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六章 托比亚斯·格莱格森的亲身经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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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则标题为“布里克斯顿奇案”的大幅新闻见诸各家报纸。每家报纸都开设出了连续报道，另外，有的还专门写了社论。其中有些消息连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在我的剪贴簿里，至今还保存了许多有关这一案件的剪报。现在我就摘一些附录于下边：
《每日电讯报》报道：“在一系列的犯罪记录里，没有比这一悲剧事件更离奇的了。被害人用的是德国名，又未发现任何其他动机，并且墙壁上还写下如此狠毒的血字。所有这些都说明，这是一群亡命的革命党或政治犯所为。在美国，革命党、社会党的流派有很多；毫无疑问，死者是由于违背了他们不成文的法规，所以才被追踪至此而且遭了毒手。”这篇报道简明扼要地提及过去发生的一系列相关案件，包括德国神秘法庭案、意大利烧炭党案、矿泉案、布兰维列侯爵夫人案、马尔萨斯原理案、达尔文理论案和瑞特克里夫公路谋杀案等。报道结尾忠告政府，指出今后对于在英外侨应更加严密监控等。
《旗帜报》评论：这种胆大包天的罪行，通常是在自由党执政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罪行的产生，其实是因为民心不安与政府的权力被削弱导致的。被害人是美国绅士，在伦敦城已待了好几个礼拜。生前曾在坎伯维尔区陶尔魁里夏彭蒂太太的公寓居住过。死者是在私人秘书约瑟夫·斯坦杰逊先生的陪同下，在伦敦旅行的。本月4日礼拜二，二人辞别夏朋婕太太后，立即去尤思顿车站，准备搭乘快车去利物浦。当时，有人在车站月台上看见过二人，此后就不知所踪了。后来，在离尤思顿车站数英里远的布里克斯顿路的一栋空房子里，德里伯先生的尸体被发现了。他怎样到达此处、怎样被害等情形，疑团重重。迄今斯坦杰逊先生的下落依然不明。值得欣慰的是，苏格兰场著名侦探格莱格森、雷思维德等同时侦查此案，坚信此案不久必见分晓。
《每日新闻报》报道：这一定是一起政治性犯罪行为。因为大陆各国政府的专制，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无比痛恨，所以不少人被驱逐到我国领土来。若对于他们从前的所作所为过于宽容，不予追究，这帮人就不可能成为良好的公民。在这群流亡人士之间，有着虽不成文却异常严厉的“法规”，一旦触犯，肯定会被处死。如今一定要千方百计寻获死者的私人秘书斯坦杰逊，以便查清死者生活习惯上的重要特征。死者生前寄往伦敦的住址已经获悉，这将令案情向前进展一大步。这一发现，首先应归功于苏格兰场格莱格森先生的干练机智。
利用早餐时间，我与福尔摩斯一起读完了这些报道、评论，它们好像让我的伙伴觉得很有兴趣。
“我早就对你说过。”福尔摩斯果断地往下说：“不管情况怎样，功劳总是归于雷思维德和格莱格森他们吧！”
“那也要看结果怎样吧！”
“老兄，结果才没一点儿关系呢！若凶手抓到了，自然是因为他们两个大侦探的勤勉工作所致；若凶手逃跑了，他们也能够这样说：尽管历尽艰难险阻，但是……无论如何，好事总是归功于他们，坏事总是属于其他人。无论他们做什么，总有人会给他们唱赞歌。有句法国格言说得好：‘傻瓜虽傻，但还有比他们更傻的傻瓜为他们喝彩。’”
我们正谈论着，楼梯上、过道里蓦然出现了一阵混乱的脚步声，夹杂着房东太太抱怨的声音，我不由叫道：“怎么回事啊？”
“我的侦缉队贝克街分队。”福尔摩斯煞有其事地说。他说着，就见6个街头流浪儿涌进门来，我从未看见过如此肮脏而衣裳破旧的少年儿童。
“立正！”我的伙伴喝道。
只见这6个流浪儿犹如6个不像样的小泥人一般，站成一条线立在那儿。
福尔摩斯说：“今后，你们叫维金斯做代表，一个人上来报告就可以了，其他人一定要在街上等着。维金斯，找到了吗？”
一个儿童回答：“还没有，先生，我们还没有找到。”
“我估计，你们也还没找到，必须继续查找，不找到就不算完。哦，这是你们的薪水。”我的伙伴给了每个孩子一先令，命令道：“好，你们现在去吧，下一次来报告，希望你们给我带来好消息。”
