重要的一个单位，是”米粮统制委员会”即由袁复登担任。在此以前，他应邀担任”保甲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提出的一个交换条件是，不许再有封锁事件——这是上海租界为日军侵入后，老百姓最感痛苦的一件事；日军可以突然之间封锁某一地区，只用绳子拦一拦，便有一大平地区断绝交通；这种”画地为牢”的暴政，使得正好经过那里的行人，欲归不得，欲哭无泪，而终于由袁复登的坚持而不再受此痛苦了。
根据既有的经验，袁复登在出任”米统会”主委时，也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即是必须按期配给民食，称为”户口米”这个条件必须日本军方承诺才算数，因为自古艳称的东南膏腴之地的粮区，已为日军所控制。
日本军部搜括沦陷区的物资，由特组的”兴亚院”负责。兴亚院下设两部，第一部为政治；第二部为经济，并在北平、青岛、上海、汉口、厦门、广州分设6个联络部，亦即6个搜括中心，陆海军划分势力范围，厦门、青岛归海军；北平、汉口、广州归陆军上海则陆海各半。于是，日本财阀所经营的三井、三菱等大公司，便各自寻找在陆海军方面的关系，获得特许，组织某一类独占性的征购公司，在为军部压榨中国百姓的同时，大发军财。
“商统会”的基本任务，便是对抗日本军方的搜括；所以袁复登所提出的条件，必须日本军方作出答复。因为沿太湖的苏松产米区域，已为日军划为”军米区”；如果要保证民食供应不缺，必须从”军米区”让出部分地区。经过多次交涉，日本军部让步。在松江、青浦等地，”放弃”了部分地区，容许汪政府去收购食米。
“民以食为天”汪政府为此成了各省市的”粮食管理局”与”米统会”协调解决整个民食问题。关于米粮的采购，招商承办这部分的业务，袁复登有很大的发言权，所以耿绩之找到袁复登，很顺利地取得了松江、青浦、太仓三个县中”军米区”以外的米粮采购权。
当然，耿绩之自己是不会下手去做的；而且就想亲自下手亦不可能，因为他另有更重要的任务。首先是周佛海找他去谈一次话，有所委托。
原来周佛海这时全力在筹划的一件大事。根据麦克阿瑟在太平洋展开反攻所采用的跳岛战术，以及戴雨农与美国海军梅乐思中校所组的中美合作所，判断中美联军将会在东南沿海某个地区登陆；最可能的是照日军侵华当年走过的老路，在松江的金山卫抢滩，建立桥头堡。这样，策应的主要责任，便落在他身上了。全力筹划的一件大事，便是如何有效配合；只要中美联军一登陆，情势就会立刻改观。纵不能希望兵不血刃而收复淞沪地区；却无论如何要缩短战争的时间，将可能的牺牲减至最低。
这就必需有各种因素的配合，其中之一是在上海的外侨。英、美侨民固然都已进入集中营，但在上海外侨人数中，比例相当高的法侨，由于贝当政府与汪政府的性质相同，所以他们只要表示效忠于贝当政府，与戴高乐的流亡政府无关，便仍能安居乐业。但是，不知有多少法侨是反轴心的？周佛海所赋予耿绩之的第一项，也是主要的任务，就是去联终这些反轴心的法侨，一旦有事时，能配合他的要求，采取积极行劝。
第二项，也仍然是主要的任务是，联络浦东的武装队伍。本来汪精卫从河内到上海”组府”时，分文武两途进行，军事方面最先收编的是在浦东方面，未能随国军西撤的一支部队，由”76号”接头，改编以后的番号是”第十三师”人数约有3万。”师长”叫何天风；民国28年耶诞前夕，何天风带了10名卫士，约了许多朋友到愚园路底的兆丰总会，作通霄狂欢。那知舞兴正酣，枪声骤起，而且是肘腋之变；10名卫士之一，原是军统的工作人员，一枪制裁了何天风，趁全场大乱时，全身而退。
何天风一死，由他的副手丁锡山坐升”师长”丁锡山跟吴四宝一样，是汽车司机出身；无恶不作，也是一样，包庇烟赌、敲诈勒索，不在话下，最不成话的是公然绑票，肉票就窝在他的”司令部”之内。
丁锡山的恶名昭彰，不在”76号”之下；汪精卫之被人骂汉奸，像丁锡山之流，实在要负相当责任。但浦东滨海，地形复杂，号称难治；丁锡山盘踞多年，又有一批恶讼师式的狗头军师替他出主意，一面勾结日本宪兵；一面联络上海的黑社会，所以一时动他不得，汪政府中的负责人，对他不胜头痛。
好不容易先分其势，抽出他的一部分队伍、改编成”第二军”；然后找到机会，加以逮捕，关在镇江监狱。不料丁锡山神通广大，竟能里外接应，破获而逃先由杭州转入内地，据说常潜回浦东，虽不敢公开露面，但仍有相当的潜势力。
