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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声响了。
当当当，当当当，三下一顿，高家岭小队社员集合钟的特定节奏。钟声在清晨寒峭的山岭上显得格外清脆悠扬，远近传来回音。敲完最后一下，松杈上悬挂的钢轨还在嗡响着，清晰地透出钢的声音：冰冷坚硬、森严激昂。高良杰觉得这冰冷的钢音透入他的身心，他和钢的声音渗透交融在一起，冰冷中透着坚硬。
社员们应该从各户各院纷纷出来了，该一边抬头向盘顶松下眺望，一边三五成群往场院聚集了。过去这是八分钟的事。这不是，下面院里就有人从窑洞里拍打着衣服出来了。一刹那，他眼前浮现出以前每次敲钟后，人们纷纷扰扰沿着各条小路向他身边流来的情景。那每次以他为中心的人群集中都让他感到亲切。今天还会这样的。
下面院里出来的人是马富海。宽宽大大的身躯，晃着肩膀，一年四季戴着顶烂呢子帽。高良杰过去对他很冷蔑，因为他在傅作义的队伍里当过兵，历史不那么纯，又有那么点油滑匪气。可今天，他对他却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这是第一个响应他钟声的人。马富海笑着大嗓门打着招呼，露出一颗金牙：“良杰，怎么又敲开钟了？”
“有事啊。”高良杰温和地笑道“集中起来，去帮助抢修铁路。”
“噢，”马富海极不屑地一摆手“那我不去，我还要卖豆腐去呢。”
高良杰被戗住了，这才看清马富海一直忙活着收拾当院放的豆腐挑子，理着箩筛上的绳子，这会儿一蹲身担了起来，哼着戏曲，晃着肩膀悠悠地走出院门下山去了，连头也没再抬一下。院门在他后面嘎吱吱来回摆着。高良杰看着他的背影，绷住脸，目光铁一样冰冷。
受到自己轻蔑的人的嘲弄，尤其使人倒憋气。
对面山上远远有黑点人影在往这儿松树下瞭望，想必是钟声引起了他们的诧异。但下面高家岭村里家家院院却没什么动静。缕缕炊烟还在飘着，扫院子的婆姨抬头看了一下盘顶松，看见树下站着的高良杰，也没再问啥，又低下头接着扫院子。左右咣啷啷晃着水桶又下山去担水的年轻后生柱子，扭回头朝上打着招呼：“良杰哥，咋又敲开钟了？”
“有事啊。”高良杰连忙笑着说。
“有啥事？集中起来谈？噢，噢。”柱子一边溜溜达达摆着水桶走着，一边漫不经心对答着，自顾自哼起歌往山下去了。
又是一口凉气。
西边山坡上有五六个老汉正牵着各自的驴马站在一处，议论着牲口的皮毛、膘情、牙口，有的还掰开驴马的嘴，侧着头看牲口的牙齿，指点着，评价着。听见钟声，他们只是先后往盘顶松这儿望了一眼，又相互说了点什么。
钢的声音早已在山岭上消失，连一丝回音也没有了。
高良杰脸色冷峻地站在松树下。钢的冰冷和坚硬都凝冻在他心里了。他站了一会儿，再次毅然举起钢钎，这次把集合钟敲了两遍，也敲得更响更坚决。他的手都震麻了。整个村子没有反应。那几个遛牲口的老汉正在朝更远处走去，听见钟声，只是在快拐过山坡的时候回头朝这儿望了望。驴和马伸长着脖子低头啃着草，被缰绳牵着拐过坡去了。
“良杰哥，是你敲的钟？我还以为是小孩瞎敲的呢。”一个年轻妇女的声音，是下面另一家院子里的月琴在朝他打招呼。她穿着一件肩上打补丁的蓝花褂子，头发有些蓬乱地在脑后挽个髻，蜡黄憔悴的瓜子脸上露着善良又有些腼腆的笑容。见高良杰目光落在她身上，她下意识地理了理头发，麻利地抻展了一下褂子“是有事吧？”她仰着脸问道。
“是。”