我的伙伴挥了挥手，这群儿童犹如一窝老鼠似地下楼去了。很快，从街上传来了他们尖锐的吵闹声。
福尔摩斯解释说：“这群孩子一个人的工作成绩，比十一二个官方侦探的工作成绩还要多。因为官方侦探一露面，许多知情者就不敢开口了。而这群孩子任何地方都能去，任何事都可以打听到。他们机灵得犹如针尖一般，无缝不入。他们唯一的缺点就是缺乏组织性、纪律性。”
“你雇用他们，就为了布里克斯顿路的这个案子吗？”我问道。
“对。有一个关键点我想要搞清楚，我想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哦，现在我们可以听到一些有趣的新闻了。你看，在街上，格莱格森朝着我们的住处走来了。从他得意洋洋的神色，我就知道，他是上我们这里来的。你瞧，他站住了。真是他！”
随着门铃一阵猛响后，格莱格森，这位头发漂亮的侦探就一步三阶地跳到楼上来，径直冲进我们的客厅。
“我亲爱的朋友！”他紧握住我伙伴的手，高声说道：“请为我贺喜吧！这桩案子，已经被我侦查得像青天白日一般一清二楚了。”
我发现，在福尔摩斯表情丰富的脸上，掠过一丝忧虑的暗影。他问：“格莱格森，你是说你已经搞得清清楚楚了吗？”
“是的，真是的，老兄，我连凶手都抓住了。”
“凶手叫什么名字？”福尔摩斯追问。
“阿瑟·夏彭蒂，皇家海军的一名中尉。”格莱格森得意洋洋，一边搓着他胖乎乎的手，一边挺起胸膛自豪地大声说道。
我的伙伴听了他这话之后，如释重负，舒了一口气，不自觉地微笑着。
“请坐！抽支雪茄吧！”福尔摩斯说，“我们很想搞清楚，你是如何办到的？喝点儿加水的威士忌如何？”
“喝点儿就喝点儿吧！”格莱格森侦探说：“这两天，我花了很多工夫，可被累坏了。你清楚的，尽管体力活不多，但脑筋紧张得不得了。是甜是苦你也是了解的，福尔摩斯先生，因为我们干的活主要都是脑力劳动。”
福尔摩斯假装严肃地说：“让我们仔细听一下，你是如何取得如此可喜可贺的业绩的。”
格莱格森在扶手椅上坐下来，自得其乐地一口又一口猛吸一阵雪茄，突然拍了一下大腿，高兴地说：“雷思维德这个笨蛋，真是可笑，他还自认为比我们高明呢！但他彻底弄错了，他正在追寻那位秘书斯坦杰逊的下落。其实那个家伙犹如一个没出世的婴儿一样，跟这宗案件毫无关联。我敢断定，现在，雷思维德多半已抓住那个家伙了。”
这个侦探讲到这儿，更得意地哈哈大笑，直到笑得喘不过气来。
“那么，你是如何追查到线索的呢？”我突然问道。
“哦，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当然，华生大夫，这是绝密的东西，只能在我们之间展开讨论。第一步一定要克服的最大困难，就是必须查明这个美国人的真正来历。某些人或许要刊登广告，然后等待有人前来报告，或者等待死者生前的亲友来主动告知一些重要线索。但我的工作方法却并非如此。死者身边的那个帽子，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我的伙伴说：“而且是从坎伯维尔路229号约翰·安得乌父子帽店买来的。”
格莱格森侦探听了这话，马上显露出一些沮丧的神色，说：“真想不到，你也关注到这一个细节了。不过，你到过那家帽店没有？”
“没有。”福尔摩斯回答。
“哈哈！”格莱格森侦探总算放下了心，说道：“无论看来多么微小的可能性，你也绝对不应放过去。”
“对于一个杰出的人物而言，任何一点都并非是微不足道的。”我的伙伴似乎在引经据典地说道。
“好的。我先找到店主安得乌父子，我问他们：‘是否卖过一个这个样式、这么大号码的帽子’。他们翻阅了售货记录本，很快就查到，这个帽子被送到了住在陶尔魁里夏彭蒂公寓的住客德里伯先生那儿。这样一来，我就追寻到了这个重要的地址。”
“很棒，做得很棒！”我的伙伴低声称赞。
