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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后，邵长水按曹楠定的时间和地点，正要赶往江边三号码头街九号院去见她的时候，却接到了赵总队的电话：“出大事了。你赶快过来，跟我一起去出现场。”赵总队要去看的现场，就是祝磊“自杀”的现场。这事当然耽误不得，邵长水赶紧顺延了跟曹楠的见面时间。等他和赵总队等一行人驱车急速赶到，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和司法、检察等各方面的负责人都已经赶到了。现场位置在市局第一看守所一个窄长的天井里。市局第一看守所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的老式“监所”红砖楼，成放射状，上下三层。以管教办公室为中心，放射出五条笔直的“筒道”每条筒道两侧，便是拘押那些犯罪嫌疑人的“监所”一间挨一间，小铁门，大铁锁。门上留着小小的窥视孔。
这些年中央实施反腐败战略，由此落马的中高级官员一年比一年增多。这些出问题的官员经党和政府的纪检、监察部门审定，一旦移交司法部门处理，进入司法程序，在正式批捕后，都会暂时拘押在这里；等法院审理完毕，宣判有罪，定下刑期后，才会送往监狱服刑。为了便于管理，市局看守所把这些“前官员们”都集中关押在三楼的那三条筒道里。这三条筒道中，有一条是专门关押前厅局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的。其余的两条筒道，一条关押中级以下的官员，另一条则是专门用来关押“死刑犯”的。有个常识性的问题可能并不为多数读者知道：犯罪分子一旦被判死刑，就留在看守所里等待最后的执行，不再往监狱送了。因此，祝磊这一年多一直被关在三楼那间被称作“c－10”的监室里，等待最高法院下达最后的死刑执行命令。那天突然接到最高院暂缓执行死刑的命令，也许是太兴奋了（？），他突然感到胸闷，左心前区剧烈疼痛，浑身乏力，脸色苍白，浑身冒冷汗，被紧急送往看守所的医护室治疗。看守所的医护室在一楼。当时有一名管教带着两名法警监护着他，往一楼走去。据当事人回忆，快要走到楼梯口时，他突然推开身旁的法警和管教，急速向筒道尽头跑去。等两名法警追赶上去，他已经纵身跃出窗外，坠下楼去。其中一名法警跑得快，还拉了他一把，叫了声：“祝副市长，你别这样”但还是没拉住。
由于大伙一开始就没往“他杀”上想这件事，现场保护得并不好。揭开覆盖尸体的床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撞击的致命伤出现在头部。祝磊跃出的那个窗口的下方，恰好有一块大石头，祝磊掉下来以后，他的头就撞到这块大石头上。后来的尸检报告也证实，造成祝磊死亡的惟一原因，就是头部的这个撞击伤。
事情似乎是很清楚的。所有到场的领导在认真听取了事发现场几个当事人的陈述后，又根据尸体检验结果，一致都认定造成祝磊死亡的原因为“自杀”
可是，祝磊早不自杀，晚不自杀，为什么偏偏要在最高人民法院对他的死刑下达了暂缓执行的命令后，才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呢？你不结束我的生命，那就让我自己来结束它吧。难道他那么盼望死？如果他认为自己罪该万死，又非常想死，为什么当时对死刑判决还提出了上诉？他上诉，就说明他觉得自己罪不该死，至少说明他还不想死。他既然认为自己不该死也不想死，为什么偏偏要在最高院给他一线生机时，却又突然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完全不符合常情和常理啊。
当然，如果不是自杀，又不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正常死亡（如病故等），就只能是他杀了。如果真的定为他杀，这问题就复杂了。因为他杀就得有凶手，就得有杀人动机，就得是有人从窗口把他推下楼去的。谁会是这个“凶手”呢？他（他们）为什么要杀害祝磊？事发现场除了祝磊，只有三个人：两个年轻的法警和一位从基层派出所调来看守所已经工作了五年的中年管教。三名司法人员集体“谋杀”一名死刑犯，可能吗？他们又为什么要这么干？这这这如果不是天方夜谭，也绝对是荒谬之极的旷古奇闻
回省厅的路上，车里一片静寂。所有人都被涌上心头的这些个疑团窒息住了。回到办公室，赵总队也没像往常那样，立即召集所有去看现场的同志坐下来好好地研究分析一下案情。既然领导们都已经认定祝磊的死亡是“自杀”还用得着刑侦总队再去“研究分析”吗？但他还是把邵长水留了下来。
“你怎么看这件事？”他问邵长水。
“嗯”邵长水犹豫了一下。
“别跟我‘嗯’。照直说。”
“很难说。”
“啥叫‘很难说’？你不认为祝磊是自杀的吗？”
“总队长，咱们都处理过那么些命案了。您说，祝磊在这个时候‘自杀’，说得过去吗？”
“”赵五六沉吟了一会儿，突然从记事本里取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小纸条放在邵长水面前。