“敲了这么多遍，咋还没人来啊？”月琴关心地问。因为替高良杰着急，她的腼腆消失了。
“好长时间不敲了，人们不惯了吧？”
“我帮你去各家叫人吧。”
“不，不用。”高良杰连忙说道。
看着月琴那憔悴的脸色和肩上那块深蓝色的补丁，他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
二十年前，高家岭只有他俩在县城中学上学，高良杰念高中，月琴念初中。从村里到县城几十里，每次来回，两个人都相跟着。遇到雨后蹚水过河，他就卷起裤腿背她过去。她双手搂着他的肩，不好意思却又信赖地把头趴在他肩上。她那温馨的少女的身体，她在他耳根旁的呼吸和撩着他发痒的头发，都曾让高良杰感到冲动、亲昵。1963年，高中毕业了，他参军去了。她眼里噙着泪，站在人群里看着他戴着红花上了马车。几年的部队生活，擦亮了高良杰的阶级眼光：月琴的父亲过去是国民党县政府的文书。1968年回村探亲时，他下决心和她谈了：他不能。月琴倚在树旁无声地哭了。她没有怨他，很快就和别人结婚了。她的条件很简单：只要对方成分好。她母亲早亡，父亲做主，给她招了个外地来落户的进门女婿。等高良杰回村担任支书后，领着清理阶级队伍，发现月琴父亲历史上还有疑点：有三个月的时间没账。马上立案，隔离审查。老头实在记不清也说不清几十年前的事儿，胆小，上吊自杀了。当然是“畏罪”接着又查出她丈夫隐瞒成分，不是贫农，是富农子弟，她丈夫经不住批斗，跑了，再也没回来。从那以后，她一个年轻寡妇咬着牙劳碌着，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弟弟，一直熬到现在。高良杰对自己过去所作的一切从没有歉疚过。但每次看到月琴在困苦中挣扎而对他无怨无恨，始终对他还怀着一种特殊的情分，他心中总是袭上一种复杂的情感，往往扰乱了他对以往自己所作所为的安然。
“姐，”月琴的兄弟大成，一个已经二十岁的清瘦小伙子，听见她和高良杰说话，从窑洞里出来气冲冲地嚷道“你磨蹭什么呢，不吃早饭了？”他冷眼瞥了一下站在窑顶上的高良杰“放凉了吃不烧心是不是？”
“队里要开会，良杰”看着被自己拉扯大的兄弟发火，做姐姐的小心地解释道。
“关你什么事，又不是开你的会。他们愿意开谁的会，就开谁的会。”
月琴抬起头很不安地看了看高良杰，想说什么，又看了看横眉怒眼的兄弟，低下头，迈着贴地面的小碎步悄悄回家里去了。二成叭地把一瓢水泼在当院，转身回窑洞去了。接着是砰的一声关门响。
高良杰目光冷凝地站在那儿。
村里再也没有什么对钟声的响应了。这就是自己拼死拼活为凤凰岭干了十几年的结果。过去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倒是少年时的那点情谊显得长久一些。这让他感到悲凉。他又一次感到左臂的空袖笔直地垂在身边，沉重地坠着。他感到后面有人，脊背上受到了目光的注视。他慢慢转过身来。准备下山的妻子淑芬牵着背书包的女儿站在后面，她无以安慰地看着他。他也默然地看着她。复杂的目光中，最后透出的是冷毅。逆境造就强者，这是他上中学时就记住的一句格言。
他转身离开了盘顶松，顺着小路下到村里去。敲钟不灵，这不算什么。这既然是现实，就敢于承认现实。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就需要什么样的手段。
一到下面村里，他发现气氛不对。家家户户都没什么人，院子空落落，门虚掩着，有的干脆挂着铁锁，狗在窑门前舔着舌头趴着，懒懒地看着他。但在表面的安静下，他却感到有一种不安宁的骚动。他没看见，似乎也没听见，但是他似乎闻见了，或者是皮肤在空气中感到了，脚跟在地下感到了。
