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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警报,紧急升空,迎头痛击,打下6架之多,而四大队一无损失。中国空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敌作战,即创零比六的辉煌纪录;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一战成名,成为中外交誉的英雄。
就在这天,外交部接到驻日武官的急电,日本已决定调派第三、第十一两个师团,编成”上海派遣军”起用预备役的松井石根为司令官。淞沪战事,必将扩大,恰正符合蒋委员长的算计。
原来关于对日的战略,军事首脑部作过多次的秘密研讨。蒋委员长曾经说道:“日本要亡中国,不出蚕食鲸吞两个办法。中国不怕它鲸吞;却须留心它蚕食。”从九一八到七七,便是蚕食的态势,先割东北、次及华北;如果光是集中力量跟日军在华北周旋,倘或不胜,日军能够站住脚,下一步必是渡河而南,蚕食东南膏腴之地。这是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的下策;上策是要争取主动,牵着日军的鼻子,让他们在我们要打的地方打。
因此,当芦沟桥事变爆发,蒋委员长决定应战,而日本海军为了争功,想对中国东南沿海有所行动时,陈诚就极力主张,在淞沪坚决抵抗,将日军吸引到东南来,鉴于日本外交官反复要求外交部长王宠惠,承认廿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与日军代表所签订的三次停火协定,越见得日本想将芦沟桥事变,作为地方事件,以便于蚕食;就越足以证明全面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之正确。但不明军事原理,不知其中的奥妙;东南为中国的精华地带,战火蔓延,可能有许多人认为可惜。
蒋委员长为了说明这些道理,并促使大家在心理上有所准备;决定第二天——8月15日上午8时,在灵谷寺附近的一个特定地点,召集中央各部门首长会议。
在事先,日本长江舰队先期逃出江阴封锁线这一点,疑云越来越重。有人谈到一段史实,南宋建炎年间,韩世忠屯京口,诱金兵深入,相持于黄天荡;他泊战舰于金山之下,又打造了许多巨型铁链,上系大钩;金兀术的船来一条、钩一条,硬生生把它拉沉,金兵大为所困。此见于正史;但据野史上说:有个姓王的福建人,夜谒金兀术献计,说黄天荡有条通海口的河道,名为老鹳河;湮淤已久。如果能打通这条河道,不愁不能脱困。金兀术大喜厚酬此人,照计而行,竟得北归。
以古方今,可能也有样一个汉奸,出卖了国家的利益,先普通知日本,江阴水道即将封锁。既然如此,就要防备这个汉奸泄漏重要会议的时间、地点,勾引敌机来轰炸。因此,建议蒋委员长更改会议的时间、地点。于是蒋委员长决定会议时间提前到7点钟,并在1小时以内开完。
第二天7点钟开会;散会未到8点,空袭警报大作,日本飞机准8点钟飞临南京上空,轰炸目标之一,就是那个特定的开会地点。
这会是偶然的巧合吗?即使一个脑筋迟钝的人也都不会相信。于是戴雨农下令全面彻查,凡是知道这天上午8点钟在特定地点,有一个军政委员毕集,由蒋委员长亲自主持的重要会议的人,不管他是任何身分,都被监视或跟踪,毫无例外。
当然,这不是说部长级以上的大员,对国家的忠贞有问题;而是中国的要人,只有忌讳的观念,并无保防的警觉。”这句话不能说,说了会得罪人”于是守口如瓶;”啊!啊!抱歉,我不能来。明天上午8点钟有个会,是委员长亲自主持,非到不可。这样,9点钟左右,等我从灵谷寺进城,顺路来看你好了。”这平淡无奇的几句话,说是会闯下天大的巨祸,是谁也会嗤之以鼻的事;因此,要人左右若有间谍埋伏,随时都能获得敌人所意想不到的珍贵情报。戴雨农所防的,就是这些人。
由于黄秋岳兼管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的议事工作,当然亦为被监视的对象;每天有两个人分班看住,尤其是他的活动范围,更为注意的焦点。但经过一星期的跟踪,毫无可疑,每天上班、下班,除了家就是行政院;中午到国际联谊社吃饭,亦是独来独往,从未见他与任何形迹可疑的人接触。
国际联谊社在新街口附近的香铺营,是跟中央党部、外交部、励志社有关的一个特种勤务单位;顾名思义,可知是为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一个便利休闲活动,促进中外友谊的公共场所;在朝野一致励行”新生活运动”之际,这里是唯一可开舞会的地方。不过,黄秋岳从没有来跳过舞;他只是中午来吃饭,因为国联谊社餐厅的价格公道,菜也还不坏。
跟踪的人当然不能进餐厅,而须守候在外进门的大厅,一面设有舒适的沙发,等人或等座位,都在这里休息;另一面餐厅入口之处的壁上,设有一排挂钩,以便悬挂雨衣、帽子之类。跟踪黄秋岳的老张、小侯2人,每次都坐在挂钩对面的沙发上。
这天负责跟踪的是小候,坐在挂钩对面的沙发上枯守,实在是很乏味的工作;闲得无聊,任何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都能引其他的极大的兴趣。偶然一瞥之间,发现挂钩上两顶呢帽,式样、颜色、质料完全相同;而且有一种感觉;仿佛呢帽在跟他招呼:“喂!你认识我吧?”
