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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木又一次不得不和七爷生活在一起。这时候，在七爷家借宿的还有吕校长的小儿子吕武。吕武要比木木大好几岁，他与张小燕同年，曾经是同班同学。与声名狼藉的张小燕不一样，吕武根正苗红，学习成绩好，思想进步积极向上，各方面都很出色。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中，吕武和外语学校的同学一起，差不多跑完了大半个中国。他们先是乘火车北上，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然后南下广州，接着又步行重走红军当年经过的长征路，以江西井冈山为起点，一路步行到革命圣地延安。有了革命大串联这段传奇经历，吕武从外面回来，一下子就成熟了，再也不愿意和戏校大院的孩子一起玩。
吕武练过长跑，曾是市体工队的队员，还练过一段时间摔跤，在一次什么级别的摔跤比赛中拿过名次。有一次，京剧班的学员和戏校大院的小孩发生冲突，那些学员仗着练过武功，对马小双大打出手。落荒而逃的马小双喊来了吕武，双方在空地上摆场子，这边由吕武出面，对方也推了一位公认武艺高强的选手，两位高手一对一单挑。结果会武功的那位学员只是花拳绣腿，一招一式很漂亮，可是怎么也接近不了吕武，一旦真和吕武身体接触在一起，立刻像面粉口袋似的被摔倒在地。他根本不是吕武的对手，一而再再而三地跌倒，刚站稳就又倒向另一边。
这是发生在“文革”大串联前夕的事情。吕武是外语学校学阿拉伯语的初中生，那时候的外语学校都是保送生，要求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因为这些学生未来都将被派往国外，从事外交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外语学校的学生大大小小一共成立了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这个学校的干部子弟特别多，谁也不买谁的账，谁都想当头头当领导。当时全市造反派组织分成泾渭分明的好派和屁派。两派的争论焦点集中在对全面夺权的评价上。好派持肯定态度，认定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把属于人民的权力重新夺过来，这一革命行动好得很。屁派正好相反，针锋相对，认为这种夺权好个屁，完全是瞎起哄，是浑水摸鱼抢夺革命的胜利果实。
无论好派还是屁派，双方的显赫人物，在后来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清算中，都被列为“打砸抢”分子。当年越是出风头，后来也就越倒霉，好在吕武年龄太小，想出大风头也轮不上他。常常可以看到大街上好派与屁派斗嘴，一方高喊夺权好得很，另一方高喊夺权好个屁。喊着喊着，好得很和好个屁像打乒乓球似的，你一拍我一拍没完没了。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的，好得很和好个屁的不同分歧，使得恩爱的夫妻反目，使得和睦的父子成仇。到处都是吃错了药一般的滑稽场面，成年人一个个都变得非常孩子气。
好派屁派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家都喊着差不多的口号，引用共同的毛主席语录：
“要文斗，不要武斗！”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文攻武卫，文攻武卫！”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前途，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文革”初期批斗抄家的热闹劲头，如今被一种派性斗争的狂热所代替。一开始还是双方动动口，然而文斗的时间非常短暂，轰轰烈烈的武斗转眼就拉开了序幕。那年头，武斗通常都是打群架，动不动就是集体斗殴的壮观场面，大家一哄而上，谁人多谁占便宜。外语学校是好派的天下，擅长单打独斗的吕武只是屁派组织中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头目，屁派在武斗中一直处于劣势，没经过几个回合，便在好派的围追堵截下溃不成军。吕武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觉得这革命革得很没面子，战友们不是吓得逃走了，便是去投奔别的学校。黑云压城城欲摧，疾风知劲草，吕武感到心灰意冷，怏怏地跟着大家离开了外语学校。他不愿意去投奔别人，干脆躲回家拉倒。