一声关门响，两个人正从上边的一个院子里顺着陡坡路急匆匆下来。老的一个是“小炉匠”那是那些年根据智取威虎山里的角色起的绰号，小干瘦，罗圈腿，哈哈腰，鼠眉鼠眼的，其实是个木匠。年轻的一个是小白脸，细细眼，叫白庆余，他的徒弟。两个人噔噔噔好像急赶着什么事似地下着坡，和高良杰打了个照面，站住了。
“又出去揽活？”高良杰问。
一瞬间师徒俩脸上都掠过一丝畏惧，那是高良杰过去熟悉的，也是让他感到满足的。“啊，啊下去一趟。”小炉匠的畏惧瞬间便消逝了，他应酬地笑了笑，含糊其词地朝山下指了指，就顾不上多说地让开高良杰又匆匆下坡了。白庆余也跟着走了。高良杰冷冷地看着两个人的背影。人们现在的眼神都变了，都像喝了酒似的，充着血，放着光。一个钱字，把人们憋得上足了发条一样紧绷绷的。师徒俩是去哪儿呢？他们不是向左拐出村而是向右拐了。
他突然隐约感到了整个村子骚动的方向，立刻转身跟着向下走去。
贴着围墙一拐弯，差点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撞上。一看，原来是母亲。她和高良杰的哥哥一同住在高家岭靠山下。
“妈，您这是去哪儿？”他问。老太太穿着一身平时舍不得穿的青布新褂子，伛着腰，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提着两瓶芝麻香油。
“我上玄中寺去。”老太太牙已经掉光了，说起话来嘴唇往里凹着蠕动着，叨叨唠唠的不大清楚。
“妈，您又去拜佛烧香。”高良杰有些生气了，这些年，封建迷信也泛滥开了，真不知道以后要闹成什么样子。老太太自己平时连粒芝麻也舍不得吃，可这几斤几斤的香油就送到寺里给佛灯添油去了。“您真的相信佛就灵吗？”母亲有些耳背，他大声说道。
“心要诚，佛就灵。”
“怎么叫诚啊？”
母亲生气地不理他，低下头就要走。
“妈，您这烧香拜佛为的啥呀。”
老太太站住了，用拐棍颤巍巍地戳指着他：“为你。我还能活几年？为了保佑你。保佑你别遭报应。保佑你们子孙后代。”说着老太太用拐棍拨开他，一脚轻一脚重地走了。
高良杰愣住了。自从听说他分到家的几只羊半夜被人偷走后，老人就一直不安神，说那是老天收走的，成天唠叨着高良杰这几年做事心太硬，伤害下人了，老天要报应。报应什么？老天的报应并不存在，人的报应却是现实而危险的。但他不怕。看着母亲一颠一颠地下山走远了，他收起恍惚的目光，毅然地转身朝山下这一片村里走去。
骚乱的声音越来越近，他很快寻到了高家岭骚动的中心。
这是高家岭小队的小队部，一排六孔窑洞，三面土围墙，围着窑洞前方方正正的一个场院。听见院里一片人声鼎沸。一进院门，哄嗡震耳的嘈嚷声浪迎面扑来。他站住了。院子里聚满了激动叫嚷的人群。围成大大小小的几十堆，挤着，拥着，喊着，振着胳膊，涨红着脸，瞪着眼吵着，头发奓着，脖子梗着，青筋暴露着，有人还互相拽着衣领子骂着。高良杰一眼就看明白了：这是在分木器厂的财物。今年包产到户了，会木匠活的社员都各自出去揽活了，木器厂停了。小队里一直思谋着把财产分了，高良杰当然不同意。没想到今天他们瞒着大队先斩后奏了。一圈圈人群中，地上堆着电刨、电锯、成套的木匠家具、油漆、架板、圆木、板材，还有平车、手扶拖拉机、胶轮大车一律拍卖给个人。这时，只听见这一堆人在“五块”——“六块”——“六块五”——“七块”地“抬”着喊价，那一堆人是在“六十块”——“六十五块”——“七十”——“七十三”——“七十五”地“抬”着喊价，几十堆“抬”的喊嚷响成一片。