“啥玩意儿？”邵长水问。
“你瞧瞧呗。”赵五六不动声色地说道。
邵长水展开纸条。只见纸条上没头没脑地只写着这样一句话：“石头是事发头天晚上才挪到现在这个位置上去的”
“有意思”邵长水仔细地研读了两遍纸条上的那句话，又翻过来倒过去的，查看了一下这纸条纸张的大小、质料、样式，问道“这是谁给您的？”
“有人偷偷地夹在我记事本里的。”赵五六答道。
“夹在您记事本里？”
“看完现场，我们不是全都去了看守所那个会议室喝茶休息吗？当时我抽空上了趟厕所。因为瞧着会议室里全都是我们自己人，我就把背包、记事本什么的全撂在会议室的桌子上了。等我上完厕所回来，发现记事本里夹着这么张纸条。”
“他啥意思？那块石头是事发前被人有意挪到现在这个位置上去的，整个事件是有预谋的”邵长水分析道。
“三个司法干警联手谋杀一个死刑犯，你觉得可能吗？”
“的确有点玄。”
“就算有人在事发前搬动过这块石头，那搬石头的动机和起因多了去了，比如，有人在那儿干活儿累了，搬块石头过来坐会儿歇歇，没想到第二天让祝磊碰了个头彩。不一定非得是一种杀人的预谋，安排好了就是让祝磊的脑袋往上砸的。”
“是的，各种可能都存在应该赶快找到这个写纸条的人。这个人应该不难找。他首先应该是看守所内部的人。不是看守所内部的，不可能对石头的位置发表看法。他又应该是那一会儿能进入会议室的。进入不了会议室，也不可能在那儿把纸条塞到您的记事本里。而当时，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并不是太多，应该不难查。”
“”赵五六不作声了，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收起那张纸条，告诫邵长水道“这件事，暂且不要对外声张。一切都等我向袁厅长和焦副厅长汇报完了再说。咱们再看看厅领导的意思。”
“那当然。那当然。”邵长水忙答应，然后他又说“这件事还有一个地方有点蹊跷。我是今天一早回到省城就知道祝磊出事了，当时天还没怎么大亮。那么，祝磊真正出事的时间要比这还要早。但通知我们去看现场，都是什么时间了？中午以后了。中间隔了多少小时？！事情发生在看守所。都是懂法的人。按要求，发生这么大一件事，必须立即报警，保护好现场，并通知刑侦部门尽快派人勘查现场和确定死因。为什么隔了这么长时间才通知我们去看现场？而且现场破坏得那么厉害。那天井里人来人往，光乱七八糟的脚印就踩了六七十个。这些都很难解释得通。”邵长水一口气说下来，见赵总队只是怔怔地听着，不作任何反应，又坐了一会儿，见总队长还是闷坐着不作声，知道自己该走了。
在往外走的时候，他也曾犹豫过，要不要把曹楠对李敏分的“怀疑”和自己手上还拿着劳爷留下的那两件东西，一并向赵总队报告了。但犹豫的结果，他决定暂时不报告。他想，自己刚到省厅，还没定岗定职，因此，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守两个原则，一个是“十分把握”的原则。凡事没有十分的把握，宁可暂时先不做。比如，曹楠和李敏分，到底是咋回子事？还没完全闹清楚嘛。别说十分，连一分把握都没有嘛。没把握，就先不要去乱说乱汇报。尤其像牵涉到李敏分这样一类在整个公安厅里都要算是“重量级”的人物，那就更得谨慎。第二个就是“留有余地”的原则。凡事都要做得留有余地。这个“余地”就是利于“自我保护”劳爷的那两件东西，早上汇报时忘了交，这会儿再交，总得有个好的说辞。这种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领导上要不跟你计较，它也就不算个事儿；但一旦要正经计较起来，也可以据此闹你一个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既然已如此了，暂且还是别做得太仓促了。但他还是顺便跟赵五六报告了一下，他要去看望一个叫曹楠的女孩，向她了解一点情况。这样轻描淡写地报告一下，也为日后万一需要将这件事认真做什么汇报时，埋下一个伏笔。
码头街几十年前是这座省城有数的几个“繁华”、“热闹”去处之一。那年月，既没有空中交通那一说，陆路交通也非常落后，仅有的那种烧木柴的汽车，数量少，质量差，完全不敷使用。惟有水运较为发达。因此，码头，就成了南来北往、人货交流的重要枢纽。俗话说，汽笛一响，黄金万两；篙橹一动，就娶新娘。这儿当年是富商巨贾、恶霸行帮、军警宪特、小偷流氓、戏馆妓院、说书看相和苍蝇老鼠狗貔豺狼云集的地方。三号码头街是当年来自徐州的一个富商耗巨资盖起的一条住宅街，只租不卖。一条街上盖了二十来个院子，每个院子都跟北京的四合院似的，用几幢房子围起一个封闭的院落。但它跟那古老的四合院又不同，它包围院落的不是青砖平房，而是砖木混砌的三层楼房。这二十来个院子历经世纪风雨，幸存的不多了。九号院，便是既侥幸又不幸能留存至今的少数几个院子中的一个。说它“侥幸”是因为不管怎么的，它被保留下来了。它“长寿”七八十年来有幸亲历时代变迁风云，作为时代的象征，历史的见证，它至今享受着这个城市里多数人的尊敬和关切。几年前，大院门口还被挂上了市级文物保护牌子，经常会有一些中小学的学生和外地游客在老师和导游的带领下，上这儿来参观寻访。