和外语学校的情况不一样，戏校占上风的是屁派，戏校的屁派因为有一支能打敢拼的队伍，在这个城市中名噪一时。当时，提起戏校的“八三兵团”无人不知没人不晓。就全市范围来说，好派人多势众，占据了压倒优势，而戏校则是不多的几个屁派大本营之一。虽然同属一派，虽然外语学校屁派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就躲在戏校的“八三兵团”中，但是身为戏校家属的吕武，却不太愿意与戏校的屁派来往。戏校的屁派与吕武个人之间，有着杀父之仇，吕校长正是在不久前的一次批斗会上，被“八三兵团”的野蛮批斗给整死的。
吕校长在运动开始不久，住进了医院，这一住就是长住，把医院当作了家。他是老红军出身，一直享受着特殊待遇，住院治疗是保护他的意思。戏校大院造反派起初都是把矛头集中在党委书记张华身上，吕校长躲在远在郊区的医院，犹如躲在世外桃源。渐渐地，学校的造反派组织也联合分成两大派，一派是好派，一派是屁派，好派觉得吕校长不错，是老红军老革命，屁派认为吕校长很坏，是旧军阀老反革命。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而且都有些意气用事，于是，本来和运动没什么关系的吕校长被牵扯了进来，他现在还有一个新的罪行，这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吕校长的批斗会是在八月里召开的，那天特别热，吕校长被从高干病房劫持出来，架着飞机押上主席台。口号声惊天动地，人们的情绪像酷暑一样暴躁，或许是好派扬言要来抢夺吕校长的缘故，那天由“八三兵团”主持的批斗会尤其热烈。大家严阵以待，等待着想象中的好派来冲击会场。在一种人为的紧张气氛中，人们似乎一下子认清了吕校长煽风点火的真面目，认清了他挑动革命群众自相残杀的真实用心。大家情绪激烈，一个接着一个念讲稿，一边念，一边呼喊口号。吕校长一言不吭，挂着牌子在烈日炎炎下站了两个小时，终于一头从主席台上栽下去，当场咽了气。“八三兵团”的年轻人丝毫没有因为吕校长的死亡气馁，他们将他的尸体放在主席台上，继续声讨批判。这场批斗会使得“八三兵团”在全市的名声大振，虽然好派借此进行了攻击，虽然公安机关从表面上也过问了一下此事，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八三兵团”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让所有想与之做对的人不寒而栗。
另一件让“八三兵团”扬名的事情，是驰援被围的无线电技校“红二师”“红二师”和“八三兵团”一样，都是屁派阵营中赫赫有名的造反派组织。随着好派的阵营一天天扩大“红二师”和“八三兵团”已经成为好派的眼中钉，只盼着将它们除之而后快。由于无线电技校与戏校离得比较远，这就为好派各个击破创造了有利条件，而“红二师”和“八三兵团”也明白互相声援的重要性，唇亡则齿寒，要想在好派的包围中生存下来，双方的紧密联合起着关键作用。好派的造反派头目在一起碰头，经过一番讨论，决定先解决掉“红二师”而指挥这场战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恰恰就是吕武的哥哥吕文。
“八三兵团”在“红二师”被包围的第二天晚上，才接到消息。这是这个城市中，第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也是第一次出了人命，好派阵营调动了大量精锐部队，将无线电学校围得水泄不通。电话线被掐断了，派出去送信的通讯员还没走出校区，就被活捉，而且立刻被打得半死。在这种极其不利的局面下“八三兵团”一接到消息，立刻召集人马组成敢死队增援“红二师”“八三兵团”的敢死队给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在自己的头上扎上了红布条，每人手里一根铁棍，胸前的衣服上，用红漆写着“敢死”两个字。