只见小炉匠和徒弟白庆余从一堆人中满头大汗地挤出来，欠起脚四处张望着，喊着：“会计，会计。”
会计是个红胖脸的年轻后生，高高站在胶轮车上，左手拿着账本和算盘，右手拿着笔，汗津津地四面招呼着，一会儿手拢在嘴边大声嚷着，一会儿手放在耳朵上吃力地听着。听见白庆余的喊叫，他用压倒其他喊声的嘶哑嗓子嚷道：“好，那套木匠家具，白庆余喊到头了。他出八十块，听见没有？八十块。还有人再抬价吗？没了吧？好，白庆余，那套家具归你们了。折价八十，账记上了。”
小炉匠领着徒弟立刻把那套锯斧凿刨锛从人堆里抱着挤出来，满头大汗地放到院子一角贴墙的空地上。小炉匠病歪歪的黄脸老婆和十三四岁的女儿已经站在那等着了。他让她们看守上东西，又领着徒弟挤进包围着一垛木料的人堆中去“抬”了。
有一堆人中，有两个人“抬”的嗓门极高，凶得可怕。
“二百。”
“二百？二百五。”
“二百六。”
“二百七。”
“三百。他妈的，你还抬不抬？”
“你他妈的，四百。”
“五百。”
“他妈的，我一千。你还要不要？”
“行，我不要了，你出一千吧。你别赖账。你不要你是龟孙。”
“你不要了？你不要了，我也不要。”
“你他妈的不是成心捣乱吗？”
“就是和你捣乱，就是不让你要成。”
听见里边两个人劈里啪啦打起来了。人堆哄地涌动着骚乱开，又涌动着合上。
在满院子的嘈闹中，一个中年汉子跳上胶轮车，站在会计身旁，他就是高家岭小队的小队长。他伸手向满院喊道：“大伙要什么都快点，痛快点。都一个村的，好商量。吵什么？分完了，赶紧拿上斧子锯儿，拉上骡马、平车上凤凰岭去。你们怎么还吵？不会静悄点？别吵了。看大伙上山没家伙才提前分，知道不？大队干部听见了，还不让分呢。大队”他一下愣住了，看见了站在院子门口的高良杰。被他训斥得稍稍安静下来的人群随着他的目光，也转头看见了院子门口站立的高良杰。他的挺直的一米八高的魁梧身材，他的笔直下垂的一只空袖，他的冷静而严肃的目光，都使人群感到一种压力。
这是他们过去熟悉的压力。场院内一下子又静了一些。
“准备上山哄砍林木？”高良杰走进院子，徐徐扫视了一下，抬头看着站在胶轮车上的小队长，严肃地问道。
“这个”小队长叫田山发，有点不知所措地支吾着。
高良杰非常敏感地知道：自己现在的权威，在小队干部心目中虽然不及大队干部，但还胜过群众。他要先收拾住小队长，才能控制这个场面：“谁的主意——把木器厂都分了？”
小队长有些惶窘地朝下面看了看，又瞧瞧高良杰，抓了一下头皮，支吾道：“嗯，没有谁的主意。”
高良杰的目光早随着小队长的眼睛落到胶轮车旁站着的一个人身上，那是木器厂原来的会计，叫古尚德。身躯稍显高大，背有些驼，脸色苍白浮肿，整个人有股松松懒懒的病态。高良杰心中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仍抬头看着小队长：“那就是你的主意了。”
小队长难堪地、不否认地抓抓头。
古尚德在胶轮车旁的人群中抬起头，说道：“是我给队长出的主意。”他的眼睛迎着高良杰的目光有些不自然地闪烁着。
高良杰这才把目光直落向他，古尚德的自招自认正如他所预料：“你怎么能出这样的主意呢？”他温和地批评道。抓住古尚德这个软包，他对于一步步控制住局面更有自信了。什么事都要先易后难。古尚德是个圆滑有点子的人，但又是最怕事的人。1957年因为戴右派帽子从县木材公司下来，历次运动都筛他一回，把他的胆都筛没... -->>
