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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初“以毛皮或布裹之”仅是御寒之物。后渐成为装饰与美化，进而变成身份的标志。皇帝是皇帝，官员是官员，百姓是百姓等级分明，决不能“张冠李戴”“乱点鸳鸯谱。”
帽子入“典”的品种繁多，然有几种却杳无踪迹。一曰“地、富、反、坏、右帽子”二曰“高帽子”三曰“绿帽子”然而，恰恰此三种是帽子文化中最具幽默者。且趣述之。
“绿帽子”自古就有。据说，一仁慈的太守爷对轻犯以带绿头示众，让人见而嗤之以鼻代替刑罚。后来又有官员规定，凡娼妓也以绿色头巾饰，也含“示众”意。经过继承发展，便有人以“带绿帽子”揶揄那些妻子红杏出墙了的丈夫。此，不算惩罚。
我突发怪念头。古代妇女约束颇多，多数女子严守三从四德，若潘金莲那般红杏出墙者少之又少。因而需要戴帽子的男人很少。所以才能优惠，每每各人一顶。
而男人中花心者颇多，已经妻妾成群，且还“红杏出墙”另寻野花。如今女性争取男女同权，如果丈夫移情别恋，他们的妻妾，包括二奶三奶四奶，是不是也要争个类似戴“绿帽子”的权利？如果也要，岂不需要量很多。
假若她们争到此权利，这帽子又该如何标志为好，总不能也是绿色的吧。
如果同样用色彩标志，黑、蓝、黄、紫皆可，唯红白二色使不得。
红色早就“名花有主”我不是指四、五十年代火车站里的“红帽子”；是指等闲之辈不能享用，常常既羡慕又妒忌，走路时能够精神抖擞的那种。那是光环，闪亮闪亮，美好的象征。
至于白色，也早成医界专利。倘若把红、黄、蓝、白、黑镶在一起怎么样呢？也不行，怕有汉奸嫌疑，那是当年“满洲国”的标志。遇上运动，揪出来，岂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能翻身”
帽子文化中最惊心动魄的是地、富、反、坏、右的帽子，一放到谁的头上，谁便会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底心。现在不“生产”了，那是从前的事。
这种帽子的规格有时候规格并不很严，尤其右派帽子；有过因同名同姓没“验明正身”而错戴的；有出于公报私仇、一己之见，移花接木把张姓的帽子发给了李姓戴的；也有因“马大哈”懵懵懂懂、马马虎虎，错发给了别人的。于是该摘帽子的红头文件下来时，常有人因为没有帽子可摘而心急火燎的。
据说有位激进者被港督驱逐，回来时本该披红挂绿，不料竟得了顶右派帽子。他并未赶上“鸣放”连嘴巴还来不及张开。原来是另一同姓名者的帽子错发给了他。于是李代桃僵，代替别人戴了多年帽子。
又比如有人被慌慌张张戴错地主帽子送去农村。后来按文件可以回城。既然没占帽子的“编”便没有平反和回城的指标，如之奈何任何人没有责任，只能怪老天爷不长眼睛。
更一个边远地区分得一“右派”指标，头头们不明白这是何怪物。于是老劳模“当仁不让”戴上大红花敲敲打打送进城。岂知大门口警卫荷枪实弹，劳模当了右派。岂不幽默！
帽子中最幽默的还是“高帽子”常闻朗朗笑声。当然，有人开怀的笑，有人寒心的笑，有人是心里淌血的笑，有人从头顶一直凉的脚底心。绿帽子和地富反坏右等帽子是别人给戴，且是无形的。唯这高帽子是个实在物。
“群众专政”的年代，帽子往往还由戴者自行设计，按自己脑袋尺寸由自己制作，且按统一规定时间自己给自己戴上，又是自己按指定地点报到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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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初“以毛皮或布裹之”仅是御寒之物。后渐成为装饰与美化，进而变成身份的标志。皇帝是皇帝，官员是官员，百姓是百姓等级分明，决不能“张冠李戴”“乱点鸳鸯谱。”
帽子入“典”的品种繁多，然有几种却杳无踪迹。一曰“地、富、反、坏、右帽子”二曰“高帽子”三曰“绿帽子”然而，恰恰此三种是帽子文化中最具幽默者。且趣述之。
“绿帽子”自古就有。据说，一仁慈的太守爷对轻犯以带绿头示众，让人见而嗤之以鼻代替刑罚。后来又有官员规定，凡娼妓也以绿色头巾饰，也含“示众”意。经过继承发展，便有人以“带绿帽子”揶揄那些妻子红杏出墙了的丈夫。此，不算惩罚。
我突发怪念头。古代妇女约束颇多，多数女子严守三从四德，若潘金莲那般红杏出墙者少之又少。因而需要戴帽子的男人很少。所以才能优惠，每每各人一顶。
而男人中花心者颇多，已经妻妾成群，且还“红杏出墙”另寻野花。如今女性争取男女同权，如果丈夫移情别恋，他们的妻妾，包括二奶三奶四奶，是不是也要争个类似戴“绿帽子”的权利？如果也要，岂不需要量很多。
假若她们争到此权利，这帽子又该如何标志为好，总不能也是绿色的吧。
如果同样用色彩标志，黑、蓝、黄、紫皆可，唯红白二色使不得。
红色早就“名花有主”我不是指四、五十年代火车站里的“红帽子”；是指等闲之辈不能享用，常常既羡慕又妒忌，走路时能够精神抖擞的那种。那是光环，闪亮闪亮，美好的象征。
至于白色，也早成医界专利。倘若把红、黄、蓝、白、黑镶在一起怎么样呢？也不行，怕有汉奸嫌疑，那是当年“满洲国”的标志。遇上运动，揪出来，岂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能翻身”
帽子文化中最惊心动魄的是地、富、反、坏、右的帽子，一放到谁的头上，谁便会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底心。现在不“生产”了，那是从前的事。
这种帽子的规格有时候规格并不很严，尤其右派帽子；有过因同名同姓没“验明正身”而错戴的；有出于公报私仇、一己之见，移花接木把张姓的帽子发给了李姓戴的；也有因“马大哈”懵懵懂懂、马马虎虎，错发给了别人的。于是该摘帽子的红头文件下来时，常有人因为没有帽子可摘而心急火燎的。
据说有位激进者被港督驱逐，回来时本该披红挂绿，不料竟得了顶右派帽子。他并未赶上“鸣放”连嘴巴还来不及张开。原来是另一同姓名者的帽子错发给了他。于是李代桃僵，代替别人戴了多年帽子。
又比如有人被慌慌张张戴错地主帽子送去农村。后来按文件可以回城。既然没占帽子的“编”便没有平反和回城的指标，如之奈何任何人没有责任，只能怪老天爷不长眼睛。
更一个边远地区分得一“右派”指标，头头们不明白这是何怪物。于是老劳模“当仁不让”戴上大红花敲敲打打送进城。岂知大门口警卫荷枪实弹，劳模当了右派。岂不幽默！
帽子中最幽默的还是“高帽子”常闻朗朗笑声。当然，有人开怀的笑，有人寒心的笑，有人是心里淌血的笑，有人从头顶一直凉的脚底心。绿帽子和地富反坏右等帽子是别人给戴，且是无形的。唯这高帽子是个实在物。
“群众专政”的年代，帽子往往还由戴者自行设计，按自己脑袋尺寸由自己制作，且按统一规定时间自己给自己戴上，又是自己按指定地点报到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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