于是他走近了去看,走到一半便想起来了,”这不是黄秘书的帽子吗?”他这样在心中自语,接着便搜索记忆,十几天以来,他想不起黄秋岳戴过另一顶帽子;也没有不戴帽子的时候。
这就显得有些不寻常了!他又想,夏天常见的帽子,分为两类,一类是草帽,又分软边、硬边两种,软边草帽叫”巴拿马草帽”由于宋子文常戴的缘故,正在风行;一种是由军盔演变而来的”拿破仑帽”有白、黄、灰各色,蒋委员长夏天如果着中山装,就常视服装的色调,戴不同颜色的”拿破仑帽”至于呢帽,虽然跟法兰绒西服一样,夏天亦可穿戴,而毕竟不常见,何以黄秋岳每天必戴?只怕其中另有道理。
转念到此,心头狂跳;立即作了一个决定,要看这同样的一顶呢帽的主人是谁?因此,等黄秋岳出了餐厅,拿了他的帽子往外走时;小侯一反亦步亦趋的惯例,坐在那里安然不动,视线不离那顶呢帽。也不知等了多少时候,终于看到有个人伸手去取那顶呢帽。此人个子不高,穿一身灰色西服;等他转身过来时,小侯判明了他的国籍,是日本人——日本西服的式样,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尤其是束腰的皮带,系在肚起以下,更是日本西服的怪模样。
这个收获太大了。但是,小侯很冷静,世上无巧不成书的事很多;还需要继续求证,因此,他声色不动,只用冷眼观察。
第二天中午,黄秋岳仍旧戴着那顶呢帽到国际联谊社,进门脱帽,随手往钩上一挂。小侯自左而右看过来,并无相同的帽子,于是只注意门口了。
过不多久,昨天所见的那个日本人也来了,一看他头上,果然不错,不过,这一回他的帽子挂在别处,并不似昨天那样,并排相悬。
“到底是不是?”他在心里琢磨,”帽子不在一处,也许人在一处呢?”
这样转着念头,便慢慢起身;去到餐厅入口之处,有意无意地往里面一看,不由得大失所望,黄秋岳一个人坐一桌,日本人坐在另一桌,而且有朋友在一起,谈笑正欢。
“这是怎么回事?”他茫然地在想,偶而抬头一望,大吃一惊,黄秋岳的帽子不见了!
这当然是人已经走了;他直觉地追出门去,左右张望,哪里有黄秋岳的影子?内心懊丧无比,”钉梢”会把人钉丢了,这说出去岂不是笑话?
一步懒似一步地走着,满心烦躁,汗出如浆;小侯整天不快,心里只思念着这件事。
哪知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到得夜深如水的半夜里,方寸之间,突然灵光闪现;恨不得马上天亮,太阳一升,随即高挂中天,好让他跟踪黄秋岳,证实自己的想法。
想法证实了!黄秋岳帽子不在,人在;那个日本人先离餐厅,戴去了黄秋岳的帽子,然后黄秋岳离去时,戴去了日本人的帽子。前一天就是如此;在不知不觉中,交换了帽子,也就是交换了情报。
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先取得证据;这个证据且须坚强有力。最须顾虑的是,有没有证据还成疑问,倘或根本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而黄秋岳却已经知道有人在打他的主意,那一来不但打草惊蛇,前功尽弃;而且必然引起一场风波。因此,搜集证据的行动,亦必须隐密妥当,以不使授受双方——黄秋岳与那个日本人,都毫无知觉为最理想。
基于这些要求,小侯的工作同志设计了一个很巧妙的过程;实现此一过程的主要关键,在一样”道具”:照式照样的一顶呢帽。
这顶呢帽不仅质料,式样、颜色须绝对相同;而且要同样的牌子,同样的尺码。这还不算,还要同样新旧。
通过国际联谊社管理员的关系,取得了这样”道具”的全部资料;南京还没有这个牌子的呢帽,须到上海采办。买到以后,再要加工”做旧”;经过仔细检点,毫无破绽,可以开始行动了。
行动非常简单容易,只要将呢帽”掉包”真可说是举手之劳;但下手之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确定日本人会来;因为跟踪期间,曾发现有一次只有黄秋岳一个人,日本人未到。倘或如此,黄秋岳戴回去的,应该是他原来的帽子;帽中无物,倒也罢了;如果夹着什么东西,一看已不翼而飞,自然知道出了问题,可能立即开溜。
其次是必须在黄秋岳先到,而日本人未到之前下手。因为日本人先来,黄秋岳后到,再加上行动人员,挂钩上就会出现三顶同样的呢帽,目标过于显著,引人注目,亦是件很不妥的事。
好在那个日本人,也早在监视之下,知道了他的住处;并掌握了其他必要的资料,总在中午11点半至12点之间出发,坐一辆黑色别克汽车。所以行动之前,沿路派出”观察员”用电话传通消息,确实控制了日本人的行动。
第一次没有成功,因为黄秋岳一到,日本人接踵而至,没有时间来掉包。第二次差点出问题,帽子已经掉到手了,而日本人中途改变行程,不到国际联谊社;幸亏行动人员还在,赶紧将黄秋岳的帽子又掉了回去。
第三次成功了。这天中午黄秋岳先到;行动人员在那日本人的汽车驶近国际联谊社减速将停时,才根据守在门外的同僚的暗号,以极敏捷的手法,换走了黄秋岳的帽子。
帽中果然有花样在,帽檐内侧作衬底的一道皮圈中,夹着一张纸,蝇头细字写着好几条中央最新的决定,一条是国民党中常会虽决议授权蒋委员长组织大本营,行使海陆空军的最高统帅权,并统一指挥党政;但蒋委员长为了尊重林主席的地位,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再一条是政府决定向国际联盟提出报告,陈述日军在”七七”、”八一三”开衅的经过,指出日本政府负全责;并要求国际联盟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加以干涉。此外还有军政人员预备调动的情况之类。
黄秋岳的笔迹是早就搜集了样本,细加核对;完全相符。黄秋岳的罪行,是确凿无疑的了,但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却大有研究的余地。
当然,若说要依法逮捕,手到擒来,毫不费事;但如果他们授受双方都不知道帽子已在暗中掉了包;那就不妨再来一次,进一层了解黄秋岳到底知道了多少机密;出卖了多少机密?甚至,下一次不妨调日本人的帽子,看看对方对黄秋岳是何指示;想要些什么情报?