早在“八三兵团”的敢死队到达之前，就有人把消息传到了无线电学校。或许是已经僵持了一天一夜的关系，包围和被包围的双方都感到了筋疲力尽。好派的人马是屁派的十倍之多，然而或许正是因为人多，一种久攻不下的急躁情绪已悄悄蔓延，一方面，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并不把“八三兵团”的增援当回事，另一方面，他们久闻“八三兵团”的大名，知道这是帮不知天高地厚敢玩命的家伙。正犹豫着“八三兵团”的敢死队拍马赶到，虽然都是些半大不小的中专生，但是年轻气盛，胆大妄为，敢做敢当，好派的队伍在突如其来的猛烈冲击下，有些不知所措和束手无策。就听见一阵冲啊，杀啊，然后是铁棍在空中乱舞，然后听见有人在狂呼：
“打死人了！”
“‘八三兵团’打死人了！”
“死人了，死人了。”
“八三兵团”成功地帮助“红二师”解围，虽然是为自己扬了威，但是也为自己后来的厄运留下了伏笔。一场大的灾难正在接近。在救援“红二师”行动中“八三兵团”的敢死队失手打死了好派的两个人，这两个都是钢铁厂的轧钢工人，一个是小年轻的，还没结婚，另一个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人命关天，而且又是第一次在武斗中死人，好派方面要报仇的情绪激烈，犹如炸药包被拉开了导火索，他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祭奠活动，将被打死的人追认为革命烈士，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追悼会，然后又扛着死者的巨幅画像，在全市的主要街道上游行“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响彻云霄。
因为这一天是9月2日，因此被命名为“92惨案”一场更大规模的武斗正在酝酿“红二师”和“八三兵团”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经过紧急讨论和磋商，两个强悍的屁派组织决定立刻合二为一，共同面对危机。“红二师”的人马全部转移到戏校来，集中优势兵力，以免好派将他们各个击破。形势越来越严峻，对屁派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双方的势力对比，屁派显然处于很不利的劣势，然而要革命就会有流血，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为有牺牲多壮志，为了保卫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胜利果实“红二师”和“八三兵团”决定以生命为代价，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戏校大院笼罩在大战即将来临的恐怖气氛中。“红二师”和“八三兵团”联合组建了临时司令部，投入到了紧张的备战状态，大量地囤积粮食，收集一切能够用于作战的武器，用沙包将通往戏校所有的进口封死，只留下一扇小门进出。“红二师”弄到了一辆卡车，在大战爆发前夕，这辆卡车马不停蹄，天天往戏校运送战备物资。今天送一车红砖和铁棍，这是当时武斗中最简单有效的武器。明天又送来一车柳藤帽，那种专为矿工采矿设计的安全帽，戴在头上，足以抵挡很沉重的打击。同车抵达的还有采矿用的一箱雷管和炸药“红二师”有个学生的父亲是郊外一个石膏矿的小组长，在他的指导下，同学们很快就学会了爆破技术。
由于家属区就在校区里，居民实际上也处于极其危险之中。戏校大院的孩子们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丝毫不在意。自从又一次住到七爷那里，一开始，木木只是沉浸在吕武讲述的故事中。吕武接受过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能够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那个时代中所有孩子的梦想。一段时间里，我对吕武的故事迷恋到了极点，这些故事让木木暂时摆脱了对林苏菲的思念。刚和母亲分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根本就不会思念她，可是事实上，即使有吕武的故事做伴，即使我常常把自己也想象成故事中的人物，但是到晚上睡觉，木木还是会梦到自己和母亲林苏菲在一起。渐渐地，吕武的故事已不能再吸引木木，对林苏菲的思念也不再强烈，更能吸引我的注意力，是就要开始的武斗。