说它“不幸”它毕竟是作为“旧社会”的象征而存留的。“伤痕”累累，老态尽现，生活设施极其落后。冬天，楼上住户的生活废水通过他们自己安装的二三十米长的塑胶管子，直接排往院子中央的地沟里，常常在院子里积起一个个巨大的黄褐色的冰砣子，和堆积在廊檐下那一个个黑色煤堆，形成叹为观止的景象。一到夏天，不可免的遭遇就是气味难闻。这里的住户当然强烈要求拆迁这样的院落，多次联名上书市府和省府。他们希望，即便为留做“教育基地”用，最起码，旅游局、文物局和教育局一起掏点钱出来，改善一下这儿的生活设施，以便住户们能在这儿安心地住下去，充当“旧社会”的模特儿。这件事已经引起市里各级领导的关注，但也挺让他们为难。主管领导说，这条街的状况，是一定要改善的。但市政建设资金有限。当前市政建设的面铺得又比较宽。要照顾的重点又比较多。完全要由国家掏钱来修缮改建它，确实困难重重。这条街的问题研究过多次，都以不了了之而了之。好在这些老房子目前还能住人，还能凑合。至于今后怎么个改，何时改，就只能等慎重考虑研究出个结果来再说况且，有关领导并没有要求这些住户非得留住在这儿发挥什么示范教育作用。房子空关着，一样能充当“教育样板”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很明白的。
一部分住户便搬走了。现在新房多的是，只要你兜里掏得出人民币。但并非所有的住户兜里都掏得出那么些人民币的。应该说，大部分住户还是买不起新房的，尤其买不起市区繁华地段新建的那些楼盘。
曹楠住三楼。实事求是地说，她至今还住在这儿，主要的原因还不是“人民币”问题。
邵长水通过一段搭建在户外的木楼梯，颤颤巍巍地上了三楼。这段木楼梯好几个柱脚都有些歪斜，分别都绑上了或支撑着加固的木条。楼梯板早已朽蚀发黑，也都开裂了。三楼的廊檐下堆满了各家各户淘汰出来的旧东西。这些旧东西，卖又卖不出个好价钱，今后恐怕也不会再去使用它们了，连送人大概都不大会有谁愿意接受了，但那些户主却仍然不舍得扔，都用旧席子破毯子将它们包着裹着，也就是堆放在廊檐下蒙尘而已。
曹楠的住房在三楼右侧最后第二间。门上果然如她在电话里强调过的那样，挂着一块非常干净的白布帘子。白布帘子一角粘着一个时下流行的日本卡通“流氓兔”彩贴。屋里收拾得十分干净。从种种陈设和装饰来判断，显然是一个女孩的“单身”住处，必不可少地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一开始邵长水怎么也不相信这就是曹楠的住处。因为曹楠平时给他的印象是“气质不凡”穿着也比较“得体和高贵”似不该住在这样一种“贫民窟”里似的。坐下后，他略略地打量了一眼屋内陈设，微笑着，略带一点诧异的口吻问道：“你咋就整了这么个住处？”大概已经不止一次经受这样的质疑了，曹楠都有点不屑于认真去回答了，只是淡淡地笑了笑，回答道：“是啊。这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没有。这能有啥问题？”邵长水忙笑道。后来他才知道，两年前，城（市）改（造），曹楠家遭遇拆迁。全家都挤到亲戚那儿去暂且过渡。她一个大姑娘见天在人家里吃住，既不方便，也不自在。那时“劳叔”还没离开省厅，得知这情况后，动用了点关系，又请房管所的头头吃了顿饭，可能还给人家许了什么愿办了些什么事，她就不太清楚了；最后给她在这儿整了这么间房，应该说救了大急。再怎么说，有了属于她自己的一个空间，总比跟亲戚家的大男大女们挤在一起强。她当时只想临时凑合一下的。后来，全家回迁新房，得到一个两室两厅的单元套。新房虽说比她们家原先在大杂院住的那两小间平房宽敞多了，也亮堂多了，厨卫设施也周全多了，但毕竟还是得跟妹妹住一个屋。她绝不是嫌弃妹妹和父母，但毕竟已是二十大几的人了，真的非常想拥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非常希望每天能有那么几个小时，每星期能有那么一两天、两三天，完全归自己支配。她知道，人是不可以完全只属于自己的，但完全不能属于自己的日子，的确也难以忍受。于是，她说服了家人，允许她在新家和码头街这两头轮流住着，来回跑着。她清楚，在省城，无数像她这样年龄的女孩子都还不可能独自享用这么一个“生活空间”而自己一开始独立生活，就能找到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虽然区图书馆的月收入有点儿少），又能拥有这么一个“独自享用的生活空间”（虽然老旧得不成个样子），但她真的已经挺知足的了。
自称了解曹楠的人，都说她生活上容易满足，人际交往上绝不惹是生非，秉性恬淡兼容，趣味习性高雅平和。有时还稍稍显得有一点孤僻，有一点忧郁。这倒反而给她增加了一份“旧时邻家女”的可人疼惜处。但这些说法其实是很片面和很主观的。你要是真的有可能往深处去“阅读”她，交往她，你大概就不会只得出如此浅近，又如此一厢情愿的结论了，你就会知道这女孩绝对不像你们平时看到的那样恬淡自适。她的内心、她的个性和作为，都远比一般人所能感觉到的要复杂和强烈得多，而且还应该说是复杂强烈得“多得多得多”这女孩的与众不同处在于，她并不在乎自己住得怎么样（虽然她很会装饰自己的房间），她也不在乎自己穿成个啥样（虽然她总能淘买到比较便宜的最新时装），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她（偏偏不管走到哪儿，她都比较吸引人的眼球）。说她“我行我素”许多时候她却又显得特别老实听话；说她“老实听话”却冷不丁地总能干出一些让你大跌眼镜、连连跺脚，甚至“痛不欲生”的事情来。界定她，最准确的词语是“说不准摸不透”这是她的妈妈和她中学时代的班主任积多年的“痛苦”与“骄傲”得出的惟一结论。