但讨论到最后,还是认为以及早逮捕黄秋岳为妥。因为日本人拿回那顶帽子,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很可能会立即跟黄秋岳联络,然后再进一步仔细检查那顶帽子——虽说已经”做旧”毕竟有许多特征是瞒不过所有人的耳目的。等发觉呢帽已非原物,可以推想到,是怎么回事?于是,黄秋岳畏罪自杀;那一来,有多少情报已落入敌人手中,以及日本方面是用什么方法能够打入中央政府最机密的部门,便都成谜了。
于是呈准最高当局,然后通知行政院,逮捕了黄秋岳;由他的供词中,知道他的儿子亦脱不得干系,一并逮捕。对于封锁江阴水道的消息,他承认泄漏给敌人,自道宁作民族千古罪人;以救长江两岸生灵。意思是20几条日本兵舰及两千海军陆战队,被封锁在长江中下游,必不肯束手待擒,而作困兽之斗,那时长江两岸的百姓,就会大遭其殃。
这话当然不会有人相信,事实上在当时知道他说这话的人,也没有几个。因为整个过程都是极高的秘密;而保持秘密的最大原因,是怕影响民心士气,同时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仍在南京;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本已提出辞呈;七七事变爆发,为了共赴国难,已打消辞意,赶回任所。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未断,黄秋岳事件如果一公开,等于替日本制造找麻烦的口实,自属不智。
由于罪证确凿,军法审判的程序,很快地结束;父子双双伏法。熟悉黄秋岳的人,无不叹惜:“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他的诗、他的笔记,文彩义理,都是第一流的。
话虽如此,却没有一个人说政府不该判处黄秋岳死刑,唯一的例外是梁鸿志——他做过段祺瑞”执政”时期的秘书长;”九一八”以后,蒋委员长派吴鼎昌迎段南下,借住陈调元在上海的住宅;也就是后来的极斯非而路76号为公馆。政府每月致送生活费3万元;段祺瑞用来分享旧部;梁鸿志亦有一份,月得千元。段祺瑞一死,梁鸿志每月的津贴亦就失去了;因而怨及政府,借少年故交黄秋岳之死,做了一首诗寄托牢骚;这首五言诗:“青山我独往,白首君同归;乐天哀天涯,相提并论?大多莫人妙。有人指出,要从”甘露之变”中去参详,”甘露之变”是宰相王涯、我亦衔此悲。王涯位宰相,名盛祸亦随;秘书非达官,何事而诛夷?”