钟声响了。
当当当，当当当，三下一顿，高家岭小队社员集合钟的特定节奏。钟声在清晨寒峭的山岭上显得格外清脆悠扬，远近传来回音。敲完最后一下，松杈上悬挂的钢轨还在嗡响着，清晰地透出钢的声音：冰冷坚硬、森严激昂。高良杰觉得这冰冷的钢音透入他的身心，他和钢的声音渗透交融在一起，冰冷中透着坚硬。
社员们应该从各户各院纷纷出来了，该一边抬头向盘顶松下眺望，一边三五成群往场院聚集了。过去这是八分钟的事。这不是，下面院里就有人从窑洞里拍打着衣服出来了。一刹那，他眼前浮现出以前每次敲钟后，人们纷纷扰扰沿着各条小路向他身边流来的情景。那每次以他为中心的人群集中都让他感到亲切。今天还会这样的。
下面院里出来的人是马富海。宽宽大大的身躯，晃着肩膀，一年四季戴着顶烂呢子帽。高良杰过去对他很冷蔑，因为他在傅作义的队伍里当过兵，历史不那么纯，又有那么点油滑匪气。可今天，他对他却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这是第一个响应他钟声的人。马富海笑着大嗓门打着招呼，露出一颗金牙：“良杰，怎么又敲开钟了？”
“有事啊。”高良杰温和地笑道“集中起来，去帮助抢修铁路。”
“噢，”马富海极不屑地一摆手“那我不去，我还要卖豆腐去呢。”
高良杰被戗住了，这才看清马富海一直忙活着收拾当院放的豆腐挑子，理着箩筛上的绳子，这会儿一蹲身担了起来，哼着戏曲，晃着肩膀悠悠地走出院门下山去了，连头也没再抬一下。院门在他后面嘎吱吱来回摆着。高良杰看着他的背影，绷住脸，目光铁一样冰冷。
受到自己轻蔑的人的嘲弄，尤其使人倒憋气。
对面山上远远有黑点人影在往这儿松树下瞭望，想必是钟声引起了他们的诧异。但下面高家岭村里家家院院却没什么动静。缕缕炊烟还在飘着，扫院子的婆姨抬头看了一下盘顶松，看见树下站着的高良杰，也没再问啥，又低下头接着扫院子。左右咣啷啷晃着水桶又下山去担水的年轻后生柱子，扭回头朝上打着招呼：“良杰哥，咋又敲开钟了？”
“有事啊。”高良杰连忙笑着说。
“有啥事？集中起来谈？噢，噢。”柱子一边溜溜达达摆着水桶走着，一边漫不经心对答着，自顾自哼起歌往山下去了。
又是一口凉气。
西边山坡上有五六个老汉正牵着各自的驴马站在一处，议论着牲口的皮毛、膘情、牙口，有的还掰开驴马的嘴，侧着头看牲口的牙齿，指点着，评价着。听见钟声，他们只是先后往盘顶松这儿望了一眼，又相互说了点什么。
钢的声音早已在山岭上消失，连一丝回音也没有了。
高良杰脸色冷峻地站在松树下。钢的冰冷和坚硬都凝冻在他心里了。他站了一会儿，再次毅然举起钢钎，这次把集合钟敲了两遍，也敲得更响更坚决。他的手都震麻了。整个村子没有反应。那几个遛牲口的老汉正在朝更远处走去，听见钟声，只是在快拐过山坡的时候回头朝这儿望了望。驴和马伸长着脖子低头啃着草，被缰绳牵着拐过坡去了。
“良杰哥，是你敲的钟？我还以为是小孩瞎敲的呢。”一个年轻妇女的声音，是下面另一家院子里的月琴在朝他打招呼。她穿着一件肩上打补丁的蓝花褂子，头发有些蓬乱地在脑后挽个髻，蜡黄憔悴的瓜子脸上露着善良又有些腼腆的笑容。见高良杰目光落在她身上，她下意识地理了理头发，麻利地抻展了一下褂子“是有事吧？”她仰着脸问道。
“是。”
“敲了这么多遍，咋还没人来啊？”月琴关心地问。因为替高良杰着急，她的腼腆消失了。
“好长时间不敲了，人们不惯了吧？”
“我帮你去各家叫人吧。”
“不，不用。”高良杰连忙说道。