“接着，我就去拜会了夏彭蒂太太！”格莱格森继续说：我的第一印象是，她的脸色苍白，神色特别不安。当时她的女儿也在屋子里——真是一位十分美丽的女孩。当我跟夏彭蒂太太谈话时，她的眼睛发红，嘴唇颤抖着。所有这些，自然都逃不过我的法眼。于是，我就开始有些怀疑了。福尔摩斯先生，你体会得到，当你发现准确无误的线索时，那是一种什么劲头，只感到浑身畅快得颤抖。我便询问她们：‘你们听说你们的房客克利夫兰城的德里伯先生被人谋杀的新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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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则标题为“布里克斯顿奇案”的大幅新闻见诸各家报纸。每家报纸都开设出了连续报道，另外，有的还专门写了社论。其中有些消息连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在我的剪贴簿里，至今还保存了许多有关这一案件的剪报。现在我就摘一些附录于下边：
《每日电讯报》报道：“在一系列的犯罪记录里，没有比这一悲剧事件更离奇的了。被害人用的是德国名，又未发现任何其他动机，并且墙壁上还写下如此狠毒的血字。所有这些都说明，这是一群亡命的革命党或政治犯所为。在美国，革命党、社会党的流派有很多；毫无疑问，死者是由于违背了他们不成文的法规，所以才被追踪至此而且遭了毒手。”这篇报道简明扼要地提及过去发生的一系列相关案件，包括德国神秘法庭案、意大利烧炭党案、矿泉案、布兰维列侯爵夫人案、马尔萨斯原理案、达尔文理论案和瑞特克里夫公路谋杀案等。报道结尾忠告政府，指出今后对于在英外侨应更加严密监控等。
《旗帜报》评论：这种胆大包天的罪行，通常是在自由党执政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罪行的产生，其实是因为民心不安与政府的权力被削弱导致的。被害人是美国绅士，在伦敦城已待了好几个礼拜。生前曾在坎伯维尔区陶尔魁里夏彭蒂太太的公寓居住过。死者是在私人秘书约瑟夫·斯坦杰逊先生的陪同下，在伦敦旅行的。本月4日礼拜二，二人辞别夏朋婕太太后，立即去尤思顿车站，准备搭乘快车去利物浦。当时，有人在车站月台上看见过二人，此后就不知所踪了。后来，在离尤思顿车站数英里远的布里克斯顿路的一栋空房子里，德里伯先生的尸体被发现了。他怎样到达此处、怎样被害等情形，疑团重重。迄今斯坦杰逊先生的下落依然不明。值得欣慰的是，苏格兰场著名侦探格莱格森、雷思维德等同时侦查此案，坚信此案不久必见分晓。
《每日新闻报》报道：这一定是一起政治性犯罪行为。因为大陆各国政府的专制，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无比痛恨，所以不少人被驱逐到我国领土来。若对于他们从前的所作所为过于宽容，不予追究，这帮人就不可能成为良好的公民。在这群流亡人士之间，有着虽不成文却异常严厉的“法规”，一旦触犯，肯定会被处死。如今一定要千方百计寻获死者的私人秘书斯坦杰逊，以便查清死者生活习惯上的重要特征。死者生前寄往伦敦的住址已经获悉，这将令案情向前进展一大步。这一发现，首先应归功于苏格兰场格莱格森先生的干练机智。
利用早餐时间，我与福尔摩斯一起读完了这些报道、评论，它们好像让我的伙伴觉得很有兴趣。
“我早就对你说过。”福尔摩斯果断地往下说：“不管情况怎样，功劳总是归于雷思维德和格莱格森他们吧！”
“那也要看结果怎样吧！”
“老兄，结果才没一点儿关系呢！若凶手抓到了，自然是因为他们两个大侦探的勤勉工作所致；若凶手逃跑了，他们也能够这样说：尽管历尽艰难险阻，但是……无论如何，好事总是归功于他们，坏事总是属于其他人。无论他们做什么，总有人会给他们唱赞歌。有句法国格言说得好：‘傻瓜虽傻，但还有比他们更傻的傻瓜为他们喝彩。’”
我们正谈论着，楼梯上、过道里蓦然出现了一阵混乱的脚步声，夹杂着房东太太抱怨的声音，我不由叫道：“怎么回事啊？”
“我的侦缉队贝克街分队。”福尔摩斯煞有其事地说。他说着，就见6个街头流浪儿涌进门来，我从未看见过如此肮脏而衣裳破旧的少年儿童。
“立正！”我的伙伴喝道。
只见这6个流浪儿犹如6个不像样的小泥人一般，站成一条线立在那儿。
福尔摩斯说：“今后，你们叫维金斯做代表，一个人上来报告就可以了，其他人一定要在街上等着。维金斯，找到了吗？”
一个儿童回答：“还没有，先生，我们还没有找到。”
“我估计，你们也还没找到，必须继续查找，不找到就不算完。哦，这是你们的薪水。”我的伙伴给了每个孩子一先令，命令道：“好，你们现在去吧，下一次来报告，希望你们给我带来好消息。”
我的伙伴挥了挥手，这群儿童犹如一窝老鼠似地下楼去了。很快，从街上传来了他们尖锐的吵闹声。