何以将黄秋岳与唐文宗的宰相王涯,相提并论?大多莫名片妙。有人指出,要从”甘露之变”中去参详,”甘露之变”是宰相王涯、李训谋诛宦官;诈言在金吾厅后面的石榴树上发现甘露。天降甘露是瑞征,史册记载:天下升起则甘露降。因此,当权的宦官仇士良,引领皇帝,亲临观赏。王涯、李训本埋伏了甲士在那里,打算尽杀宦官;不料事机不密;为仇士良所发觉,半途引驾回宫;说王涯、李训谋反大逆,急召禁兵入宫,王涯、李训皆被杀,并夷家族。梁鸿志的意思是,日本飞机在8月15轰炸南京,目标在蒋委员长,决非黄秋岳的本意;犹如王涯本无弑帝之意一样。至于”诛夷”的”夷”字,是指黄秋岳的儿子而言;梁鸿志可能不知道,黄秋岳的儿子的一条命,是送在他父亲手里。
但须磨知道,黄秋岳父子是由他送入鬼门关的,自不免内疚于心;所以这一次在中国纵贯南北的旅行,到处打听黄家还有什么人?最后是在北平找到了黄秋岳的弟弟。
他对胞兄胞侄的不名誉之死,痛心异常,因此也恨极了日本人;对于须磨的登门造访,拒而不纳。须磨无奈,托人以资助印行黄秋岳的遗作为名,致赠了一笔巨款;亦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须磨想了却耿耿于怀的这桩心愿,是彻底失败了。
但在公务方面,须磨倒颇有收获,找到了一些旧关系,为外务省建立了几条情报路线,其中之一就是缪斌。
当1945年2月初,日皇召见重臣,听取了近卫的率直陈奏,认为战事必败,愈早求和愈有利;否则陆军内部的左倾思想抬头,将形成可怕的威胁。近卫并且提出了一张”预备役”将官的名单,认为是收拾残局的理想人选。
这张名单的第一名是宇垣一成。当近卫第一次内阁,在1938年夏天,为了想结束在中国的战事而改组,接受多田骏与石原莞尔的意见,自台儿庄前线召回板垣征四郎,代替杉山元出任陆相时,宇垣一成亦代广田弘毅而为外相。宇垣的复起,是出于三井财阀”大番头”近卫内阁的藏相池田成彬所推荐。统制派之得与财政界的结合,即肇因于池田成彬对垣宇一成的看重;这一次池田推荐宇垣出任外相,是打算着用宇垣的军部关系与他在财经方面的影响力,由外交途径来解决中国的战事。如果能够成功,则近卫内阁之后,将是宇垣、池田的联合内阁。
因此,宇垣谋和的交涉对象是,中国的财政巨头孔祥熙;实际上是由池田来的关系,结果为军部所破坏,宇垣一气之下,也不跟池田商量,自己亲笔写了辞呈,还有一道弹劾近卫的条文,卷在一起,面递近卫;而且就在近卫面前,先将弹劾文读了一遍,问一句:“有无起事!”接着斩钉截铁地说:“从此刻起,我不再是你的外相了!”
这是公子哥儿出身的近卫,从未有过的难堪。但他公而忘私,不记这段嫌怨,推荐宇垣出来收拾残局,亦仍是想到了宇垣与池田的合作,能够打通孔祥熙的关系,对蒋委员长作出有力的影响。
皇道派的人物,近卫推荐了4个人,在”七七事变”初起,担任”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的香月,以及反对扩大在华战事,而力主防俄的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及石原莞尔。近卫又建议:如有必要,也就是一定需要现役将官;那么阿南惟几,山下奉文亦可起用。
这是日本陆军中声望最高的两大将。两人都有在华作战的经验;亦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立过战功,山下奉文自马来半岛北部登陆,南下直攻新加坡,于1942年2月初,依照预定作战计划,很精确地以4天时间占领新加坡。
但是,山下奉文是皇道派,他的声名太盛,正招统制派之忌;所以连同一向以陆军超然派出名的阿南惟几,都被调为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节制,在”满洲国”备边。虽非”飞鸟尽,良弓藏”但多少总是投闲置散。
及至1943年夏秋之间,日本的海军及航空兵力,已处于明显的劣势;大本营设定了守势的”绝对国防圈”中西太平洋新几内亚至澳洲北部的战备,有强化的必要,于是新组第二方面军,起用阿南惟几为司令;不久山下奉文亦被任命为十四方面军的司令,担当防守菲律宾的征途。
近卫认为阿南与山下所以能担负起收拾残局艰巨,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声望,可以让在中国的日军接受指挥。尤其是山下,他的那个”马来亚之虎”的外号,予人一个异常残暴的印象,其实,他比屠杀中国人的谷寿夫、酒井隆,甚至有”统制派别动队”之称的松井石根,好得太多。最特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所有的日本将领中,只有他相信中国是不易被征服的——这一种基于现实而来的了解,比梅津美治郎、东条英机、杉山元、冈村宁次等人,由于误解中国历史而来的荒谬想法,有天渊之别。
梅津一派所了解的中国历史,只看到一种出于多种逆流所汇集的不幸结果;中国曾数次为北方异族入侵,而不得不暂时割起;如辽、金、元、清皆是。”统制派”从这些中国历史中,自我领受了鼓励;他们所策动的华北五省独立,包括的地区,正是辽金的领域;也是五胡十六国及北魏的领域。同时,从北洋政府时代以来,他们认为中国多的是石敬塘之流的失意政客与军阀,只要让他们感受到有坚强的靠山,出现第二个”满洲国”是不成问题的一件事。
日皇昭和对于近卫的陈奏,当然很重视;但是军部的势力,积重难返;而西园寺公爵在辅弼昭和的年代,一直强调英国式的政体。所以昭和心以为是,却不能拿出断然的决心,作明快的处置。
昭和告诉近卫,军部并非不想求和,但要在打一个大胜仗以后,可以因为取得较好的谈判地位。近卫却为昭和指出:军部有此想法,由来已久;但在打了一个大胜仗以后,想法马上改变了。那时如果有人提议谋和,一定为同僚所讥斥。也许军部是觉悟了,但已经没有机会了;永不可能再有大胜一仗的机会。