邵长水敲开房门时，曹楠显然还在为他的到来做着最后的准备。她显然没料到他能来得这么快。她好像在屋里匆忙地撤走一些陈设，又挪动一些陈设。这是她一贯的“手段”和“伎俩”：接待不同的客人，或不同时期接待同一个客人，她总会刻意地要挪动和改变一下房间里的陈设。即便不为客人，只为自己，过上一段时间，她也会去挪动和改变的。丁零当啷地折腾到半夜，折腾到灰头土脸，筋疲力尽，往地板上一躺。她喜欢给自己创造惊喜和新鲜感。一个花瓶在同一个地方，她绝对不会让它安安生生待上一个星期。一年下来，这只花瓶能在她房间里整个儿“游”上好几圈。她总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最佳结合点，临界点。对于她的这个“特色”她妈和她那位中学时期的班主任是有分歧的。这也是她俩在她的问题上表示出来的惟一的分歧。她妈认为，她的这种不稳定性将使她痛苦一生。班主任却认为，也许会很痛苦，但却使她有可能走向成功。“成功？谁？她？谢谢吧。”她妈苦笑着摇了摇头。
邵长水一眼就注意到房间里有一个角落是专门陈放书的。书架做得非常别致。是在一根立轴上装了许多块可以推拉移动的搁板。搁板和立轴都油成了深棕色，并显露着原木拙朴粗犷的木纹。每一块搁板上陈放的是不同类别的书，或是不同用途的书。比如，有一块搁板上放的全是动物学方面的书。另一块搁板上放的则是她一个好朋友所需要的文字资料。那个好朋友怀孕了，快要生了。于是她收集了许多关于坐月子的、关于育婴的、关于早期开发幼儿智力的、关于妇婴卫生的、关于催奶和退奶的小窍门的书籍和剪报，以备“咨询”（这大概跟她常年在图书馆工作养成的习惯有关。）但有两块板上放的却全是公安和司法方面的书。刚走进房间时，他还看到她床头放着一本刚看了一半的书。没容他细看，她就抢着去把书塞到枕头底下去了。但一晃之间，邵长水还是看到了书名上的两三个字，好像是专讲性学的。藏起书，她的脸色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应该大红起，只是略显得有一点尴尬，微笑着把枕巾重新铺整齐了，这才回身去给邵长水沏茶。这个二十多岁的丫头，偷看一点性学方面的书籍，邵长水觉得还可以理解，时代毕竟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嘛；但她为什么对公安和司法那么感兴趣，这倒让他有一点颇费思量了。
“为什么要我在汇报时对李主任有所保留？”邵长水一边继续打量着屋内的陈设，一边带着微笑、却又直截了当地问道。他微笑，是希望尽量减少“公安干警”跟人谈话时总免不了的那种居高临下的生硬感，不希望吓着了这小丫头。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对这个“小丫头”充满了疑虑，而且近日来这疑虑越来越大，但还是挡不住那种直觉上的好感。
曹楠没马上接邵长水的话茬，沏上茶来后，默坐了一会儿，在此期间也给她自己沏了杯茶，端在手里，慢慢地抚摸着旋转着那廉价的贴花玻璃杯，低声问道：“劳叔的后事都办妥了吗？是拉回省城来火化，还是就地火化？”
“案子查清前，根本谈不上火化的问题，更谈不上在哪儿火化。”
“那就一直在医院太平间的冷库里冻着？”
“大概吧”
“”她眼圈骤然红起，又沉默了。
“还是说说李主任的事吧。”邵长水催促道。
“您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挺可疑的，手伸那么长，管那么多闲事？”曹楠试探着问。
“你说呢？你觉得自己可疑不可疑？一个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居然知道省公安厅一个刑侦人员的动向，不仅知道我去了陶里根，还知道我哪天会赶回来汇报，还在去汇报的路上拦截了我，向我发出那样一种严重的警告你说你到底是个什么人？你到底跟我们公安厅内部的哪些人有过来往？你为什么要掺和这种不该你来掺和的事？”邵长水正襟危坐地发出一连串问题。
“审讯我呢？”曹楠抬起头，轻轻地反问。
“你觉得这就像审讯了？你见过真正的审讯吗？”
“”曹楠低下头去，又不作声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邵长水再一次催促道。
“劳叔没跟您说过什么吗？”过了一回，曹楠这么回答道，提到“劳叔”她的眼眶立刻湿润了，语调也马上沉降下来，甚至不由自主地哽咽了一下。
“他应该跟我说些啥？”邵长水追问道，口气渐趋严厉。