“十三师”从丁锡山被捕以后，四分五裂，”各成一军”；往正路上走是打游击，往歪路上走，不客气的说，就是土匪。平时期东由于杜月笙已转入内地；地方没有人能够罩得住这班亡命之徒；不过浦东与称为”起南”的松江接壤，都在黄浦江的彼岸，所以”耿秘书”的声望，不但在”浦南”极响，浦东亦很”服贴”此所以周佛海要求耿绩之出面去联络浦东的武装部队；等到中美联军登陆，首先响应。
此外，撤退以前的上海市长俞鸿钧、吴铁城，亦都有亲笔私函带给耿绩之，表示谅解他的处境，但希望国军反攻时，能有出色的表现；这样在光复以后，不但无罪，而且仍将获得重用。
这使得耿绩之非常兴奋，本来”十... -->>
闻兰亭、袁复登、林康侯的故事。
上海的闻人，最有名的自是数”三大亨”；商界则公认”阿德哥”虞洽卿为继朱葆山以后的领袖；其次是”多子大王”王晓籁。这些人走的走，死的死；而上海社会不能没有闻人，犹如内地不能没有绅士一样。于是”三老”应运而生。
这”三老”的事业不大；家境不裕，但多年来以热心正直，赢得亲友及同业的尊敬。此时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影响，因友结友，辗转邀请，先是社团都要他挂个名义；继而公司银行请他当名义上的董事长，至于排解纠纷、发起公益，以及喜事证婚、丧事点主，不仅无日无之，而且日必数起。有人说笑话：“当袁复登的汽车司机，是要出顶费的。”因为每处饭局，司机都可以领饭钱；三老的司机，饭钱格外从丰。一天十来个饭局，收入着实可观。
三老之首叫闻兰亭，他是常州人；早年从家乡到上海来学生意，进的是纱布这一行。到民国初年，已经崭露头角。民国10年前后上海盛行交易所，各式各样的名堂，如雨后春笋，成长极快；其中以”阿德哥”主持的”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为最具规模；闻兰亭就是那里的常务理事。同时，他自己主持一家”华商纱布交易所”——交易所的投机风气很盛；那时革命事业，正值低潮，为了筹措经费，陈果夫、孙鹤皋都在证券物品交易所领照当过经纪人；为革命而从商，所得自虞洽卿帮助很大，而闻兰亭间接也是有贡献的。
第二老便是袁复登，他是宁波一所教会学校的学生；毕业时恰好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办，顺理成章地升了学，成为圣约翰的第一届毕业生。
袁复登生得一貌堂堂，性情谦和厚道，所以人缘极好；加以一口纯正的英语，在当时商场中，无人可及，因此，他不但所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宁绍保险公司，牌子极其响亮；而且商而优则仕，先后被选任为公共租界的华董，以及作为上海租界中民意机关的纳税华人会的理事。一生乐育英才；”学生子”很多，遍布于各行各业，在三老中的交游最广。
再有一老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香港为日军所俘的林康侯。当时侨寓香港的名人，在过了约莫5个月的高级俘虏生活以后，除了极少数的两三个人，如段祺端的要角曾云霈，以”万金油”起家的胡文虎等，以特殊渊源，获得释放以外，其余的都用专机送到上海，有的韬光养晦，如梅兰芳蓄须明志；有的虚与委蛇，如颜惠庆，叶恭绰，都担任过一个半官方的名义，但从不管事；有的被迫下海如银行家周作民、唐寿民之不能不出任财经要职；有的是愿入地狱如张一鹏、李思浩；当然也有的是自以为因祸得福，如郑洪生出任京沪、沪杭名义上的管理机构，”华中铁道公司”总裁。至于像林康侯，却以来自社会的压力，不容他不抛头露面。
他是上海本地人，前清进过学，做过南洋公学的小学校长，也加入上海时报当过主笔。民国2年转入实业界，是新华储蓄银行的创办人之一。由于他的书生的底子，自民国17年以后，一直担任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这个职位使得他在财金界，无人不识。在三老中，只有他跟杜月笙的关系最深。