戏校大院的孩子差不多都坚定不移站在屁派一边。首先是因为戏校的屁派名声大“八三兵团”大名鼎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戏校大院的孩子都乐意跟着一起沾光。其次，对什么都说屁的英雄气概，也非常适合孩子们的胃口。随着大战一天天接近，我们东奔西跑，一个比一个更兴奋，逮着机会就往教学楼钻。教学楼是临时司令部所在地，戒备森严，在四层楼的平台上，成堆的红砖已经像弹药一样被布置好。“红二师”的同学还用医院里挂盐水的胶带，制作了大大小小的弹弓，其中最大的那个能够发射像乒乓球那么大的钢珠，仿佛一门迫击炮架在正对着戏校大门的窗台上。后来在实际作战的时候，杀伤力最厉害的是那种小一号的弹弓，短小精悍机动灵活，便于瞄准，使用的是黄豆大小的轴承钢珠。在最初的遭遇战中，这种射出去的子弹给对手造成很大的伤害。
随着大战的一天天接近，置身事外的吕武终于坐不住了。起先，他只是一个旁观者，通过成天在外面乱蹿的木木，了解一些大院里轰轰烈烈的备战情况，脸上时不时地露出一些不屑。那一阵，除了吃饭的时候，木木很少回来，事实上，不仅“八三兵团”和“红二师”的学生在备战，整个家属区也处于紧急战时状态。大院里充满了好奇的目光，胆小的已经偷偷地搬到亲戚家去住了，到处都刷着“人在阵地在！”的标语，其中有一条大标语就写在七爷家的窗户底下。吕武常常伏在那扇窗户的窗台上，等着我回去汇报消息。大战的气氛越来越紧张，终于，木木所提供的消息再也不能满足吕武的好奇心，有一天，他听木木说着说着，突然大喊一声，让木木不用往下再说了。他从窗户里跳了出来，一路小跑回到自己家，将吕校长收藏的一把日本军刀取出来，然后带着我，直奔教学楼的临时司令部。
吕武忘不了杀父之仇，可是他与那些正在备战的学生，毕竟是同一条战壕中的战友。战友的情谊重如泰山，吕武觉得自己不能在危难关头，置战友的生死于不顾。戏校现在已成为屁派阵营的最后堡垒，除了“红二师”和“八三兵团”全市屁派中的坚定分子差不多都投奔到这来了。其中有好几个就是吕武所在的外语学校同学，他们中间有一个叫张康的同学，是吕武的好朋友，他曾不止一次来找过吕武，试图说服他出山，与大家一起并肩作战。吕武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张康的请求，只要一想到父亲的惨死，他就不愿意和“八三兵团”的人有任何来往。但是，距离张康最后一次请求不过几天时间，情况完全改变了，形势的严峻已让吕武没办法置身事外。既然革命都到了最危难的紧急关头，吕武就必须为了革命的大义，暂时把自己的个人恩怨搁置在一边。
吕武决定立刻去找他的同学，准备与他们一起参加战斗，共同对付好派的进攻。情况要比吕武想象得更糟糕，虽然组成了负责统一指挥的临时司令部，戏校大院事实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在大规模的武斗正式开始以前，任何携带武器的年轻人只要出现在戏校大院里，就毫无疑问地被视为革命同志。拎着日本军刀的吕武来到了乱糟糟的司令部，一路上没有任何人试图阻拦他。在司令部的一个大教室里，几个女学生在那风风火火地印传单，一个个手上全是黑色的油污。走道上人来人往，来去匆匆，谁也不明白自己正在干什么，吕武带着木木在教学楼里转了一大圈，才找到外语学校的那几个人，他们已被分配了任务，是防守教学大楼的一个拐角，如果进攻者冲进校园，并向教学大楼发起进攻，他们的职责便是从楼顶上往下扔红砖，让攻击者没办法接近大楼。
吕武对他们的工作提出了质疑：“难道我们就只是消极地防守？”
张康充满信心地说：“守住了，就是胜利！”
外语学校大概有十二三个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生，而且年级都比吕武高。他们对于自己以逸待劳的任务感到很轻松，高高地站在四楼的平台上，敌人来了，往下砸几块红砖就解决问题。这活看上去似乎很好玩，居高临下，而且根本没什么危险。吕武却很不满意这工作，他希望自己能够冲锋陷阵，处于斗争的最前线。最吃紧的活都由“八三兵团”和“红二师”的人给承包了，他们根本就看不上投奔而来的其他学校的学生，这种所谓的照顾让吕武有些不高兴。他决定和自己的同学分手，找一份更能发挥自己作用的工作。
吕武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名敢死队队员，因为在所有的武装学生中... -->>