“他没跟您谈过李主任，也没谈过别的什么吗？”曹楠脸颊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惶惶地反问道。
“他应该告诉我一些什么？他又跟你说了些什么？”邵长水逼问。
“那天，他告诉我他出事了”
“他出事后还给你打过电话？”邵长水一惊。
“是的”曹楠说着，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他咋说？”
“他说他出事了。可能不行了他说李主任这人看问题比较片面，让我今后在跟他的接触中一定要多加留意。”
“是谁告诉你，我今天一早会去找李主任汇报的？”
“”曹楠又不作声了。显然这个问题可能点到了某个要害上。过了好大一会儿，她才说道“是李主任自己告诉我的。”
“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事？”
“因为因为”
“因为个啥？”
“因为本来约好今天早上我要去他那儿看他的。他说，让我改期，因为您要去，还有赵总队长和其他一些领导都要去他那儿听汇报”
“劳爷为什么让你对李主任要多加留意？”
“当时在电话里他没细说。当时那个情况，他也不可能细说。”
“那他也没让你来劝阻我啊。”
“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他真不行了，今后有什么事，尽可以跟您多交流。他说您是个好同志。当时他已经说得非常吃力了，然后又说了一句。他说，小楠，看样子，我是真的不行了这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到这里，曹楠忍不住大声呜咽起来。
“关于李主任，在此之前，他还跟你说过些什么？”
“”她抬起头怔怔地想了想，刚要回答，外头楼梯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那脚步声显然是曹楠熟悉的。听到脚步声一下下逼近，她脸色立即变得惊慌起来。
“是李李主任李敏分”她呆愣住了，忙转过头去告诉邵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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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后，邵长水按曹楠定的时间和地点，正要赶往江边三号码头街九号院去见她的时候，却接到了赵总队的电话：“出大事了。你赶快过来，跟我一起去出现场。”赵总队要去看的现场，就是祝磊“自杀”的现场。这事当然耽误不得，邵长水赶紧顺延了跟曹楠的见面时间。等他和赵总队等一行人驱车急速赶到，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和司法、检察等各方面的负责人都已经赶到了。现场位置在市局第一看守所一个窄长的天井里。市局第一看守所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的老式“监所”红砖楼，成放射状，上下三层。以管教办公室为中心，放射出五条笔直的“筒道”每条筒道两侧，便是拘押那些犯罪嫌疑人的“监所”一间挨一间，小铁门，大铁锁。门上留着小小的窥视孔。
这些年中央实施反腐败战略，由此落马的中高级官员一年比一年增多。这些出问题的官员经党和政府的纪检、监察部门审定，一旦移交司法部门处理，进入司法程序，在正式批捕后，都会暂时拘押在这里；等法院审理完毕，宣判有罪，定下刑期后，才会送往监狱服刑。为了便于管理，市局看守所把这些“前官员们”都集中关押在三楼的那三条筒道里。这三条筒道中，有一条是专门关押前厅局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的。其余的两条筒道，一条关押中级以下的官员，另一条则是专门用来关押“死刑犯”的。有个常识性的问题可能并不为多数读者知道：犯罪分子一旦被判死刑，就留在看守所里等待最后的执行，不再往监狱送了。因此，祝磊这一年多一直被关在三楼那间被称作“c－10”的监室里，等待最高法院下达最后的死刑执行命令。那天突然接到最高院暂缓执行死刑的命令，也许是太兴奋了（？），他突然感到胸闷，左心前区剧烈疼痛，浑身乏力，脸色苍白，浑身冒冷汗，被紧急送往看守所的医护室治疗。看守所的医护室在一楼。当时有一名管教带着两名法警监护着他，往一楼走去。据当事人回忆，快要走到楼梯口时，他突然推开身旁的法警和管教，急速向筒道尽头跑去。等两名法警追赶上去，他已经纵身跃出窗外，坠下楼去。其中一名法警跑得快，还拉了他一把，叫了声：“祝副市长，你别这样”但还是没拉住。
由于大伙一开始就没往“他杀”上想这件事，现场保护得并不好。揭开覆盖尸体的床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撞击的致命伤出现在头部。祝磊跃出的那个窗口的下方，恰好有一块大石头，祝磊掉下来以后，他的头就撞到这块大石头上。后来的尸检报告也证实，造成祝磊死亡的惟一原因，就是头部的这个撞击伤。
事情似乎是很清楚的。所有到场的领导在认真听取了事发现场几个当事人的陈述后，又根据尸体检验结果，一致都认定造成祝磊死亡的原因为“自杀”