因此,这一次破天荒地天皇个别召见重臣,垂询国事,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作用。陆军中属于统制派中的死硬派,仍然接受东条的观点,认为胜败之数是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尤其是对本土决战,充满了信心,以一亿斗志昂扬的日本国民,足以消灭任何登陆的敌军。对于美国的宣传,一旦登陆,可以在4周以内击败日本说法,东条嗤之以鼻,他说:区区硫磺岛之战,即已花费了美军4年的时间。
,得到警报,紧急升空,迎头痛击,打下6架之多,而四大队一无损失。中国空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敌作战,即创零比六的辉煌纪录;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一战成名,成为中外交誉的英雄。
就在这天,外交部接到驻日武官的急电,日本已决定调派第三、第十一两个师团,编成”上海派遣军”起用预备役的松井石根为司令官。淞沪战事,必将扩大,恰正符合蒋委员长的算计。
原来关于对日的战略,军事首脑部作过多次的秘密研讨。蒋委员长曾经说道:“日本要亡中国,不出蚕食鲸吞两个办法。中国不怕它鲸吞;却须留心它蚕食。”从九一八到七七,便是蚕食的态势,先割东北、次及华北;如果光是集中力量跟日军在华北周旋,倘或不胜,日军能够站住脚,下一步必是渡河而南,蚕食东南膏腴之地。这是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的下策;上策是要争取主动,牵着日军的鼻子,让他们在我们要打的地方打。
因此,当芦沟桥事变爆发,蒋委员长决定应战,而日本海军为了争功,想对中国东南沿海有所行动时,陈诚就极力主张,在淞沪坚决抵抗,将日军吸引到东南来,鉴于日本外交官反复要求外交部长王宠惠,承认廿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与日军代表所签订的三次停火协定,越见得日本想将芦沟桥事变,作为地方事件,以便于蚕食;就越足以证明全面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之正确。但不明军事原理,不知其中的奥妙;东南为中国的精华地带,战火蔓延,可能有许多人认为可惜。
蒋委员长为了说明这些道理,并促使大家在心理上有所准备;决定第二天——8月15日上午8时,在灵谷寺附近的一个特定地点,召集中央各部门首长会议。
在事先,日本长江舰队先期逃出江阴封锁线这一点,疑云越来越重。有人谈到一段史实,南宋建炎年间,韩世忠屯京口,诱金兵深入,相持于黄天荡;他泊战舰于金山之下,又打造了许多巨型铁链,上系大钩;金兀术的船来一条、钩一条,硬生生把它拉沉,金兵大为所困。此见于正史;但据野史上说:有个姓王的福建人,夜谒金兀术献计,说黄天荡有条通海口的河道,名为老鹳河;湮淤已久。如果能打通这条河道,不愁不能脱困。金兀术大喜厚酬此人,照计而行,竟得北归。
以古方今,可能也有样一个汉奸,出卖了国家的利益,先普通知日本,江阴水道即将封锁。既然如此,就要防备这个汉奸泄漏重要会议的时间、地点,勾引敌机来轰炸。因此,建议蒋委员长更改会议的时间、地点。于是蒋委员长决定会议时间提前到7点钟,并在1小时以内开完。
第二天7点钟开会;散会未到8点,空袭警报大作,日本飞机准8点钟飞临南京上空,轰炸目标之一,就是那个特定的开会地点。
这会是偶然的巧合吗?即使一个脑筋迟钝的人也都不会相信。于是戴雨农下令全面彻查,凡是知道这天上午8点钟在特定地点,有一个军政委员毕集,由蒋委员长亲自主持的重要会议的人,不管他是任何身分,都被监视或跟踪,毫无例外。
当然,这不是说部长级以上的大员,对国家的忠贞有问题;而是中国的要人,只有忌讳的观念,并无保防的警觉。”这句话不能说,说了会得罪人”于是守口如瓶;”啊!啊!抱歉,我不能来。明天上午8点钟有个会,是委员长亲自主持,非到不可。这样,9点钟左右,等我从灵谷寺进城,顺路来看你好了。”这平淡无奇的几句话,说是会闯下天大的巨祸,是谁也会嗤之以鼻的事;因此,要人左右若有间谍埋伏,随时都能获得敌人所意想不到的珍贵情报。戴雨农所防的,就是这些人。
由于黄秋岳兼管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的议事工作,当然亦为被监视的对象;每天有两个人分班看住,尤其是他的活动范围,更为注意的焦点。但经过一星期的跟踪,毫无可疑,每天上班、下班,除了家就是行政院;中午到国际联谊社吃饭,亦是独来独往,从未见他与任何形迹可疑的人接触。
国际联谊社在新街口附近的香铺营,是跟中央党部、外交部、励志社有关的一个特种勤务单位;顾名思义,可知是为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一个便利休闲活动,促进中外友谊的公共场所;在朝野一致励行”新生活运动”之际,这里是唯一可开舞会的地方。不过,黄秋岳从没有来跳过舞;他只是中午来吃饭,因为国联谊社餐厅的价格公道,菜也还不坏。
跟踪的人当然不能进餐厅,而须守候在外进门的大厅,一面设有舒适的沙发,等人或等座位,都在这里休息;另一面餐厅入口之处的壁上,设有一排挂钩,以便悬挂雨衣、帽子之类。跟踪黄秋岳的老张、小侯2人,每次都坐在挂钩对面的沙发上。
这天负责跟踪的是小候,坐在挂钩对面的沙发上枯守,实在是很乏味的工作;闲得无聊,任何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都能引其他的极大的兴趣。偶然一瞥之间,发现挂钩上两顶呢帽,式样、颜色、质料完全相同;而且有一种感觉;仿佛呢帽在跟他招呼:“喂!你认识我吧?”