木木又一次不得不和七爷生活在一起。这时候，在七爷家借宿的还有吕校长的小儿子吕武。吕武要比木木大好几岁，他与张小燕同年，曾经是同班同学。与声名狼藉的张小燕不一样，吕武根正苗红，学习成绩好，思想进步积极向上，各方面都很出色。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中，吕武和外语学校的同学一起，差不多跑完了大半个中国。他们先是乘火车北上，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然后南下广州，接着又步行重走红军当年经过的长征路，以江西井冈山为起点，一路步行到革命圣地延安。有了革命大串联这段传奇经历，吕武从外面回来，一下子就成熟了，再也不愿意和戏校大院的孩子一起玩。
吕武练过长跑，曾是市体工队的队员，还练过一段时间摔跤，在一次什么级别的摔跤比赛中拿过名次。有一次，京剧班的学员和戏校大院的小孩发生冲突，那些学员仗着练过武功，对马小双大打出手。落荒而逃的马小双喊来了吕武，双方在空地上摆场子，这边由吕武出面，对方也推了一位公认武艺高强的选手，两位高手一对一单挑。结果会武功的那位学员只是花拳绣腿，一招一式很漂亮，可是怎么也接近不了吕武，一旦真和吕武身体接触在一起，立刻像面粉口袋似的被摔倒在地。他根本不是吕武的对手，一而再再而三地跌倒，刚站稳就又倒向另一边。
这是发生在“文革”大串联前夕的事情。吕武是外语学校学阿拉伯语的初中生，那时候的外语学校都是保送生，要求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因为这些学生未来都将被派往国外，从事外交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外语学校的学生大大小小一共成立了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这个学校的干部子弟特别多，谁也不买谁的账，谁都想当头头当领导。当时全市造反派组织分成泾渭分明的好派和屁派。两派的争论焦点集中在对全面夺权的评价上。好派持肯定态度，认定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把属于人民的权力重新夺过来，这一革命行动好得很。屁派正好相反，针锋相对，认为这种夺权好个屁，完全是瞎起哄，是浑水摸鱼抢夺革命的胜利果实。
无论好派还是屁派，双方的显赫人物，在后来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清算中，都被列为“打砸抢”分子。当年越是出风头，后来也就越倒霉，好在吕武年龄太小，想出大风头也轮不上他。常常可以看到大街上好派与屁派斗嘴，一方高喊夺权好得很，另一方高喊夺权好个屁。喊着喊着，好得很和好个屁像打乒乓球似的，你一拍我一拍没完没了。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的，好得很和好个屁的不同分歧，使得恩爱的夫妻反目，使得和睦的父子成仇。到处都是吃错了药一般的滑稽场面，成年人一个个都变得非常孩子气。
好派屁派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家都喊着差不多的口号，引用共同的毛主席语录：
“要文斗，不要武斗！”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文攻武卫，文攻武卫！”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前途，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文革”初期批斗抄家的热闹劲头，如今被一种派性斗争的狂热所代替。一开始还是双方动动口，然而文斗的时间非常短暂，轰轰烈烈的武斗转眼就拉开了序幕。那年头，武斗通常都是打群架，动不动就是集体斗殴的壮观场面，大家一哄而上，谁人多谁占便宜。外语学校是好派的天下，擅长单打独斗的吕武只是屁派组织中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头目，屁派在武斗中一直处于劣势，没经过几个回合，便在好派的围追堵截下溃不成军。吕武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觉得这革命革得很没面子，战友们不是吓得逃走了，便是去投奔别的学校。黑云压城城欲摧，疾风知劲草，吕武感到心灰意冷，怏怏地跟着大家离开了外语学校。他不愿意去投奔别人，干脆躲回家拉倒。