可是，祝磊早不自杀，晚不自杀，为什么偏偏要在最高人民法院对他的死刑下达了暂缓执行的命令后，才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呢？你不结束我的生命，那就让我自己来结束它吧。难道他那么盼望死？如果他认为自己罪该万死，又非常想死，为什么当时对死刑判决还提出了上诉？他上诉，就说明他觉得自己罪不该死，至少说明他还不想死。他既然认为自己不该死也不想死，为什么偏偏要在最高院给他一线生机时，却又突然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完全不符合常情和常理啊。
当然，如果不是自杀，又不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正常死亡（如病故等），就只能是他杀了。如果真的定为他杀，这问题就复杂了。因为他杀就得有凶手，就得有杀人动机，就得是有人从窗口把他推下楼去的。谁会是这个“凶手”呢？他（他们）为什么要杀害祝磊？事发现场除了祝磊，只有三个人：两个年轻的法警和一位从基层派出所调来看守所已经工作了五年的中年管教。三名司法人员集体“谋杀”一名死刑犯，可能吗？他们又为什么要这么干？这这这如果不是天方夜谭，也绝对是荒谬之极的旷古奇闻
回省厅的路上，车里一片静寂。所有人都被涌上心头的这些个疑团窒息住了。回到办公室，赵总队也没像往常那样，立即召集所有去看现场的同志坐下来好好地研究分析一下案情。既然领导们都已经认定祝磊的死亡是“自杀”还用得着刑侦总队再去“研究分析”吗？但他还是把邵长水留了下来。
“你怎么看这件事？”他问邵长水。
“嗯”邵长水犹豫了一下。
“别跟我‘嗯’。照直说。”
“很难说。”
“啥叫‘很难说’？你不认为祝磊是自杀的吗？”
“总队长，咱们都处理过那么些命案了。您说，祝磊在这个时候‘自杀’，说得过去吗？”
“”赵五六沉吟了一会儿，突然从记事本里取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小纸条放在邵长水面前。
“啥玩意儿？”邵长水问。
“你瞧瞧呗。”赵五六不动声色地说道。
邵长水展开纸条。只见纸条上没头没脑地只写着这样一句话：“石头是事发头天晚上才挪到现在这个位置上去的”
“有意思”邵长水仔细地研读了两遍纸条上的那句话，又翻过来倒过去的，查看了一下这纸条纸张的大小、质料、样式，问道“这是谁给您的？”
“有人偷偷地夹在我记事本里的。”赵五六答道。
“夹在您记事本里？”
“看完现场，我们不是全都去了看守所那个会议室喝茶休息吗？当时我抽空上了趟厕所。因为瞧着会议室里全都是我们自己人，我就把背包、记事本什么的全撂在会议室的桌子上了。等我上完厕所回来，发现记事本里夹着这么张纸条。”
“他啥意思？那块石头是事发前被人有意挪到现在这个位置上去的，整个事件是有预谋的”邵长水分析道。
“三个司法干警联手谋杀一个死刑犯，你觉得可能吗？”
“的确有点玄。”
“就算有人在事发前搬动过这块石头，那搬石头的动机和起因多了去了，比如，有人在那儿干活儿累了，搬块石头过来坐会儿歇歇，没想到第二天让祝磊碰了个头彩。不一定非得是一种杀人的预谋，安排好了就是让祝磊的脑袋往上砸的。”
“是的，各种可能都存在应该赶快找到这个写纸条的人。这个人应该不难找。他首先应该是看守所内部的人。不是看守所内部的，不可能对石头的位置发表看法。他又应该是那一会儿能进入会议室的。进入不了会议室，也不可能在那儿把纸条塞到您的记事本里。而当时，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并不是太多，应该不难查。”
“”赵五六不作声了，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收起那张纸条，告诫邵长水道“这件事，暂且不要对外声张。一切都等我向袁厅长和焦副厅长汇报完了再说。咱们再看看厅领导的意思。”
“那当然。那当然。”邵长水忙答应，然后他又说“这件事还有一个地方有点蹊跷。我是今天一早回到省城就知道祝磊出事了，当时天还没怎么大亮。那么，祝磊真正出事的时间要比这还要早。但通知我们去看现场，都是什么时间了？中午以后了。中间隔了多少小时？！事情发生在看守所。都是懂法的人。按要求，发生这么大一件事，必须立即报警，保护好现场，并通知刑侦部门尽快派人勘查现场和确定死因。为什么隔了这么长时间才通知我们去看现场？而且现场破坏得那么厉害。那天井里人来人往，光乱七八糟的脚印就踩了六七十个。这些都很难解释得通。”邵长水一口气说下来，见赵总队只是怔怔地听着，不作任何反应，又坐了一会儿，见总队长还是闷坐着不作声，知道自己该走了。