看着月琴那憔悴的脸色和肩上那块深蓝色的补丁，他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
二十年前，高家岭只有他俩在县城中学上学，高良杰念高中，月琴念初中。从村里到县城几十里，每次来回，两个人都相跟着。遇到雨后蹚水过河，他就卷起裤腿背她过去。她双手搂着他的肩，不好意思却又信赖地把头趴在他肩上。她那温馨的少女的身体，她在他耳根旁的呼吸和撩着他发痒的头发，都曾让高良杰感到冲动、亲昵。1963年，高中毕业了，他参军去了。她眼里噙着泪，站在人群里看着他戴着红花上了马车。几年的部队生活，擦亮了高良杰的阶级眼光：月琴的父亲过去是国民党县政府的文书。1968年回村探亲时，他下决心和她谈了：他不能。月琴倚在树旁无声地哭了。她没有怨他，很快就和别人结婚了。她的条件很简单：只要对方成分好。她母亲早亡，父亲做主，给她招了个外地来落户的进门女婿。等高良杰回村担任支书后，领着清理阶级队伍，发现月琴父亲历史上还有疑点：有三个月的时间没账。马上立案，隔离审查。老头实在记不清也说不清几十年前的事儿，胆小，上吊自杀了。当然是“畏罪”接着又查出她丈夫隐瞒成分，不是贫农，是富农子弟，她丈夫经不住批斗，跑了，再也没回来。从那以后，她一个年轻寡妇咬着牙劳碌着，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弟弟，一直熬到现在。高良杰对自己过去所作的一切从没有歉疚过。但每次看到月琴在困苦中挣扎而对他无怨无恨，始终对他还怀着一种特殊的情分，他心中总是袭上一种复杂的情感，往往扰乱了他对以往自己所作所为的安然。
“姐，”月琴的兄弟大成，一个已经二十岁的清瘦小伙子，听见她和高良杰说话，从窑洞里出来气冲冲地嚷道“你磨蹭什么呢，不吃早饭了？”他冷眼瞥了一下站在窑顶上的高良杰“放凉了吃不烧心是不是？”
“队里要开会，良杰”看着被自己拉扯大的兄弟发火，做姐姐的小心地解释道。
“关你什么事，又不是开你的会。他们愿意开谁的会，就开谁的会。”
月琴抬起头很不安地看了看高良杰，想说什么，又看了看横眉怒眼的兄弟，低下头，迈着贴地面的小碎步悄悄回家里去了。二成叭地把一瓢水泼在当院，转身回窑洞去了。接着是砰的一声关门响。
高良杰目光冷凝地站在那儿。
村里再也没有什么对钟声的响应了。这就是自己拼死拼活为凤凰岭干了十几年的结果。过去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倒是少年时的那点情谊显得长久一些。这让他感到悲凉。他又一次感到左臂的空袖笔直地垂在身边，沉重地坠着。他感到后面有人，脊背上受到了目光的注视。他慢慢转过身来。准备下山的妻子淑芬牵着背书包的女儿站在后面，她无以安慰地看着他。他也默然地看着她。复杂的目光中，最后透出的是冷毅。逆境造就强者，这是他上中学时就记住的一句格言。
他转身离开了盘顶松，顺着小路下到村里去。敲钟不灵，这不算什么。这既然是现实，就敢于承认现实。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就需要什么样的手段。
一到下面村里，他发现气氛不对。家家户户都没什么人，院子空落落，门虚掩着，有的干脆挂着铁锁，狗在窑门前舔着舌头趴着，懒懒地看着他。但在表面的安静下，他却感到有一种不安宁的骚动。他没看见，似乎也没听见，但是他似乎闻见了，或者是皮肤在空气中感到了，脚跟在地下感到了。
