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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身为后辈，却真切地感到某种把握在沉静中逼近时，那感受是新鲜的。也许
确实应当放纵这种瞬间的感受。他身边纠缠着那么多无聊至极的异类，如成群苍蝇
在纠缠一具死骸。 1991年的我突然觉得应当站出来了，应当有人将心比心，以血
试血。
这原因是由于参照的必要，十余年来我一直寻求参照，但大都以失望告终。我
习惯了以血统区别和判断，因为我曾这样认识了自己。托命一支之笔以来，我曾非
常注意向文人寻找，但结论是否定的。否定之中，又见识过活动变人形（王蒙）、
慈航（诗，昌耀）、边城（沈从文）；艾依特玛托夫（苏联）、斯坦贝克
（美国）和冈林信康（日本）的各式艺术，以及有一篇仅一页的兼论毛泽东和鲁迅
的李志华（李新华？）的小文——因此，我同样不能否认他人的潜力。 ’
这样，对自己的“类”的孤立的自信和无力感，便在每一夜中折磨灵魂。
我坚信，我读着野草故事新编药伤逝故乡狂人日记
这几篇时，我相信有了一种把握。我不愿重读。中学生教室里念一遍而如今却日觉
鲜烈的印象；也许错，也许对，也许是关于先生上述作品的印象，也许不过是自我
感觉——都无关紧要。 如果我有能力出版先生一本选集， 我只选上述几篇。其中
野草和故事新编只选半部左右——我此刻寄人篱下，身无分文，资料全远
在彼岸中国，但是我有如上把握。
就像王蒙依据他作家的内心体验戏作红楼梦研究一样，我也只凭自己的内
心体验写这篇关于先生的随笔。
曹雪芹固然伟大，但是太中国人味了。或许曹雪芹是满洲人，但满人比汉人更
北京化、更市井化、更充溢着孔孟之道的霉味。中国从来只能由曹雪芹型的人物代
表；但中国需要的却是另一种人。腐朽的古文明不该再增添什么“遥远的东方有一
条龙”之类陈言滥调。中国需要公元前后那大时代的、刚刚混血所以新鲜的“士”；
需要侠气、热血、极致。
先生弱也，丈夫气短。但是现代中国仅先生一人属于这个类型，因此，我遵循
中国人称“主席”则不言而喻即专指毛泽东主席、称“总理”则不言而喻意在周恩
来之用语习惯，以上以下，文中以“先生”二字尊称特指鲁迅先生一人。
2
有过一个非常善意的外国人问我：“鲁迅真可以被称做文学家吗？”——他的
意思我懂，他是指先生文章犀利有余；政治论战、投枪口首有余，而纯粹艺术意味
的文学性不足。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也觉得，先生确实一直没有能够写成一部代表作。他缺一
部或几部长篇小说——就纯粹艺术意味而言，我似乎早在他那些阴暗文字中品味过
某种有苦难言的滋味。是责任感和区别意图——真的对祖国大前途的沉重责任逼他
的文章不得不理论化与学术化；同时，区别——他不愿与活得轻松甚至妙趣横生的
同时文豪们（比如郭沫若、林语堂）共伍，就如；当代中国在牧区和田野忍受辛苦
沉入底层的民族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不愿与那种媚世无节的“民俗学者”共伍一样
——他没有宁静下来或疯狂起来，著作一部大书的余裕和心境。
而我盯住了他的能力。不错，就是能力二字。从狂人日记中可以判断他的
现代主义能力，从故事新编中可以判断他的变形力。伤逝显示了他的“基
本小说”的创作能力，没有对此种能力的确认一个作家会丧失自信。（若容忍举一
劣例，我想说，我本人若没有写过西省暗杀考和北望长城外两个篇什，我
将长久自卑而不能自拔，尽管我有过不少铅字）。更重要的是故乡，闰土这个
形象关键无比——前面失礼罗列的名人们是不会牢牢记住闰土的。让闰土成为自己
心底充盈的深情，这种能力对一个大作家来说价值连城（我在同样意义上尊重王蒙
的在伊犁）。此外还有学者式的能力；做学者态的文人古而有之，身具真知灼
见者不见几人。沈从文后日潜心服饰史，但并不见他有控制古代之力。钱钟书一部
管锥篇，未必经得住后人推敲。——具备全部能力者，言则过严——但确实仅
有先生一人。以我人微，作此大说必招大嫌。但是我在破题时决心已定。
由于种种原因，无力无暇写自己的人生之作，却眼见对手（文学战场上，总有
高低较量）新书大著层出不穷——先生的苦涩，包括无法表白自己能力的苦涩，是
他文章阴郁沉重的原因之一。
——这里引出一个深具意味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文学呢？艺术性是否绝对是第
一前提呢？
我也长久地为这个问题痛苦着。
暂时，我觉得：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吃亏了。比如他花费精力援助过不少年轻人，
让他们成为作家。但是年轻人未必有青春，年轻人易于背叛。萧红萧军都未必是先
生同类。先生放弃了一部分纯粹艺术性，也浪费了已有的条件。先生不知道：当年
阜成门内的大四合院，以及上海的上层物质条件，对于他的后来同类来说，已是不
可企及。除此以外，政府对先生的特殊容忍，在中国史上也是罕见的。他缺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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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身为后辈，却真切地感到某种把握在沉静中逼近时，那感受是新鲜的。也许
