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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万万没想到救护车也会抛锚。
我曾把救护车看得很神秘。那年元旦，炊事班的小周就被这白家伙带走了。他被弄进去的时候我想，这车活像个白色的笼子。起初刘队长对大夫的诊断将信将疑，后来他疯得越发出格了，偷偷给军委写信，报告他的发明成果。军委把所有的信全转回来，大概首长们被他烦死了，让我们这边赶快处理。他在救护车里又喊大叫，哭得完全像正常人一样伤心。车开走时我都有点想哭了。
司机修了一会儿车，说根本找不出毛病在哪儿，就是开不动。它只是成心不帮忙了，并不需要什么理由。
就这样，它一动不动。这白笼子。
周围一片沉默。他们在遗憾。我不用睁眼也知道他们一个个哭丧着脸，别提多灰心了。他们兴冲冲把我抢救到现在，眼看有希望了，这下好，前功尽弃。我害得他们两天两夜没睡觉，结果却白搭。看他们那意思我是快到终点站了。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我是怎么硬撑，也不能让他们满意了；他们原指望我起码坚持到手术台上。干医务这行谁高兴伤病员在自己手里断气？我害得他们交不了差了。当然，他们也舍不得我，短短两天我们相处得不坏。我一断气，他们少了个旅伴；并且少了我，他们剩下的路程一定是百无聊赖的。
我知道，孙煤的目光此刻在我身上轻轻地掠来掠去。我现在的样子很狼狈，真不愿意她把我这副样子牢记下来。我呢，也尽量不去想她凶起来那张脸。
我第一次看见这张漂亮的面孔变得凶悍简直吓坏了。我当时在写第二期黑板报稿子，只听很响很响的一声：“哼！——”
我回过头看见完全走了样的班长孙煤，马上明白她的来意。我在黑板报上写了一条人们都关心的“不良倾向”即男女作风问题。我尽管写得圆滑婉转，好心好意，仍把她气成这副样子。
“你少来这一套！”班长手一挥“你自己坐得正、行得稳吗？假正经！”
我想班长言过其实了。我至少没她那些胡作非为，充其量，我只在心里浪漫，有时想点不该想的念头，或叫想入非非罢了。
“哼！我告诉你陶小童！你不要人小鬼大，平常装得跟真的一样！我哪点错待了你，你说！”
找有点丈二和尚摸不清头了。她说这话什么意思？写黑板报纯属不得已为之，可听她那口气，好像我干了什么大缺德事。
“你有脸写别人？！你自己干了什么，好好想想吧！”说完她要走，我一把拉住她，要她讲讲清楚，不然我也冤坏了。
她“咣”的一声关上门。
“别装了！当我不知道你和他的事？”
我忙问谁。
“谁？我问你，你的拖鞋呢？”
“不知道，丢了好几天了”
“再问你，你的梳子呢？那把红的！”
“好像好像是昨天丢的。”
“全答不上来。好吧，你要装傻我就不客气了！”她噔噔噔冲出门，一会儿又冲回来“刷”的一下，不知从哪里抽出一双拖鞋，往我面前一摔：“这下不装了吧？你的拖鞋怎么跑到男宿舍去了？还有这把红梳子！”只听一声脆响，我那把心爱的梳子碎成两半。
“啊？！”我完全像个呆瓜。我的拖鞋和梳子一向是规规矩矩跟着我，它们怎么可能跑到男宿舍去。
“别急，我还有证据——”
孙煤够身往我床下看，我也跟着她一块探身。“那个蓝肥皂盒是你的吗？”
我忙说：“不是！”她用脚把它够出来，反复掂量着，眼睛闪闪发光。好像在我床下勘探到一块稀有的矿石。“你知道它是谁的？”
“不知道”
“还要装？！”她把肥皂盒也往我脚前一扔。“告诉你吧，我早就发现你跟他明来暗往！”
“我是不知道哇！”我这一声叫得真有点惨。
“有种干，就有种承认！我跟谁好敢当着全世界讲！你们这叫干什么？”她用脚轻蔑地点点肥皂盒：“搞这些花样真让我恶心！”
我糊里糊涂让她骂到现在，已经头晕眼花了。
“你说，你跟徐北方到底怎么回事？”她忽然用颤抖的嗓音问我道。