福尔摩斯解释说：“这群孩子一个人的工作成绩，比十一二个官方侦探的工作成绩还要多。因为官方侦探一露面，许多知情者就不敢开口了。而这群孩子任何地方都能去，任何事都可以打听到。他们机灵得犹如针尖一般，无缝不入。他们唯一的缺点就是缺乏组织性、纪律性。”
“你雇用他们，就为了布里克斯顿路的这个案子吗？”我问道。
“对。有一个关键点我想要搞清楚，我想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哦，现在我们可以听到一些有趣的新闻了。你看，在街上，格莱格森朝着我们的住处走来了。从他得意洋洋的神色，我就知道，他是上我们这里来的。你瞧，他站住了。真是他！”
随着门铃一阵猛响后，格莱格森，这位头发漂亮的侦探就一步三阶地跳到楼上来，径直冲进我们的客厅。
“我亲爱的朋友！”他紧握住我伙伴的手，高声说道：“请为我贺喜吧！这桩案子，已经被我侦查得像青天白日一般一清二楚了。”
我发现，在福尔摩斯表情丰富的脸上，掠过一丝忧虑的暗影。他问：“格莱格森，你是说你已经搞得清清楚楚了吗？”
“是的，真是的，老兄，我连凶手都抓住了。”
“凶手叫什么名字？”福尔摩斯追问。
“阿瑟·夏彭蒂，皇家海军的一名中尉。”格莱格森得意洋洋，一边搓着他胖乎乎的手，一边挺起胸膛自豪地大声说道。
我的伙伴听了他这话之后，如释重负，舒了一口气，不自觉地微笑着。
“请坐！抽支雪茄吧！”福尔摩斯说，“我们很想搞清楚，你是如何办到的？喝点儿加水的威士忌如何？”
“喝点儿就喝点儿吧！”格莱格森侦探说：“这两天，我花了很多工夫，可被累坏了。你清楚的，尽管体力活不多，但脑筋紧张得不得了。是甜是苦你也是了解的，福尔摩斯先生，因为我们干的活主要都是脑力劳动。”
福尔摩斯假装严肃地说：“让我们仔细听一下，你是如何取得如此可喜可贺的业绩的。”
格莱格森在扶手椅上坐下来，自得其乐地一口又一口猛吸一阵雪茄，突然拍了一下大腿，高兴地说：“雷思维德这个笨蛋，真是可笑，他还自认为比我们高明呢！但他彻底弄错了，他正在追寻那位秘书斯坦杰逊的下落。其实那个家伙犹如一个没出世的婴儿一样，跟这宗案件毫无关联。我敢断定，现在，雷思维德多半已抓住那个家伙了。”
这个侦探讲到这儿，更得意地哈哈大笑，直到笑得喘不过气来。
“那么，你是如何追查到线索的呢？”我突然问道。
“哦，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当然，华生大夫，这是绝密的东西，只能在我们之间展开讨论。第一步一定要克服的最大困难，就是必须查明这个美国人的真正来历。某些人或许要刊登广告，然后等待有人前来报告，或者等待死者生前的亲友来主动告知一些重要线索。但我的工作方法却并非如此。死者身边的那个帽子，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我的伙伴说：“而且是从坎伯维尔路229号约翰·安得乌父子帽店买来的。”
格莱格森侦探听了这话，马上显露出一些沮丧的神色，说：“真想不到，你也关注到这一个细节了。不过，你到过那家帽店没有？”
“没有。”福尔摩斯回答。
“哈哈！”格莱格森侦探总算放下了心，说道：“无论看来多么微小的可能性，你也绝对不应放过去。”
“对于一个杰出的人物而言，任何一点都并非是微不足道的。”我的伙伴似乎在引经据典地说道。
“好的。我先找到店主安得乌父子，我问他们：‘是否卖过一个这个样式、这么大号码的帽子’。他们翻阅了售货记录本，很快就查到，这个帽子被送到了住在陶尔魁里夏彭蒂公寓的住客德里伯先生那儿。这样一来，我就追寻到了这个重要的地址。”
“很棒，做得很棒！”我的伙伴低声称赞。
“接着，我就去拜会了夏彭蒂太太！”格莱格森继续说：我的第一印象是，她的脸色苍白，神色特别不安。当时她的女儿也在屋子里——真是一位十分美丽的女孩。当我跟夏彭蒂太太谈话时，她的眼睛发红，嘴唇颤抖着。所有这些，自然都逃不过我的法眼。于是，我就开始有些怀疑了。福尔摩斯先生，你体会得到，当你发现准确无误的线索时，那是一种什么劲头，只感到浑身畅快得颤抖。我便询问她们：‘你们听说你们的房客克利夫兰城的德里伯先生被人谋杀的新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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