和外语学校的情况不一样，戏校占上风的是屁派，戏校的屁派因为有一支能打敢拼的队伍，在这个城市中名噪一时。当时，提起戏校的“八三兵团”无人不知没人不晓。就全市范围来说，好派人多势众，占据了压倒优势，而戏校则是不多的几个屁派大本营之一。虽然同属一派，虽然外语学校屁派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就躲在戏校的“八三兵团”中，但是身为戏校家属的吕武，却不太愿意与戏校的屁派来往。戏校的屁派与吕武个人之间，有着杀父之仇，吕校长正是在不久前的一次批斗会上，被“八三兵团”的野蛮批斗给整死的。
吕校长在运动开始不久，住进了医院，这一住就是长住，把医院当作了家。他是老红军出身，一直享受着特殊待遇，住院治疗是保护他的意思。戏校大院造反派起初都是把矛头集中在党委书记张华身上，吕校长躲在远在郊区的医院，犹如躲在世外桃源。渐渐地，学校的造反派组织也联合分成两大派，一派是好派，一派是屁派，好派觉得吕校长不错，是老红军老革命，屁派认为吕校长很坏，是旧军阀老反革命。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而且都有些意气用事，于是，本来和运动没什么关系的吕校长被牵扯了进来，他现在还有一个新的罪行，这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吕校长的批斗会是在八月里召开的，那天特别热，吕校长被从高干病房劫持出来，架着飞机押上主席台。口号声惊天动地，人们的情绪像酷暑一样暴躁，或许是好派扬言要来抢夺吕校长的缘故，那天由“八三兵团”主持的批斗会尤其热烈。大家严阵以待，等待着想象中的好派来冲击会场。在一种人为的紧张气氛中，人们似乎一下子认清了吕校长煽风点火的真面目，认清了他挑动革命群众自相残杀的真实用心。大家情绪激烈，一个接着一个念讲稿，一边念，一边呼喊口号。吕校长一言不吭，挂着牌子在烈日炎炎下站了两个小时，终于一头从主席台上栽下去，当场咽了气。“八三兵团”的年轻人丝毫没有因为吕校长的死亡气馁，他们将他的尸体放在主席台上，继续声讨批判。这场批斗会使得“八三兵团”在全市的名声大振，虽然好派借此进行了攻击，虽然公安机关从表面上也过问了一下此事，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八三兵团”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让所有想与之做对的人不寒而栗。
另一件让“八三兵团”扬名的事情，是驰援被围的无线电技校“红二师”“红二师”和“八三兵团”一样，都是屁派阵营中赫赫有名的造反派组织。随着好派的阵营一天天扩大“红二师”和“八三兵团”已经成为好派的眼中钉，只盼着将它们除之而后快。由于无线电技校与戏校离得比较远，这就为好派各个击破创造了有利条件，而“红二师”和“八三兵团”也明白互相声援的重要性，唇亡则齿寒，要想在好派的包围中生存下来，双方的紧密联合起着关键作用。好派的造反派头目在一起碰头，经过一番讨论，决定先解决掉“红二师”而指挥这场战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恰恰就是吕武的哥哥吕文。
“八三兵团”在“红二师”被包围的第二天晚上，才接到消息。这是这个城市中，第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也是第一次出了人命，好派阵营调动了大量精锐部队，将无线电学校围得水泄不通。电话线被掐断了，派出去送信的通讯员还没走出校区，就被活捉，而且立刻被打得半死。在这种极其不利的局面下“八三兵团”一接到消息，立刻召集人马组成敢死队增援“红二师”“八三兵团”的敢死队给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在自己的头上扎上了红布条，每人手里一根铁棍，胸前的衣服上，用红漆写着“敢死”两个字。