平时汪政府为了抵制日本军部的经济独占政策，决定用社会的关系成立一个”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闻兰亭的身分、地位、年龄以及他的方正廉洁膺选为主任委员。为了保全物资、为老百姓争取较好的生活条件，他以70开外的高龄，毅然不辞；不过提出一个要求，必须有两个人帮他的忙，其中之一就是林康侯。几度登门劝驾，也有不少商界的朋友来游说，他终于担任了”商统会”的秘书长一职。
“商统会”下面设立好几个专业委员会，分为”米粮”、”粉麦”、”纱布”、”日用品”等等。”纱布”部门，由于闻兰亭是内行；对于日本所提出的，在沦陷区全面收购纱布的要求，策划出一个很完整的抵制方案。
不过，这个方案的执行，却以闻兰亭年迈体衰，不能不辞职，而交由后任唐寿民去执行。唐寿民与周佛海就闻兰亭所策划的方案，几度密议，竟发展成为一个将计就计的反击计划。
于是在交涉时，唐寿民表示，日本与汪政府已经是攻守一致，祸福相共的盟国；日本不应视汪政府为战败国，两国关系，应该用公平的原则去处理。
既然讲公平，应该先收购日商的纱布；因为日商手里的纱布，多过华商好几倍。这样不但符合公平的原则，也让中国人看看日商的纱布，已经够用；华商的纱布，应该留归中国平民的日常需要。
这番道理驳不倒；而且日本军部原就在计划收购日商纱布，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毫无分别，所以很爽快地同意了。
至于收购纱布的价格，应该按照市价，斟量打一个优待的折扣。用何种通货来支付，请向”财政部”接头，”商统会”毫无意见。
到得”财政部”去接头，周佛海表示，战时需要的是物资，日本既与英、美宣战，断绝国际贸易；原本用来作为国际市场上支付工具的黄金，已等于废物。废物利用，就是到中国收购纱布。如果以”中储券”支付，将使通膨加速，汪政府的财经崩溃，对日本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日本在沦陷区收购纱布，以黄金支付是有利无害的做法。而且在收购以前，就应该从日本将黄金运来，以实力建立了信用，收购纱布才会顺利。
这一点日本当然不会轻易同意，但周佛海绝不松口，一口咬定，用”中储券”支付，造成通货膨胀，后果严重。如果日本不愿用黄金支付，汪政府不能支持这种自杀性的政策。
经过几个月严重到彼此拍桌相争、互相诟责的交涉，日本军部终于屈服在理直气壮的坚持之下，一飞机一飞机将黄金运到上海，由”中储行”代为保管。
至日商纱布收购完毕，华商方开始登记；然后按照数量折算黄金价格、纱布送至指定仓库，立即发给领取黄金凭条，满10两向”中储行”领取；不成条的零数，委托各银楼代为发放——银楼平空做了一笔好生意，因为块金折成了首饰，那时最通行的是金印戒指，白相人尤为爱好；无名指上一个可当图章用的名字金戒，又厚又大，没有一两，也有八钱。
及至纱布开始入库，汪政府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纱布全部由你们收购去了，中国百姓穿什么？日本军部瞠目不知所对。于是汪政府提出计划，每人依照收购价，配给可做一件长衫的布料，亦即是营造尺一丈三尺。日本军部无奈，唯有同意。当然在配给时，人数以少报多；相对地日本收购的数量又少了好些。
“商统会”中，比纱布更重要的一个单位，是”米粮统制委员会”即由袁复登担任。在此以前，他应邀担任”保甲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提出的一个交换条件是，不许再有封锁事件——这是上海租界为日军侵入后，老百姓最感痛苦的一件事；日军可以突然之间封锁某一地区，只用绳子拦一拦，便有一大平地区断绝交通；这种”画地为牢”的暴政，使得正好经过那里的行人，欲归不得，欲哭无泪，而终于由袁复登的坚持而不再受此痛苦了。
根据既有的经验，袁复登在出任”米统会”主委时，也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即是必须按期配给民食，称为”户口米”这个条件必须日本军方承诺才算数，因为自古艳称的东南膏腴之地的粮区，已为日军所控制。