于是他走近了去看,走到一半便想起来了,”这不是黄秘书的帽子吗?”他这样在心中自语,接着便搜索记忆,十几天以来,他想不起黄秋岳戴过另一顶帽子;也没有不戴帽子的时候。
这就显得有些不寻常了!他又想,夏天常见的帽子,分为两类,一类是草帽,又分软边、硬边两种,软边草帽叫”巴拿马草帽”由于宋子文常戴的缘故,正在风行;一种是由军盔演变而来的”拿破仑帽”有白、黄、灰各色,蒋委员长夏天如果着中山装,就常视服装的色调,戴不同颜色的”拿破仑帽”至于呢帽,虽然跟法兰绒西服一样,夏天亦可穿戴,而毕竟不常见,何以黄秋岳每天必戴?只怕其中另有道理。
转念到此,心头狂跳;立即作了一个决定,要看这同样的一顶呢帽的主人是谁?因此,等黄秋岳出了餐厅,拿了他的帽子往外走时;小侯一反亦步亦趋的惯例,坐在那里安然不动,视线不离那顶呢帽。也不知等了多少时候,终于看到有个人伸手去取那顶呢帽。此人个子不高,穿一身灰色西服;等他转身过来时,小侯判明了他的国籍,是日本人——日本西服的式样,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尤其是束腰的皮带,系在肚起以下,更是日本西服的怪模样。
这个收获太大了。但是,小侯很冷静,世上无巧不成书的事很多;还需要继续求证,因此,他声色不动,只用冷眼观察。
第二天中午,黄秋岳仍旧戴着那顶呢帽到国际联谊社,进门脱帽,随手往钩上一挂。小侯自左而右看过来,并无相同的帽子,于是只注意门口了。
过不多久,昨天所见的那个日本人也来了,一看他头上,果然不错,不过,这一回他的帽子挂在别处,并不似昨天那样,并排相悬。
“到底是不是?”他在心里琢磨,”帽子不在一处,也许人在一处呢?”
这样转着念头,便慢慢起身;去到餐厅入口之处,有意无意地往里面一看,不由得大失所望,黄秋岳一个人坐一桌,日本人坐在另一桌,而且有朋友在一起,谈笑正欢。
“这是怎么回事?”他茫然地在想,偶而抬头一望,大吃一惊,黄秋岳的帽子不见了!
这当然是人已经走了;他直觉地追出门去,左右张望,哪里有黄秋岳的影子?内心懊丧无比,”钉梢”会把人钉丢了,这说出去岂不是笑话?
一步懒似一步地走着,满心烦躁,汗出如浆;小侯整天不快,心里只思念着这件事。
哪知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到得夜深如水的半夜里,方寸之间,突然灵光闪现;恨不得马上天亮,太阳一升,随即高挂中天,好让他跟踪黄秋岳,证实自己的想法。
想法证实了!黄秋岳帽子不在,人在;那个日本人先离餐厅,戴去了黄秋岳的帽子,然后黄秋岳离去时,戴去了日本人的帽子。前一天就是如此;在不知不觉中,交换了帽子,也就是交换了情报。
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先取得证据;这个证据且须坚强有力。最须顾虑的是,有没有证据还成疑问,倘或根本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而黄秋岳却已经知道有人在打他的主意,那一来不但打草惊蛇,前功尽弃;而且必然引起一场风波。因此,搜集证据的行动,亦必须隐密妥当,以不使授受双方——黄秋岳与那个日本人,都毫无知觉为最理想。
基于这些要求,小侯的工作同志设计了一个很巧妙的过程;实现此一过程的主要关键,在一样”道具”:照式照样的一顶呢帽。
这顶呢帽不仅质料,式样、颜色须绝对相同;而且要同样的牌子,同样的尺码。这还不算,还要同样新旧。
通过国际联谊社管理员的关系,取得了这样”道具”的全部资料;南京还没有这个牌子的呢帽,须到上海采办。买到以后,再要加工”做旧”;经过仔细检点,毫无破绽,可以开始行动了。
行动非常简单容易,只要将呢帽”掉包”真可说是举手之劳;但下手之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确定日本人会来;因为跟踪期间,曾发现有一次只有黄秋岳一个人,日本人未到。倘或如此,黄秋岳戴回去的,应该是他原来的帽子;帽中无物,倒也罢了;如果夹着什么东西,一看已不翼而飞,自然知道出了问题,可能立即开溜。
其次是必须在黄秋岳先到,而日本人未到之前下手。因为日本人先来,黄秋岳后到,再加上行动人员,挂钩上就会出现三顶同样的呢帽,目标过于显著,引人注目,亦是件很不妥的事。
好在那个日本人,也早在监视之下,知道了他的住处;并掌握了其他必要的资料,总在中午11点半至12点之间出发,坐一辆黑色别克汽车。所以行动之前,沿路派出”观察员”用电话传通消息,确实控制了日本人的行动。
第一次没有成功,因为黄秋岳一到,日本人接踵而至,没有时间来掉包。第二次差点出问题,帽子已经掉到手了,而日本人中途改变行程,不到国际联谊社;幸亏行动人员还在,赶紧将黄秋岳的帽子又掉了回去。
第三次成功了。这天中午黄秋岳先到;行动人员在那日本人的汽车驶近国际联谊社减速将停时,才根据守在门外的同僚的暗号,以极敏捷的手法,换走了黄秋岳的帽子。
帽中果然有花样在,帽檐内侧作衬底的一道皮圈中,夹着一张纸,蝇头细字写着好几条中央最新的决定,一条是国民党中常会虽决议授权蒋委员长组织大本营,行使海陆空军的最高统帅权,并统一指挥党政;但蒋委员长为了尊重林主席的地位,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再一条是政府决定向国际联盟提出报告,陈述日军在”七七”、”八一三”开衅的经过,指出日本政府负全责;并要求国际联盟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加以干涉。此外还有军政人员预备调动的情况之类。
黄秋岳的笔迹是早就搜集了样本,细加核对;完全相符。黄秋岳的罪行,是确凿无疑的了,但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却大有研究的余地。
当然,若说要依法逮捕,手到擒来,毫不费事;但如果他们授受双方都不知道帽子已在暗中掉了包;那就不妨再来一次,进一层了解黄秋岳到底知道了多少机密;出卖了多少机密?甚至,下一次不妨调日本人的帽子,看看对方对黄秋岳是何指示;想要些什么情报?