早在“八三兵团”的敢死队到达之前，就有人把消息传到了无线电学校。或许是已经僵持了一天一夜的关系，包围和被包围的双方都感到了筋疲力尽。好派的人马是屁派的十倍之多，然而或许正是因为人多，一种久攻不下的急躁情绪已悄悄蔓延，一方面，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并不把“八三兵团”的增援当回事，另一方面，他们久闻“八三兵团”的大名，知道这是帮不知天高地厚敢玩命的家伙。正犹豫着“八三兵团”的敢死队拍马赶到，虽然都是些半大不小的中专生，但是年轻气盛，胆大妄为，敢做敢当，好派的队伍在突如其来的猛烈冲击下，有些不知所措和束手无策。就听见一阵冲啊，杀啊，然后是铁棍在空中乱舞，然后听见有人在狂呼：
“打死人了！”
“‘八三兵团’打死人了！”
“死人了，死人了。”
“八三兵团”成功地帮助“红二师”解围，虽然是为自己扬了威，但是也为自己后来的厄运留下了伏笔。一场大的灾难正在接近。在救援“红二师”行动中“八三兵团”的敢死队失手打死了好派的两个人，这两个都是钢铁厂的轧钢工人，一个是小年轻的，还没结婚，另一个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人命关天，而且又是第一次在武斗中死人，好派方面要报仇的情绪激烈，犹如炸药包被拉开了导火索，他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祭奠活动，将被打死的人追认为革命烈士，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追悼会，然后又扛着死者的巨幅画像，在全市的主要街道上游行“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响彻云霄。
因为这一天是9月2日，因此被命名为“92惨案”一场更大规模的武斗正在酝酿“红二师”和“八三兵团”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经过紧急讨论和磋商，两个强悍的屁派组织决定立刻合二为一，共同面对危机。“红二师”的人马全部转移到戏校来，集中优势兵力，以免好派将他们各个击破。形势越来越严峻，对屁派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双方的势力对比，屁派显然处于很不利的劣势，然而要革命就会有流血，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为有牺牲多壮志，为了保卫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胜利果实“红二师”和“八三兵团”决定以生命为代价，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戏校大院笼罩在大战即将来临的恐怖气氛中。“红二师”和“八三兵团”联合组建了临时司令部，投入到了紧张的备战状态，大量地囤积粮食，收集一切能够用于作战的武器，用沙包将通往戏校所有的进口封死，只留下一扇小门进出。“红二师”弄到了一辆卡车，在大战爆发前夕，这辆卡车马不停蹄，天天往戏校运送战备物资。今天送一车红砖和铁棍，这是当时武斗中最简单有效的武器。明天又送来一车柳藤帽，那种专为矿工采矿设计的安全帽，戴在头上，足以抵挡很沉重的打击。同车抵达的还有采矿用的一箱雷管和炸药“红二师”有个学生的父亲是郊外一个石膏矿的小组长，在他的指导下，同学们很快就学会了爆破技术。
由于家属区就在校区里，居民实际上也处于极其危险之中。戏校大院的孩子们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丝毫不在意。自从又一次住到七爷那里，一开始，木木只是沉浸在吕武讲述的故事中。吕武接受过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能够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那个时代中所有孩子的梦想。一段时间里，我对吕武的故事迷恋到了极点，这些故事让木木暂时摆脱了对林苏菲的思念。刚和母亲分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根本就不会思念她，可是事实上，即使有吕武的故事做伴，即使我常常把自己也想象成故事中的人物，但是到晚上睡觉，木木还是会梦到自己和母亲林苏菲在一起。渐渐地，吕武的故事已不能再吸引木木，对林苏菲的思念也不再强烈，更能吸引我的注意力，是就要开始的武斗。