“你的意思是我跟他”我一阵绝望。
“不是你是哪个？你的拖鞋和梳子就在他床底下，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这个肥皂盒是他的，怎么到你这儿来了？你说呀，怎么回事？！”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的拖鞋和梳子在一个男子床下，这事谁听见都要会心一笑。再看看那个蓝色肥皂盒，我突然毛骨悚然。假如这世上没有鬼，那我无疑是卷到什么大阴谋里去了。
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班长手下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她动不动就给我脸色看，弄得全班都在猜测，陶小童到底干了什么坏事。有一天她突然对我好起来，又哭又笑地向我检讨。谢天谢地，万事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一切都没有变化。救护车像是先我一步死了。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
“这里离火车站不远！把她抬到那儿去”有人兴奋起来，建议道。
孙煤这时咬牙切齿地说：“走！抬！”
这回抬可不容易：他们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两个瓶子，因为没这些瓶子管子在我身上输入输出，我就得完蛋。于是我们就这样琐琐碎碎地上了路。外面空气很好，它给我一种错觉：我已摆脱了危境。夜里清凉的风使我对自己的生命突然产生了信心。我或许不会死了。所有人都把步子迈得尽量匀称，我不反对在这样美好的夜晚做一次集体散步。
我想，我这短短的一辈子没做过对不住人的事，但我对我的老阿爷可不够意思。我参军后，他从没给我写过信，尽管我给他的信很稠。我在参军这件事上把他给得罪了，他万万没想到我会耍那种手段。
我从十四岁那年碰上那个军人开始，我就铁了心要当兵。我这心思跟阿爷没透露过，跟任何人都没谈过，但我是铁了心的。那年春节，我听说上海有许多部队在招文艺兵，就跑去了。自阿奶故世，父母再不请阿爷去上海吃团圆饭了。总是我两头跑跑，给双方捎点由我瞎编的问候。父亲谈到阿爷时，总是那样苦大仇深；他在单位不很吃得开是因为阿爷那段不过硬的历史。听说阿爷叫什么“伪职人员”父亲常感到替一个继父背这类包袱很划不来。
到了上海，我就偷偷打听到考场所在。那阵势很吓人的：主考人齐刷刷是一排军人，许多女孩往他们面前一站就成了木偶。好些姑娘都比我本领大，会新疆舞的扭脖子、蒙古舞的抖肩膀。我想，这里到底是上海。和她们一比，我成了乡下人。我穿着一双打掌子的布鞋，在考官们严肃目光下，寒酸地立起足尖来。我穿这双鞋简直像来捣乱的。
我连着几天都在跑考场。最后一位大块头老军人对我颇赏识（他就是后来的刘队长）。他看我跳了一段，说不错不错；听我唱了一段，说还不跑调；但我一开口朗诵，他却说一塌糊涂。末了他爽快地拍拍我肩膀：“小鬼，差不离吧。”
“我能当兵吗？”我还想听一句更明确的话。
“只要政审合格就行了。”
我写下的家庭成员中没有阿爷，为政审把握大些。他叫我安心等通知。
我满心欢喜地回到苏州。我记得清楚极了，当时阿爷正独自吃午饭，背朝着门，稀疏的白发仔细梳向脑后，但仍然到处破绽，露出发亮的头皮。他的背驼得很厉害了，这与他在弄堂口挂了半年牌子不无关系。他使体型渐渐变得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了。
我忽然觉得好心情一下跑得光光。怎么能对这样一个孤老头子说出那样的话呢？