但讨论到最后,还是认为以及早逮捕黄秋岳为妥。因为日本人拿回那顶帽子,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很可能会立即跟黄秋岳联络,然后再进一步仔细检查那顶帽子——虽说已经”做旧”毕竟有许多特征是瞒不过所有人的耳目的。等发觉呢帽已非原物,可以推想到,是怎么回事?于是,黄秋岳畏罪自杀;那一来,有多少情报已落入敌人手中,以及日本方面是用什么方法能够打入中央政府最机密的部门,便都成谜了。
于是呈准最高当局,然后通知行政院,逮捕了黄秋岳;由他的供词中,知道他的儿子亦脱不得干系,一并逮捕。对于封锁江阴水道的消息,他承认泄漏给敌人,自道宁作民族千古罪人;以救长江两岸生灵。意思是20几条日本兵舰及两千海军陆战队,被封锁在长江中下游,必不肯束手待擒,而作困兽之斗,那时长江两岸的百姓,就会大遭其殃。
这话当然不会有人相信,事实上在当时知道他说这话的人,也没有几个。因为整个过程都是极高的秘密;而保持秘密的最大原因,是怕影响民心士气,同时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仍在南京;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本已提出辞呈;七七事变爆发,为了共赴国难,已打消辞意,赶回任所。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未断,黄秋岳事件如果一公开,等于替日本制造找麻烦的口实,自属不智。
由于罪证确凿,军法审判的程序,很快地结束;父子双双伏法。熟悉黄秋岳的人,无不叹惜:“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他的诗、他的笔记,文彩义理,都是第一流的。
话虽如此,却没有一个人说政府不该判处黄秋岳死刑,唯一的例外是梁鸿志——他做过段祺瑞”执政”时期的秘书长;”九一八”以后,蒋委员长派吴鼎昌迎段南下,借住陈调元在上海的住宅;也就是后来的极斯非而路76号为公馆。政府每月致送生活费3万元;段祺瑞用来分享旧部;梁鸿志亦有一份,月得千元。段祺瑞一死,梁鸿志每月的津贴亦就失去了;因而怨及政府,借少年故交黄秋岳之死,做了一首诗寄托牢骚;这首五言诗:“青山我独往,白首君同归;乐天哀天涯,相提并论?大多莫人妙。有人指出,要从”甘露之变”中去参详,”甘露之变”是宰相王涯、我亦衔此悲。王涯位宰相,名盛祸亦随;秘书非达官,何事而诛夷?”