戏校大院的孩子差不多都坚定不移站在屁派一边。首先是因为戏校的屁派名声大“八三兵团”大名鼎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戏校大院的孩子都乐意跟着一起沾光。其次，对什么都说屁的英雄气概，也非常适合孩子们的胃口。随着大战一天天接近，我们东奔西跑，一个比一个更兴奋，逮着机会就往教学楼钻。教学楼是临时司令部所在地，戒备森严，在四层楼的平台上，成堆的红砖已经像弹药一样被布置好。“红二师”的同学还用医院里挂盐水的胶带，制作了大大小小的弹弓，其中最大的那个能够发射像乒乓球那么大的钢珠，仿佛一门迫击炮架在正对着戏校大门的窗台上。后来在实际作战的时候，杀伤力最厉害的是那种小一号的弹弓，短小精悍机动灵活，便于瞄准，使用的是黄豆大小的轴承钢珠。在最初的遭遇战中，这种射出去的子弹给对手造成很大的伤害。
随着大战的一天天接近，置身事外的吕武终于坐不住了。起先，他只是一个旁观者，通过成天在外面乱蹿的木木，了解一些大院里轰轰烈烈的备战情况，脸上时不时地露出一些不屑。那一阵，除了吃饭的时候，木木很少回来，事实上，不仅“八三兵团”和“红二师”的学生在备战，整个家属区也处于紧急战时状态。大院里充满了好奇的目光，胆小的已经偷偷地搬到亲戚家去住了，到处都刷着“人在阵地在！”的标语，其中有一条大标语就写在七爷家的窗户底下。吕武常常伏在那扇窗户的窗台上，等着我回去汇报消息。大战的气氛越来越紧张，终于，木木所提供的消息再也不能满足吕武的好奇心，有一天，他听木木说着说着，突然大喊一声，让木木不用往下再说了。他从窗户里跳了出来，一路小跑回到自己家，将吕校长收藏的一把日本军刀取出来，然后带着我，直奔教学楼的临时司令部。
吕武忘不了杀父之仇，可是他与那些正在备战的学生，毕竟是同一条战壕中的战友。战友的情谊重如泰山，吕武觉得自己不能在危难关头，置战友的生死于不顾。戏校现在已成为屁派阵营的最后堡垒，除了“红二师”和“八三兵团”全市屁派中的坚定分子差不多都投奔到这来了。其中有好几个就是吕武所在的外语学校同学，他们中间有一个叫张康的同学，是吕武的好朋友，他曾不止一次来找过吕武，试图说服他出山，与大家一起并肩作战。吕武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张康的请求，只要一想到父亲的惨死，他就不愿意和“八三兵团”的人有任何来往。但是，距离张康最后一次请求不过几天时间，情况完全改变了，形势的严峻已让吕武没办法置身事外。既然革命都到了最危难的紧急关头，吕武就必须为了革命的大义，暂时把自己的个人恩怨搁置在一边。
吕武决定立刻去找他的同学，准备与他们一起参加战斗，共同对付好派的进攻。情况要比吕武想象得更糟糕，虽然组成了负责统一指挥的临时司令部，戏校大院事实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在大规模的武斗正式开始以前，任何携带武器的年轻人只要出现在戏校大院里，就毫无疑问地被视为革命同志。拎着日本军刀的吕武来到了乱糟糟的司令部，一路上没有任何人试图阻拦他。在司令部的一个大教室里，几个女学生在那风风火火地印传单，一个个手上全是黑色的油污。走道上人来人往，来去匆匆，谁也不明白自己正在干什么，吕武带着木木在教学楼里转了一大圈，才找到外语学校的那几个人，他们已被分配了任务，是防守教学大楼的一个拐角，如果进攻者冲进校园，并向教学大楼发起进攻，他们的职责便是从楼顶上往下扔红砖，让攻击者没办法接近大楼。
吕武对他们的工作提出了质疑：“难道我们就只是消极地防守？”
张康充满信心地说：“守住了，就是胜利！”
外语学校大概有十二三个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生，而且年级都比吕武高。他们对于自己以逸待劳的任务感到很轻松，高高地站在四楼的平台上，敌人来了，往下砸几块红砖就解决问题。这活看上去似乎很好玩，居高临下，而且根本没什么危险。吕武却很不满意这工作，他希望自己能够冲锋陷阵，处于斗争的最前线。最吃紧的活都由“八三兵团”和“红二师”的人给承包了，他们根本就看不上投奔而来的其他学校的学生，这种所谓的照顾让吕武有些不高兴。他决定和自己的同学分手，找一份更能发挥自己作用的工作。
吕武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名敢死队队员，因为在所有的武装学生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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