日本军部搜括沦陷区的物资，由特组的”兴亚院”负责。兴亚院下设两部，第一部为政治；第二部为经济，并在北平、青岛、上海、汉口、厦门、广州分设6个联络部，亦即6个搜括中心，陆海军划分势力范围，厦门、青岛归海军；北平、汉口、广州归陆军上海则陆海各半。于是，日本财阀所经营的三井、三菱等大公司，便各自寻找在陆海军方面的关系，获得特许，组织某一类独占性的征购公司，在为军部压榨中国百姓的同时，大发军财。
“商统会”的基本任务，便是对抗日本军方的搜括；所以袁复登所提出的条件，必须日本军方作出答复。因为沿太湖的苏松产米区域，已为日军划为”军米区”；如果要保证民食供应不缺，必须从”军米区”让出部分地区。经过多次交涉，日本军部让步。在松江、青浦等地，”放弃”了部分地区，容许汪政府去收购食米。
“民以食为天”汪政府为此成了各省市的”粮食管理局”与”米统会”协调解决整个民食问题。关于米粮的采购，招商承办这部分的业务，袁复登有很大的发言权，所以耿绩之找到袁复登，很顺利地取得了松江、青浦、太仓三个县中”军米区”以外的米粮采购权。
当然，耿绩之自己是不会下手去做的；而且就想亲自下手亦不可能，因为他另有更重要的任务。首先是周佛海找他去谈一次话，有所委托。
原来周佛海这时全力在筹划的一件大事。根据麦克阿瑟在太平洋展开反攻所采用的跳岛战术，以及戴雨农与美国海军梅乐思中校所组的中美合作所，判断中美联军将会在东南沿海某个地区登陆；最可能的是照日军侵华当年走过的老路，在松江的金山卫抢滩，建立桥头堡。这样，策应的主要责任，便落在他身上了。全力筹划的一件大事，便是如何有效配合；只要中美联军一登陆，情势就会立刻改观。纵不能希望兵不血刃而收复淞沪地区；却无论如何要缩短战争的时间，将可能的牺牲减至最低。
这就必需有各种因素的配合，其中之一是在上海的外侨。英、美侨民固然都已进入集中营，但在上海外侨人数中，比例相当高的法侨，由于贝当政府与汪政府的性质相同，所以他们只要表示效忠于贝当政府，与戴高乐的流亡政府无关，便仍能安居乐业。但是，不知有多少法侨是反轴心的？周佛海所赋予耿绩之的第一项，也是主要的任务，就是去联终这些反轴心的法侨，一旦有事时，能配合他的要求，采取积极行劝。
第二项，也仍然是主要的任务是，联络浦东的武装队伍。本来汪精卫从河内到上海”组府”时，分文武两途进行，军事方面最先收编的是在浦东方面，未能随国军西撤的一支部队，由”76号”接头，改编以后的番号是”第十三师”人数约有3万。”师长”叫何天风；民国28年耶诞前夕，何天风带了10名卫士，约了许多朋友到愚园路底的兆丰总会，作通霄狂欢。那知舞兴正酣，枪声骤起，而且是肘腋之变；10名卫士之一，原是军统的工作人员，一枪制裁了何天风，趁全场大乱时，全身而退。
何天风一死，由他的副手丁锡山坐升”师长”丁锡山跟吴四宝一样，是汽车司机出身；无恶不作，也是一样，包庇烟赌、敲诈勒索，不在话下，最不成话的是公然绑票，肉票就窝在他的”司令部”之内。
丁锡山的恶名昭彰，不在”76号”之下；汪精卫之被人骂汉奸，像丁锡山之流，实在要负相当责任。但浦东滨海，地形复杂，号称难治；丁锡山盘踞多年，又有一批恶讼师式的狗头军师替他出主意，一面勾结日本宪兵；一面联络上海的黑社会，所以一时动他不得，汪政府中的负责人，对他不胜头痛。
好不容易先分其势，抽出他的一部分队伍、改编成”第二军”；然后找到机会，加以逮捕，关在镇江监狱。不料丁锡山神通广大，竟能里外接应，破获而逃先由杭州转入内地，据说常潜回浦东，虽不敢公开露面，但仍有相当的潜势力。
“十三师”从丁锡山被捕以后，四分五裂，”各成一军”；往正路上走是打游击，往歪路上走，不客气的说，就是土匪。平时期东由于杜月笙已转入内地；地方没有人能够罩得住这班亡命之徒；不过浦东与称为”起南”的松江接壤，都在黄浦江的彼岸，所以”耿秘书”的声望，不但在”浦南”极响，浦东亦很”服贴”此所以周佛海要求耿绩之出面去联络浦东的武装部队；等到中美联军登陆，首先响应。
此外，撤退以前的上海市长俞鸿钧、吴铁城，亦都有亲笔私函带给耿绩之，表示谅解他的处境，但希望国军反攻时，能有出色的表现；这样在光复以后，不但无罪，而且仍将获得重用。
这使得耿绩之非常兴奋，本来”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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