阿爷七十岁了，手害着老年性震颤，夹一口菜要经过多次失误才能送进嘴里，而送进嘴里已所剩无几，大部分被他在途中抖掉了。但我回来，他又兴奋得为我夹菜，又为我舀汤，手忙脚乱，把菜抖了一桌子。
我心事重重地挨了几天。有天晚上，我不得不把自己将离去的意思对阿爷讲了.我既绕着弯，又讲得深入浅出，生怕老头儿一下子就听懂，又怕他老也听不懂。阿爷正看报，报纸被他抖得沙沙响。越听我说下去，那沙沙声越吵人。我不得不把他的报夺下来，免得乱极了的心更乱。
“听我说，阿爷。我已经考上了”
“哦一个礼拜好回来一趟吗？”阿爷抱着可怜可笑的希望。
“很远的呀。”
“不是就在上海吗？你要回不来，阿爷可以去看你的”
我说不下去了。从小到大，阿爷印象中的上海，对这个小孙女来说已经远得不能再远；而一个礼拜的离别，对他来讲已是久得不能再久了。
一天一天又飞快地过去了。我终于告诉阿爷，我将去的地方在几千里以外。我说完这话就心惊胆战地等候阿爷的反应，不料他却异样地笑了笑。他这样笑是想表明他不把这话当真，他只当我在胡说胡闹。他或许故意不当真，为的是让我把它当句玩笑忘掉。于是我不敢再讲下去。此后的每天都是这样，只要我一本正经想谈什么，他就用这笑容把我堵回去。阿爷明显瘦了，一望而知，他每天都在极度的惊吓中过日子。就像阿奶死后，父母随时要来领走我那阵子。他知道阻止我是做不到的，可他仍天真地做着；它宁可晚一天证实这种切肤般的离别之痛。
自从那次百般惊险地争到对我的抚养权，他心里基本笃定了，以为孙女一定会陪着他，终生在这座小城里生活下去。他不止一次讲过：“没有你，我还有什么活头。”他没有了书，没有了老伴，只剩下我了。而我一天比一天更坚决地要走。我对他说我这次走定了，谁也留不住我，因为是我自己要走的。我讲得那样肯定，是怕自己的含混给老阿爷有机可乘，给他精神上造一片海市蜃楼，那样更添出不必要的麻烦和痛苦。
博学的阿爷正日益变得狭隘。他把一生的追求，都浓缩到对我的爱中。而我正在长大，人生的欲望正在膨胀，他的爱对我已像穿小了的衣裳一样，全身心不得舒展。但我毕竟是爱阿爷的，我历来把伤他心看作不可饶恕的罪过。因此，谁能知道，在我和阿爷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的心每天都在受毒刑。
通知书并没有来。
我简直不愿待在家里，既不能忍受祖孙俩装聋作哑的交谈，又不能忍受等待的焦躁。我对阿爷已闹了几回小脾气，并越见他忍气吞声我越想闹。我希望我和他最后闹翻脸，来个不欢而散，俩人都可以在分离后的日子里少些思念。我可以走得爽快些，义无反顾些。可阿爷是个受气包，只一味讨我好，我简直难受得要死了。我狠着心说出几句难听话，想刺伤他，他偏偏装着无所谓。我不得不使自己残忍起来，这样两个人也许要舒服些。
现在想来我很后悔，那些天我和阿爷应尽情亭受最后的日子，但我们过得很不顺心。我把阿爷给我最后的慈爱给白白糟蹋了。
等待太漫长了，完全用不了这样长时间让我做出发的准备。我把自己平时存的小零钱给阿爷买了毛线，织了一顶罗松帽。过正月十五，阿爷出门买了些采芝斋的元宵馅。见他那完全不保暖的稀发，我拿出刚织好的帽子来，叫阿爷往后出门千万戴着它。
阿爷一见帽子，顿时明白它的意味。它将代替活泼泼的孙女伴他度过风烛残年。它将给他实在的、具体的、但不再是活生生的温暖。它温暖着他并不重要的一部分，而他最重要的那部分，将在冷寂中裸露，直到死。他摸摸我的脑袋笑了，表示尽管如此，他已十分领情了。
吃元宵的时候，他似乎豁然开朗，对我叮嘱出门的种种事项，我也感到松了一口气。
然后我吞吞吐吐说起有关家庭成员的事。我说为了避免麻烦，并没有把阿爷写上去，希望他体谅我，等等。
阿爷一听就明白了，频频点着头，识趣而尴尬地连说：“晓得了，晓得了。”
“阿爷，你没有不开心吧？”我担心地盯着他。