一声关门响，两个人正从上边的一个院子里顺着陡坡路急匆匆下来。老的一个是“小炉匠”那是那些年根据智取威虎山里的角色起的绰号，小干瘦，罗圈腿，哈哈腰，鼠眉鼠眼的，其实是个木匠。年轻的一个是小白脸，细细眼，叫白庆余，他的徒弟。两个人噔噔噔好像急赶着什么事似地下着坡，和高良杰打了个照面，站住了。
“又出去揽活？”高良杰问。
一瞬间师徒俩脸上都掠过一丝畏惧，那是高良杰过去熟悉的，也是让他感到满足的。“啊，啊下去一趟。”小炉匠的畏惧瞬间便消逝了，他应酬地笑了笑，含糊其词地朝山下指了指，就顾不上多说地让开高良杰又匆匆下坡了。白庆余也跟着走了。高良杰冷冷地看着两个人的背影。人们现在的眼神都变了，都像喝了酒似的，充着血，放着光。一个钱字，把人们憋得上足了发条一样紧绷绷的。师徒俩是去哪儿呢？他们不是向左拐出村而是向右拐了。
他突然隐约感到了整个村子骚动的方向，立刻转身跟着向下走去。
贴着围墙一拐弯，差点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撞上。一看，原来是母亲。她和高良杰的哥哥一同住在高家岭靠山下。
“妈，您这是去哪儿？”他问。老太太穿着一身平时舍不得穿的青布新褂子，伛着腰，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提着两瓶芝麻香油。
“我上玄中寺去。”老太太牙已经掉光了，说起话来嘴唇往里凹着蠕动着，叨叨唠唠的不大清楚。
“妈，您又去拜佛烧香。”高良杰有些生气了，这些年，封建迷信也泛滥开了，真不知道以后要闹成什么样子。老太太自己平时连粒芝麻也舍不得吃，可这几斤几斤的香油就送到寺里给佛灯添油去了。“您真的相信佛就灵吗？”母亲有些耳背，他大声说道。
“心要诚，佛就灵。”
“怎么叫诚啊？”
母亲生气地不理他，低下头就要走。
“妈，您这烧香拜佛为的啥呀。”
老太太站住了，用拐棍颤巍巍地戳指着他：“为你。我还能活几年？为了保佑你。保佑你别遭报应。保佑你们子孙后代。”说着老太太用拐棍拨开他，一脚轻一脚重地走了。
高良杰愣住了。自从听说他分到家的几只羊半夜被人偷走后，老人就一直不安神，说那是老天收走的，成天唠叨着高良杰这几年做事心太硬，伤害下人了，老天要报应。报应什么？老天的报应并不存在，人的报应却是现实而危险的。但他不怕。看着母亲一颠一颠地下山走远了，他收起恍惚的目光，毅然地转身朝山下这一片村里走去。
骚乱的声音越来越近，他很快寻到了高家岭骚动的中心。
这是高家岭小队的小队部，一排六孔窑洞，三面土围墙，围着窑洞前方方正正的一个场院。听见院里一片人声鼎沸。一进院门，哄嗡震耳的嘈嚷声浪迎面扑来。他站住了。院子里聚满了激动叫嚷的人群。围成大大小小的几十堆，挤着，拥着，喊着，振着胳膊，涨红着脸，瞪着眼吵着，头发奓着，脖子梗着，青筋暴露着，有人还互相拽着衣领子骂着。高良杰一眼就看明白了：这是在分木器厂的财物。今年包产到户了，会木匠活的社员都各自出去揽活了，木器厂停了。小队里一直思谋着把财产分了，高良杰当然不同意。没想到今天他们瞒着大队先斩后奏了。一圈圈人群中，地上堆着电刨、电锯、成套的木匠家具、油漆、架板、圆木、板材，还有平车、手扶拖拉机、胶轮大车一律拍卖给个人。这时，只听见这一堆人在“五块”——“六块”——“六块五”——“七块”地“抬”着喊价，那一堆人是在“六十块”——“六十五块”——“七十”——“七十三”——“七十五”地“抬”着喊价，几十堆“抬”的喊嚷响成一片。
只见小炉匠和徒弟白庆余从一堆人中满头大汗地挤出来，欠起脚四处张望着，喊着：“会计，会计。”