在往外走的时候，他也曾犹豫过，要不要把曹楠对李敏分的“怀疑”和自己手上还拿着劳爷留下的那两件东西，一并向赵总队报告了。但犹豫的结果，他决定暂时不报告。他想，自己刚到省厅，还没定岗定职，因此，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守两个原则，一个是“十分把握”的原则。凡事没有十分的把握，宁可暂时先不做。比如，曹楠和李敏分，到底是咋回子事？还没完全闹清楚嘛。别说十分，连一分把握都没有嘛。没把握，就先不要去乱说乱汇报。尤其像牵涉到李敏分这样一类在整个公安厅里都要算是“重量级”的人物，那就更得谨慎。第二个就是“留有余地”的原则。凡事都要做得留有余地。这个“余地”就是利于“自我保护”劳爷的那两件东西，早上汇报时忘了交，这会儿再交，总得有个好的说辞。这种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领导上要不跟你计较，它也就不算个事儿；但一旦要正经计较起来，也可以据此闹你一个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既然已如此了，暂且还是别做得太仓促了。但他还是顺便跟赵五六报告了一下，他要去看望一个叫曹楠的女孩，向她了解一点情况。这样轻描淡写地报告一下，也为日后万一需要将这件事认真做什么汇报时，埋下一个伏笔。
码头街几十年前是这座省城有数的几个“繁华”、“热闹”去处之一。那年月，既没有空中交通那一说，陆路交通也非常落后，仅有的那种烧木柴的汽车，数量少，质量差，完全不敷使用。惟有水运较为发达。因此，码头，就成了南来北往、人货交流的重要枢纽。俗话说，汽笛一响，黄金万两；篙橹一动，就娶新娘。这儿当年是富商巨贾、恶霸行帮、军警宪特、小偷流氓、戏馆妓院、说书看相和苍蝇老鼠狗貔豺狼云集的地方。三号码头街是当年来自徐州的一个富商耗巨资盖起的一条住宅街，只租不卖。一条街上盖了二十来个院子，每个院子都跟北京的四合院似的，用几幢房子围起一个封闭的院落。但它跟那古老的四合院又不同，它包围院落的不是青砖平房，而是砖木混砌的三层楼房。这二十来个院子历经世纪风雨，幸存的不多了。九号院，便是既侥幸又不幸能留存至今的少数几个院子中的一个。说它“侥幸”是因为不管怎么的，它被保留下来了。它“长寿”七八十年来有幸亲历时代变迁风云，作为时代的象征，历史的见证，它至今享受着这个城市里多数人的尊敬和关切。几年前，大院门口还被挂上了市级文物保护牌子，经常会有一些中小学的学生和外地游客在老师和导游的带领下，上这儿来参观寻访。说它“不幸”它毕竟是作为“旧社会”的象征而存留的。“伤痕”累累，老态尽现，生活设施极其落后。冬天，楼上住户的生活废水通过他们自己安装的二三十米长的塑胶管子，直接排往院子中央的地沟里，常常在院子里积起一个个巨大的黄褐色的冰砣子，和堆积在廊檐下那一个个黑色煤堆，形成叹为观止的景象。一到夏天，不可免的遭遇就是气味难闻。这里的住户当然强烈要求拆迁这样的院落，多次联名上书市府和省府。他们希望，即便为留做“教育基地”用，最起码，旅游局、文物局和教育局一起掏点钱出来，改善一下这儿的生活设施，以便住户们能在这儿安心地住下去，充当“旧社会”的模特儿。这件事已经引起市里各级领导的关注，但也挺让他们为难。主管领导说，这条街的状况，是一定要改善的。但市政建设资金有限。当前市政建设的面铺得又比较宽。要照顾的重点又比较多。完全要由国家掏钱来修缮改建它，确实困难重重。这条街的问题研究过多次，都以不了了之而了之。好在这些老房子目前还能住人，还能凑合。至于今后怎么个改，何时改，就只能等慎重考虑研究出个结果来再说况且，有关领导并没有要求这些住户非得留住在这儿发挥什么示范教育作用。房子空关着，一样能充当“教育样板”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很明白的。
一部分住户便搬走了。现在新房多的是，只要你兜里掏得出人民币。但并非所有的住户兜里都掏得出那么些人民币的。应该说，大部分住户还是买不起新房的，尤其买不起市区繁华地段新建的那些楼盘。
曹楠住三楼。实事求是地说，她至今还住在这儿，主要的原因还不是“人民币”问题。
邵长水通过一段搭建在户外的木楼梯，颤颤巍巍地上了三楼。这段木楼梯好几个柱脚都有些歪斜，分别都绑上了或支撑着加固的木条。楼梯板早已朽蚀发黑，也都开裂了。三楼的廊檐下堆满了各家各户淘汰出来的旧东西。这些旧东西，卖又卖不出个好价钱，今后恐怕也不会再去使用它们了，连送人大概都不大会有谁愿意接受了，但那些户主却仍然不舍得扔，都用旧席子破毯子将它们包着裹着，也就是堆放在廊檐下蒙尘而已。
曹楠的住房在三楼右侧最后第二间。门上果然如她在电话里强调过的那样，挂着一块非常干净的白布帘子。白布帘子一角粘着一个时下流行的日本卡通“流氓兔”彩贴。屋里收拾得十分干净。从种种陈设和装饰来判断，显然是一个女孩的“单身”住处，必不可少地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一开始邵长水怎么也不相信这就是曹楠的住处。因为曹楠平时给他的印象是“气质不凡”穿着也比较“得体和高贵”似不该住在这样一种“贫民窟”里似的。坐下后，他略略地打量了一眼屋内陈设，微笑着，略带一点诧异的口吻问道：“你咋就整了这么个住处？”大概已经不止一次经受这样的质疑了，曹楠都有点不屑于认真去回答了，只是淡淡地笑了笑，回答道：“是啊。这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没有。这能有啥问题？”邵长水忙笑道。