“没有没有。军队里很严，我晓得。你到了部队也顶好不要提起阿爷，哦？”“阿爷我对你顶顶好噢！”我意思是：我向来都把你当亲祖父的。
“晓得晓得。”阿爷笑眯眯的。但我看出这笑容很空洞，很乏力，还有几分惨。
“下次回来，我不去看阿爸姆妈，就来看你噢”“阿爸姆妈要看的。”
“先看你！”
“先看阿爸姆妈！”
“先看你！先看你！”
我和他像吵架一样推辞着。
阿爷先不响了，低下头，仔细看着自己一双抖得不像样的手，像不认得它们似的。
沉默了。沉默在延长。看样子要无限延长下去。越长久的沉默在此刻越显得可怕。人在这样的沉默里只能越来越胆怯和笨拙。越是胆怯笨拙就越没有摆脱沉默的指望。
我只好早早就睡下了。睡到半夜，听见阁楼上有响动，分明是阿爷的拖鞋声。深更半夜，他去爬那快被遗忘的阁楼干什么？
我看见尘土飞扬中，阿爷坐在一把不用的藤椅上，膝盖上放着一堆陈物：有那个蚕沙枕头，还有一堆花花绿绿的小鞋。阿爷失神地看着我，脸微微抽动，似乎为自己失常的行为难为情。
“阿爷！”我站在楼梯口，莫名其妙地大哭起来。张大嘴，哭得惊天动地。
阿爷被我哭得越发难堪，坐立不安，欲劝无词。他抱着那堆乱七八糟的回忆，站在那里一筹莫展。
我看见阿爷的模样更加哭得不可遏制。尽管我心里在哀求自己：别再哭了，在这时候哭要让两个人的理智都完蛋的！
好不容易，我噎住哭声，跑过去抱住阿爷，浑身发抖地说了一句：“我不走了！”说出这句话，我简直幸福得要死，痛苦得要疯了。
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要在两个同样心爱的东西中割舍一样呢？看见阿爷脸上升起希望之光，我立刻就后悔了。
我真的很后悔。我说那句话时太冲动，等于信口胡说。但阿爷却信以为真，第二天他早早就起来了，也许一夜未睡。他高兴得神魂颠倒了。他上菜场去买了一大堆菜，庆祝自己又一次抢回了孙女。>
我万万没想到救护车也会抛锚。
我曾把救护车看得很神秘。那年元旦，炊事班的小周就被这白家伙带走了。他被弄进去的时候我想，这车活像个白色的笼子。起初刘队长对大夫的诊断将信将疑，后来他疯得越发出格了，偷偷给军委写信，报告他的发明成果。军委把所有的信全转回来，大概首长们被他烦死了，让我们这边赶快处理。他在救护车里又喊大叫，哭得完全像正常人一样伤心。车开走时我都有点想哭了。
司机修了一会儿车，说根本找不出毛病在哪儿，就是开不动。它只是成心不帮忙了，并不需要什么理由。
就这样，它一动不动。这白笼子。
周围一片沉默。他们在遗憾。我不用睁眼也知道他们一个个哭丧着脸，别提多灰心了。他们兴冲冲把我抢救到现在，眼看有希望了，这下好，前功尽弃。我害得他们两天两夜没睡觉，结果却白搭。看他们那意思我是快到终点站了。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我是怎么硬撑，也不能让他们满意了；他们原指望我起码坚持到手术台上。干医务这行谁高兴伤病员在自己手里断气？我害得他们交不了差了。当然，他们也舍不得我，短短两天我们相处得不坏。我一断气，他们少了个旅伴；并且少了我，他们剩下的路程一定是百无聊赖的。
我知道，孙煤的目光此刻在我身上轻轻地掠来掠去。我现在的样子很狼狈，真不愿意她把我这副样子牢记下来。我呢，也尽量不去想她凶起来那张脸。
我第一次看见这张漂亮的面孔变得凶悍简直吓坏了。我当时在写第二期黑板报稿子，只听很响很响的一声：“哼！——”
我回过头看见完全走了样的班长孙煤，马上明白她的来意。我在黑板报上写了一条人们都关心的“不良倾向”即男女作风问题。我尽管写得圆滑婉转，好心好意，仍把她气成这副样子。
“你少来这一套！”班长手一挥“你自己坐得正、行得稳吗？假正经！”
我想班长言过其实了。我至少没她那些胡作非为，充其量，我只在心里浪漫，有时想点不该想的念头，或叫想入非非罢了。