何以将黄秋岳与唐文宗的宰相王涯,相提并论?大多莫名片妙。有人指出,要从”甘露之变”中去参详,”甘露之变”是宰相王涯、李训谋诛宦官;诈言在金吾厅后面的石榴树上发现甘露。天降甘露是瑞征,史册记载:天下升起则甘露降。因此,当权的宦官仇士良,引领皇帝,亲临观赏。王涯、李训本埋伏了甲士在那里,打算尽杀宦官;不料事机不密;为仇士良所发觉,半途引驾回宫;说王涯、李训谋反大逆,急召禁兵入宫,王涯、李训皆被杀,并夷家族。梁鸿志的意思是,日本飞机在8月15轰炸南京,目标在蒋委员长,决非黄秋岳的本意;犹如王涯本无弑帝之意一样。至于”诛夷”的”夷”字,是指黄秋岳的儿子而言;梁鸿志可能不知道,黄秋岳的儿子的一条命,是送在他父亲手里。
但须磨知道,黄秋岳父子是由他送入鬼门关的,自不免内疚于心;所以这一次在中国纵贯南北的旅行,到处打听黄家还有什么人?最后是在北平找到了黄秋岳的弟弟。
他对胞兄胞侄的不名誉之死,痛心异常,因此也恨极了日本人;对于须磨的登门造访,拒而不纳。须磨无奈,托人以资助印行黄秋岳的遗作为名,致赠了一笔巨款;亦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须磨想了却耿耿于怀的这桩心愿,是彻底失败了。
但在公务方面,须磨倒颇有收获,找到了一些旧关系,为外务省建立了几条情报路线,其中之一就是缪斌。
当1945年2月初,日皇召见重臣,听取了近卫的率直陈奏,认为战事必败,愈早求和愈有利;否则陆军内部的左倾思想抬头,将形成可怕的威胁。近卫并且提出了一张”预备役”将官的名单,认为是收拾残局的理想人选。
这张名单的第一名是宇垣一成。当近卫第一次内阁,在1938年夏天,为了想结束在中国的战事而改组,接受多田骏与石原莞尔的意见,自台儿庄前线召回板垣征四郎,代替杉山元出任陆相时,宇垣一成亦代广田弘毅而为外相。宇垣的复起,是出于三井财阀”大番头”近卫内阁的藏相池田成彬所推荐。统制派之得与财政界的结合,即肇因于池田成彬对垣宇一成的看重;这一次池田推荐宇垣出任外相,是打算着用宇垣的军部关系与他在财经方面的影响力,由外交途径来解决中国的战事。如果能够成功,则近卫内阁之后,将是宇垣、池田的联合内阁。
因此,宇垣谋和的交涉对象是,中国的财政巨头孔祥熙;实际上是由池田来的关系,结果为军部所破坏,宇垣一气之下,也不跟池田商量,自己亲笔写了辞呈,还有一道弹劾近卫的条文,卷在一起,面递近卫;而且就在近卫面前,先将弹劾文读了一遍,问一句:“有无起事!”接着斩钉截铁地说:“从此刻起,我不再是你的外相了!”
这是公子哥儿出身的近卫,从未有过的难堪。但他公而忘私,不记这段嫌怨,推荐宇垣出来收拾残局,亦仍是想到了宇垣与池田的合作,能够打通孔祥熙的关系,对蒋委员长作出有力的影响。
皇道派的人物,近卫推荐了4个人,在”七七事变”初起,担任”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的香月,以及反对扩大在华战事,而力主防俄的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及石原莞尔。近卫又建议:如有必要,也就是一定需要现役将官;那么阿南惟几,山下奉文亦可起用。
这是日本陆军中声望最高的两大将。两人都有在华作战的经验;亦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立过战功,山下奉文自马来半岛北部登陆,南下直攻新加坡,于1942年2月初,依照预定作战计划,很精确地以4天时间占领新加坡。
但是,山下奉文是皇道派,他的声名太盛,正招统制派之忌;所以连同一向以陆军超然派出名的阿南惟几,都被调为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节制,在”满洲国”备边。虽非”飞鸟尽,良弓藏”但多少总是投闲置散。
及至1943年夏秋之间,日本的海军及航空兵力,已处于明显的劣势;大本营设定了守势的”绝对国防圈”中西太平洋新几内亚至澳洲北部的战备,有强化的必要,于是新组第二方面军,起用阿南惟几为司令;不久山下奉文亦被任命为十四方面军的司令,担当防守菲律宾的征途。
近卫认为阿南与山下所以能担负起收拾残局艰巨,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声望,可以让在中国的日军接受指挥。尤其是山下,他的那个”马来亚之虎”的外号,予人一个异常残暴的印象,其实,他比屠杀中国人的谷寿夫、酒井隆,甚至有”统制派别动队”之称的松井石根,好得太多。最特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所有的日本将领中,只有他相信中国是不易被征服的——这一种基于现实而来的了解,比梅津美治郎、东条英机、杉山元、冈村宁次等人,由于误解中国历史而来的荒谬想法,有天渊之别。
梅津一派所了解的中国历史,只看到一种出于多种逆流所汇集的不幸结果;中国曾数次为北方异族入侵,而不得不暂时割起;如辽、金、元、清皆是。”统制派”从这些中国历史中,自我领受了鼓励;他们所策动的华北五省独立,包括的地区,正是辽金的领域;也是五胡十六国及北魏的领域。同时,从北洋政府时代以来,他们认为中国多的是石敬塘之流的失意政客与军阀,只要让他们感受到有坚强的靠山,出现第二个”满洲国”是不成问题的一件事。
日皇昭和对于近卫的陈奏,当然很重视;但是军部的势力,积重难返;而西园寺公爵在辅弼昭和的年代,一直强调英国式的政体。所以昭和心以为是,却不能拿出断然的决心,作明快的处置。
昭和告诉近卫,军部并非不想求和,但要在打一个大胜仗以后,可以因为取得较好的谈判地位。近卫却为昭和指出:军部有此想法,由来已久;但在打了一个大胜仗以后,想法马上改变了。那时如果有人提议谋和,一定为同僚所讥斥。也许军部是觉悟了,但已经没有机会了;永不可能再有大胜一仗的机会。
因此,这一次破天荒地天皇个别召见重臣,垂询国事,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作用。陆军中属于统制派中的死硬派,仍然接受东条的观点,认为胜败之数是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尤其是对本土决战,充满了信心,以一亿斗志昂扬的日本国民,足以消灭任何登陆的敌军。对于美国的宣传,一旦登陆,可以在4周以内击败日本说法,东条嗤之以鼻,他说:区区硫磺岛之战,即已花费了美军4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