确实应当放纵这种瞬间的感受。他身边纠缠着那么多无聊至极的异类，如成群苍蝇
在纠缠一具死骸。 1991年的我突然觉得应当站出来了，应当有人将心比心，以血
试血。
这原因是由于参照的必要，十余年来我一直寻求参照，但大都以失望告终。我
习惯了以血统区别和判断，因为我曾这样认识了自己。托命一支之笔以来，我曾非
常注意向文人寻找，但结论是否定的。否定之中，又见识过活动变人形（王蒙）、
慈航（诗，昌耀）、边城（沈从文）；艾依特玛托夫（苏联）、斯坦贝克
（美国）和冈林信康（日本）的各式艺术，以及有一篇仅一页的兼论毛泽东和鲁迅
的李志华（李新华？）的小文——因此，我同样不能否认他人的潜力。 ’
这样，对自己的“类”的孤立的自信和无力感，便在每一夜中折磨灵魂。
我坚信，我读着野草故事新编药伤逝故乡狂人日记
这几篇时，我相信有了一种把握。我不愿重读。中学生教室里念一遍而如今却日觉
鲜烈的印象；也许错，也许对，也许是关于先生上述作品的印象，也许不过是自我
感觉——都无关紧要。 如果我有能力出版先生一本选集， 我只选上述几篇。其中
野草和故事新编只选半部左右——我此刻寄人篱下，身无分文，资料全远
在彼岸中国，但是我有如上把握。
就像王蒙依据他作家的内心体验戏作红楼梦研究一样，我也只凭自己的内
心体验写这篇关于先生的随笔。
曹雪芹固然伟大，但是太中国人味了。或许曹雪芹是满洲人，但满人比汉人更
北京化、更市井化、更充溢着孔孟之道的霉味。中国从来只能由曹雪芹型的人物代
表；但中国需要的却是另一种人。腐朽的古文明不该再增添什么“遥远的东方有一
条龙”之类陈言滥调。中国需要公元前后那大时代的、刚刚混血所以新鲜的“士”；
需要侠气、热血、极致。
先生弱也，丈夫气短。但是现代中国仅先生一人属于这个类型，因此，我遵循
中国人称“主席”则不言而喻即专指毛泽东主席、称“总理”则不言而喻意在周恩
来之用语习惯，以上以下，文中以“先生”二字尊称特指鲁迅先生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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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一个非常善意的外国人问我：“鲁迅真可以被称做文学家吗？”——他的
意思我懂，他是指先生文章犀利有余；政治论战、投枪口首有余，而纯粹艺术意味
的文学性不足。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也觉得，先生确实一直没有能够写成一部代表作。他缺一
部或几部长篇小说——就纯粹艺术意味而言，我似乎早在他那些阴暗文字中品味过
某种有苦难言的滋味。是责任感和区别意图——真的对祖国大前途的沉重责任逼他
的文章不得不理论化与学术化；同时，区别——他不愿与活得轻松甚至妙趣横生的
同时文豪们（比如郭沫若、林语堂）共伍，就如；当代中国在牧区和田野忍受辛苦
沉入底层的民族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不愿与那种媚世无节的“民俗学者”共伍一样
——他没有宁静下来或疯狂起来，著作一部大书的余裕和心境。
而我盯住了他的能力。不错，就是能力二字。从狂人日记中可以判断他的
现代主义能力，从故事新编中可以判断他的变形力。伤逝显示了他的“基
本小说”的创作能力，没有对此种能力的确认一个作家会丧失自信。（若容忍举一
劣例，我想说，我本人若没有写过西省暗杀考和北望长城外两个篇什，我
将长久自卑而不能自拔，尽管我有过不少铅字）。更重要的是故乡，闰土这个
形象关键无比——前面失礼罗列的名人们是不会牢牢记住闰土的。让闰土成为自己
心底充盈的深情，这种能力对一个大作家来说价值连城（我在同样意义上尊重王蒙
的在伊犁）。此外还有学者式的能力；做学者态的文人古而有之，身具真知灼
见者不见几人。沈从文后日潜心服饰史，但并不见他有控制古代之力。钱钟书一部
管锥篇，未必经得住后人推敲。——具备全部能力者，言则过严——但确实仅
有先生一人。以我人微，作此大说必招大嫌。但是我在破题时决心已定。
由于种种原因，无力无暇写自己的人生之作，却眼见对手（文学战场上，总有
高低较量）新书大著层出不穷——先生的苦涩，包括无法表白自己能力的苦涩，是
他文章阴郁沉重的原因之一。
——这里引出一个深具意味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文学呢？艺术性是否绝对是第
一前提呢？
我也长久地为这个问题痛苦着。
暂时，我觉得：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吃亏了。比如他花费精力援助过不少年轻人，
让他们成为作家。但是年轻人未必有青春，年轻人易于背叛。萧红萧军都未必是先
生同类。先生放弃了一部分纯粹艺术性，也浪费了已有的条件。先生不知道：当年
阜成门内的大四合院，以及上海的上层物质条件，对于他的后来同类来说，已是不
可企及。除此以外，政府对先生的特殊容忍，在中国史上也是罕见的。他缺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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