“哼！我告诉你陶小童！你不要人小鬼大，平常装得跟真的一样！我哪点错待了你，你说！”
找有点丈二和尚摸不清头了。她说这话什么意思？写黑板报纯属不得已为之，可听她那口气，好像我干了什么大缺德事。
“你有脸写别人？！你自己干了什么，好好想想吧！”说完她要走，我一把拉住她，要她讲讲清楚，不然我也冤坏了。
她“咣”的一声关上门。
“别装了！当我不知道你和他的事？”
我忙问谁。
“谁？我问你，你的拖鞋呢？”
“不知道，丢了好几天了”
“再问你，你的梳子呢？那把红的！”
“好像好像是昨天丢的。”
“全答不上来。好吧，你要装傻我就不客气了！”她噔噔噔冲出门，一会儿又冲回来“刷”的一下，不知从哪里抽出一双拖鞋，往我面前一摔：“这下不装了吧？你的拖鞋怎么跑到男宿舍去了？还有这把红梳子！”只听一声脆响，我那把心爱的梳子碎成两半。
“啊？！”我完全像个呆瓜。我的拖鞋和梳子一向是规规矩矩跟着我，它们怎么可能跑到男宿舍去。
“别急，我还有证据——”
孙煤够身往我床下看，我也跟着她一块探身。“那个蓝肥皂盒是你的吗？”
我忙说：“不是！”她用脚把它够出来，反复掂量着，眼睛闪闪发光。好像在我床下勘探到一块稀有的矿石。“你知道它是谁的？”
“不知道”
“还要装？！”她把肥皂盒也往我脚前一扔。“告诉你吧，我早就发现你跟他明来暗往！”
“我是不知道哇！”我这一声叫得真有点惨。
“有种干，就有种承认！我跟谁好敢当着全世界讲！你们这叫干什么？”她用脚轻蔑地点点肥皂盒：“搞这些花样真让我恶心！”
我糊里糊涂让她骂到现在，已经头晕眼花了。
“你说，你跟徐北方到底怎么回事？”她忽然用颤抖的嗓音问我道。
“你的意思是我跟他”我一阵绝望。
“不是你是哪个？你的拖鞋和梳子就在他床底下，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这个肥皂盒是他的，怎么到你这儿来了？你说呀，怎么回事？！”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的拖鞋和梳子在一个男子床下，这事谁听见都要会心一笑。再看看那个蓝色肥皂盒，我突然毛骨悚然。假如这世上没有鬼，那我无疑是卷到什么大阴谋里去了。
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班长手下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她动不动就给我脸色看，弄得全班都在猜测，陶小童到底干了什么坏事。有一天她突然对我好起来，又哭又笑地向我检讨。谢天谢地，万事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一切都没有变化。救护车像是先我一步死了。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
“这里离火车站不远！把她抬到那儿去”有人兴奋起来，建议道。
孙煤这时咬牙切齿地说：“走！抬！”
这回抬可不容易：他们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两个瓶子，因为没这些瓶子管子在我身上输入输出，我就得完蛋。于是我们就这样琐琐碎碎地上了路。外面空气很好，它给我一种错觉：我已摆脱了危境。夜里清凉的风使我对自己的生命突然产生了信心。我或许不会死了。所有人都把步子迈得尽量匀称，我不反对在这样美好的夜晚做一次集体散步。
我想，我这短短的一辈子没做过对不住人的事，但我对我的老阿爷可不够意思。我参军后，他从没给我写过信，尽管我给他的信很稠。我在参军这件事上把他给得罪了，他万万没想到我会耍那种手段。