会计是个红胖脸的年轻后生，高高站在胶轮车上，左手拿着账本和算盘，右手拿着笔，汗津津地四面招呼着，一会儿手拢在嘴边大声嚷着，一会儿手放在耳朵上吃力地听着。听见白庆余的喊叫，他用压倒其他喊声的嘶哑嗓子嚷道：“好，那套木匠家具，白庆余喊到头了。他出八十块，听见没有？八十块。还有人再抬价吗？没了吧？好，白庆余，那套家具归你们了。折价八十，账记上了。”
小炉匠领着徒弟立刻把那套锯斧凿刨锛从人堆里抱着挤出来，满头大汗地放到院子一角贴墙的空地上。小炉匠病歪歪的黄脸老婆和十三四岁的女儿已经站在那等着了。他让她们看守上东西，又领着徒弟挤进包围着一垛木料的人堆中去“抬”了。
有一堆人中，有两个人“抬”的嗓门极高，凶得可怕。
“二百。”
“二百？二百五。”
“二百六。”
“二百七。”
“三百。他妈的，你还抬不抬？”
“你他妈的，四百。”
“五百。”
“他妈的，我一千。你还要不要？”
“行，我不要了，你出一千吧。你别赖账。你不要你是龟孙。”
“你不要了？你不要了，我也不要。”
“你他妈的不是成心捣乱吗？”
“就是和你捣乱，就是不让你要成。”
听见里边两个人劈里啪啦打起来了。人堆哄地涌动着骚乱开，又涌动着合上。
在满院子的嘈闹中，一个中年汉子跳上胶轮车，站在会计身旁，他就是高家岭小队的小队长。他伸手向满院喊道：“大伙要什么都快点，痛快点。都一个村的，好商量。吵什么？分完了，赶紧拿上斧子锯儿，拉上骡马、平车上凤凰岭去。你们怎么还吵？不会静悄点？别吵了。看大伙上山没家伙才提前分，知道不？大队干部听见了，还不让分呢。大队”他一下愣住了，看见了站在院子门口的高良杰。被他训斥得稍稍安静下来的人群随着他的目光，也转头看见了院子门口站立的高良杰。他的挺直的一米八高的魁梧身材，他的笔直下垂的一只空袖，他的冷静而严肃的目光，都使人群感到一种压力。
这是他们过去熟悉的压力。场院内一下子又静了一些。
“准备上山哄砍林木？”高良杰走进院子，徐徐扫视了一下，抬头看着站在胶轮车上的小队长，严肃地问道。
“这个”小队长叫田山发，有点不知所措地支吾着。
高良杰非常敏感地知道：自己现在的权威，在小队干部心目中虽然不及大队干部，但还胜过群众。他要先收拾住小队长，才能控制这个场面：“谁的主意——把木器厂都分了？”
小队长有些惶窘地朝下面看了看，又瞧瞧高良杰，抓了一下头皮，支吾道：“嗯，没有谁的主意。”
高良杰的目光早随着小队长的眼睛落到胶轮车旁站着的一个人身上，那是木器厂原来的会计，叫古尚德。身躯稍显高大，背有些驼，脸色苍白浮肿，整个人有股松松懒懒的病态。高良杰心中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仍抬头看着小队长：“那就是你的主意了。”
小队长难堪地、不否认地抓抓头。
古尚德在胶轮车旁的人群中抬起头，说道：“是我给队长出的主意。”他的眼睛迎着高良杰的目光有些不自然地闪烁着。
高良杰这才把目光直落向他，古尚德的自招自认正如他所预料：“你怎么能出这样的主意呢？”他温和地批评道。抓住古尚德这个软包，他对于一步步控制住局面更有自信了。什么事都要先易后难。古尚德是个圆滑有点子的人，但又是最怕事的人。1957年因为戴右派帽子从县木材公司下来，历次运动都筛他一回，把他的胆都筛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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