我从十四岁那年碰上那个军人开始，我就铁了心要当兵。我这心思跟阿爷没透露过，跟任何人都没谈过，但我是铁了心的。那年春节，我听说上海有许多部队在招文艺兵，就跑去了。自阿奶故世，父母再不请阿爷去上海吃团圆饭了。总是我两头跑跑，给双方捎点由我瞎编的问候。父亲谈到阿爷时，总是那样苦大仇深；他在单位不很吃得开是因为阿爷那段不过硬的历史。听说阿爷叫什么“伪职人员”父亲常感到替一个继父背这类包袱很划不来。
到了上海，我就偷偷打听到考场所在。那阵势很吓人的：主考人齐刷刷是一排军人，许多女孩往他们面前一站就成了木偶。好些姑娘都比我本领大，会新疆舞的扭脖子、蒙古舞的抖肩膀。我想，这里到底是上海。和她们一比，我成了乡下人。我穿着一双打掌子的布鞋，在考官们严肃目光下，寒酸地立起足尖来。我穿这双鞋简直像来捣乱的。
我连着几天都在跑考场。最后一位大块头老军人对我颇赏识（他就是后来的刘队长）。他看我跳了一段，说不错不错；听我唱了一段，说还不跑调；但我一开口朗诵，他却说一塌糊涂。末了他爽快地拍拍我肩膀：“小鬼，差不离吧。”
“我能当兵吗？”我还想听一句更明确的话。
“只要政审合格就行了。”
我写下的家庭成员中没有阿爷，为政审把握大些。他叫我安心等通知。
我满心欢喜地回到苏州。我记得清楚极了，当时阿爷正独自吃午饭，背朝着门，稀疏的白发仔细梳向脑后，但仍然到处破绽，露出发亮的头皮。他的背驼得很厉害了，这与他在弄堂口挂了半年牌子不无关系。他使体型渐渐变得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了。
我忽然觉得好心情一下跑得光光。怎么能对这样一个孤老头子说出那样的话呢？
阿爷七十岁了，手害着老年性震颤，夹一口菜要经过多次失误才能送进嘴里，而送进嘴里已所剩无几，大部分被他在途中抖掉了。但我回来，他又兴奋得为我夹菜，又为我舀汤，手忙脚乱，把菜抖了一桌子。
我心事重重地挨了几天。有天晚上，我不得不把自己将离去的意思对阿爷讲了.我既绕着弯，又讲得深入浅出，生怕老头儿一下子就听懂，又怕他老也听不懂。阿爷正看报，报纸被他抖得沙沙响。越听我说下去，那沙沙声越吵人。我不得不把他的报夺下来，免得乱极了的心更乱。
“听我说，阿爷。我已经考上了”
“哦一个礼拜好回来一趟吗？”阿爷抱着可怜可笑的希望。
“很远的呀。”
“不是就在上海吗？你要回不来，阿爷可以去看你的”
我说不下去了。从小到大，阿爷印象中的上海，对这个小孙女来说已经远得不能再远；而一个礼拜的离别，对他来讲已是久得不能再久了。
一天一天又飞快地过去了。我终于告诉阿爷，我将去的地方在几千里以外。我说完这话就心惊胆战地等候阿爷的反应，不料他却异样地笑了笑。他这样笑是想表明他不把这话当真，他只当我在胡说胡闹。他或许故意不当真，为的是让我把它当句玩笑忘掉。于是我不敢再讲下去。此后的每天都是这样，只要我一本正经想谈什么，他就用这笑容把我堵回去。阿爷明显瘦了，一望而知，他每天都在极度的惊吓中过日子。就像阿奶死后，父母随时要来领走我那阵子。他知道阻止我是做不到的，可他仍天真地做着；它宁可晚一天证实这种切肤般的离别之痛。
自从那次百般惊险地争到对我的抚养权，他心里基本笃定了，以为孙女一定会陪着他，终生在这座小城里生活下去。他不止一次讲过：“没有你，我还有什么活头。”他没有了书，没有了老伴，只剩下我了。而我一天比一天更坚决地要走。我对他说我这次走定了，谁也留不住我，因为是我自己要走的。我讲得那样肯定，是怕自己的含混给老阿爷有机可乘，给他精神上造一片海市蜃楼，那样更添出不必要的麻烦和痛苦。
博学的阿爷正日益变得狭隘。他把一生的追求，都浓缩到对我的爱中。而我正在长大，人生的欲望正在膨胀，他的爱对我已像穿小了的衣裳一样，全身心不得舒展。但我毕竟是爱阿爷的，我历来把伤他心看作不可饶恕的罪过。因此，谁能知道，在我和阿爷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的心每天都在受毒刑。
通知书并没有来。
我简直不愿待在家里，既不能忍受祖孙俩装聋作哑的交谈，又不能忍受等待的焦躁。我对阿爷已闹了几回小脾气，并越见他忍气吞声我越想闹。我希望我和他最后闹翻脸，来个不欢而散，俩人都可以在分离后的日子里少些思念。我可以走得爽快些，义无反顾些。可阿爷是个受气包，只一味讨我好，我简直难受得要死了。我狠着心说出几句难听话，想刺伤他，他偏偏装着无所谓。我不得不使自己残忍起来，这样两个人也许要舒服些。
现在想来我很后悔，那些天我和阿爷应尽情亭受最后的日子，但我们过得很不顺心。我把阿爷给我最后的慈爱给白白糟蹋了。
等待太漫长了，完全用不了这样长时间让我做出发的准备。我把自己平时存的小零钱给阿爷买了毛线，织了一顶罗松帽。过正月十五，阿爷出门买了些采芝斋的元宵馅。见他那完全不保暖的稀发，我拿出刚织好的帽子来，叫阿爷往后出门千万戴着它。
阿爷一见帽子，顿时明白它的意味。它将代替活泼泼的孙女伴他度过风烛残年。它将给他实在的、具体的、但不再是活生生的温暖。它温暖着他并不重要的一部分，而他最重要的那部分，将在冷寂中裸露，直到死。他摸摸我的脑袋笑了，表示尽管如此，他已十分领情了。
吃元宵的时候，他似乎豁然开朗，对我叮嘱出门的种种事项，我也感到松了一口气。
然后我吞吞吐吐说起有关家庭成员的事。我说为了避免麻烦，并没有把阿爷写上去，希望他体谅我，等等。
阿爷一听就明白了，频频点着头，识趣而尴尬地连说：“晓得了，晓得了。”
“阿爷，你没有不开心吧？”我担心地盯着他。
“没有没有。军队里很严，我晓得。你到了部队也顶好不要提起阿爷，哦？”“阿爷我对你顶顶好噢！”我意思是：我向来都把你当亲祖父的。
“晓得晓得。”阿爷笑眯眯的。但我看出这笑容很空洞，很乏力，还有几分惨。
“下次回来，我不去看阿爸姆妈，就来看你噢”“阿爸姆妈要看的。”
“先看你！”
“先看阿爸姆妈！”
“先看你！先看你！”
我和他像吵架一样推辞着。
阿爷先不响了，低下头，仔细看着自己一双抖得不像样的手，像不认得它们似的。
沉默了。沉默在延长。看样子要无限延长下去。越长久的沉默在此刻越显得可怕。人在这样的沉默里只能越来越胆怯和笨拙。越是胆怯笨拙就越没有摆脱沉默的指望。
我只好早早就睡下了。睡到半夜，听见阁楼上有响动，分明是阿爷的拖鞋声。深更半夜，他去爬那快被遗忘的阁楼干什么？
我看见尘土飞扬中，阿爷坐在一把不用的藤椅上，膝盖上放着一堆陈物：有那个蚕沙枕头，还有一堆花花绿绿的小鞋。阿爷失神地看着我，脸微微抽动，似乎为自己失常的行为难为情。
“阿爷！”我站在楼梯口，莫名其妙地大哭起来。张大嘴，哭得惊天动地。
阿爷被我哭得越发难堪，坐立不安，欲劝无词。他抱着那堆乱七八糟的回忆，站在那里一筹莫展。
我看见阿爷的模样更加哭得不可遏制。尽管我心里在哀求自己：别再哭了，在这时候哭要让两个人的理智都完蛋的！
好不容易，我噎住哭声，跑过去抱住阿爷，浑身发抖地说了一句：“我不走了！”说出这句话，我简直幸福得要死，痛苦得要疯了。
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要在两个同样心爱的东西中割舍一样呢？看见阿爷脸上升起希望之光，我立刻就后悔了。
我真的很后悔。我说那句话时太冲动，等于信口胡说。但阿爷却信以为真，第二天他早早就起来了，也许一夜未睡。他高兴得神魂颠倒了。他上菜场去买了一大堆菜，庆祝自己又一次抢回了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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