后来他才知道，两年前，城（市）改（造），曹楠家遭遇拆迁。全家都挤到亲戚那儿去暂且过渡。她一个大姑娘见天在人家里吃住，既不方便，也不自在。那时“劳叔”还没离开省厅，得知这情况后，动用了点关系，又请房管所的头头吃了顿饭，可能还给人家许了什么愿办了些什么事，她就不太清楚了；最后给她在这儿整了这么间房，应该说救了大急。再怎么说，有了属于她自己的一个空间，总比跟亲戚家的大男大女们挤在一起强。她当时只想临时凑合一下的。后来，全家回迁新房，得到一个两室两厅的单元套。新房虽说比她们家原先在大杂院住的那两小间平房宽敞多了，也亮堂多了，厨卫设施也周全多了，但毕竟还是得跟妹妹住一个屋。她绝不是嫌弃妹妹和父母，但毕竟已是二十大几的人了，真的非常想拥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非常希望每天能有那么几个小时，每星期能有那么一两天、两三天，完全归自己支配。她知道，人是不可以完全只属于自己的，但完全不能属于自己的日子，的确也难以忍受。于是，她说服了家人，允许她在新家和码头街这两头轮流住着，来回跑着。她清楚，在省城，无数像她这样年龄的女孩子都还不可能独自享用这么一个“生活空间”而自己一开始独立生活，就能找到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虽然区图书馆的月收入有点儿少），又能拥有这么一个“独自享用的生活空间”（虽然老旧得不成个样子），但她真的已经挺知足的了。
自称了解曹楠的人，都说她生活上容易满足，人际交往上绝不惹是生非，秉性恬淡兼容，趣味习性高雅平和。有时还稍稍显得有一点孤僻，有一点忧郁。这倒反而给她增加了一份“旧时邻家女”的可人疼惜处。但这些说法其实是很片面和很主观的。你要是真的有可能往深处去“阅读”她，交往她，你大概就不会只得出如此浅近，又如此一厢情愿的结论了，你就会知道这女孩绝对不像你们平时看到的那样恬淡自适。她的内心、她的个性和作为，都远比一般人所能感觉到的要复杂和强烈得多，而且还应该说是复杂强烈得“多得多得多”这女孩的与众不同处在于，她并不在乎自己住得怎么样（虽然她很会装饰自己的房间），她也不在乎自己穿成个啥样（虽然她总能淘买到比较便宜的最新时装），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她（偏偏不管走到哪儿，她都比较吸引人的眼球）。说她“我行我素”许多时候她却又显得特别老实听话；说她“老实听话”却冷不丁地总能干出一些让你大跌眼镜、连连跺脚，甚至“痛不欲生”的事情来。界定她，最准确的词语是“说不准摸不透”这是她的妈妈和她中学时代的班主任积多年的“痛苦”与“骄傲”得出的惟一结论。
邵长水敲开房门时，曹楠显然还在为他的到来做着最后的准备。她显然没料到他能来得这么快。她好像在屋里匆忙地撤走一些陈设，又挪动一些陈设。这是她一贯的“手段”和“伎俩”：接待不同的客人，或不同时期接待同一个客人，她总会刻意地要挪动和改变一下房间里的陈设。即便不为客人，只为自己，过上一段时间，她也会去挪动和改变的。丁零当啷地折腾到半夜，折腾到灰头土脸，筋疲力尽，往地板上一躺。她喜欢给自己创造惊喜和新鲜感。一个花瓶在同一个地方，她绝对不会让它安安生生待上一个星期。一年下来，这只花瓶能在她房间里整个儿“游”上好几圈。她总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最佳结合点，临界点。对于她的这个“特色”她妈和她那位中学时期的班主任是有分歧的。这也是她俩在她的问题上表示出来的惟一的分歧。她妈认为，她的这种不稳定性将使她痛苦一生。班主任却认为，也许会很痛苦，但却使她有可能走向成功。“成功？谁？她？谢谢吧。”她妈苦笑着摇了摇头。
邵长水一眼就注意到房间里有一个角落是专门陈放书的。书架做得非常别致。是在一根立轴上装了许多块可以推拉移动的搁板。搁板和立轴都油成了深棕色，并显露着原木拙朴粗犷的木纹。每一块搁板上陈放的是不同类别的书，或是不同用途的书。比如，有一块搁板上放的全是动物学方面的书。另一块搁板上放的则是她一个好朋友所需要的文字资料。那个好朋友怀孕了，快要生了。于是她收集了许多关于坐月子的、关于育婴的、关于早期开发幼儿智力的、关于妇婴卫生的、关于催奶和退奶的小窍门的书籍和剪报，以备“咨询”（这大概跟她常年在图书馆工作养成的习惯有关。）但有两块板上放的却全是公安和司法方面的书。刚走进房间时，他还看到她床头放着一本刚看了一半的书。没容他细看，她就抢着去把书塞到枕头底下去了。但一晃之间，邵长水还是看到了书名上的两三个字，好像是专讲性学的。藏起书，她的脸色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应该大红起，只是略显得有一点尴尬，微笑着把枕巾重新铺整齐了，这才回身去给邵长水沏茶。这个二十多岁的丫头，偷看一点性学方面的书籍，邵长水觉得还可以理解，时代毕竟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嘛；但她为什么对公安和司法那么感兴趣，这倒让他有一点颇费思量了。
“为什么要我在汇报时对李主任有所保留？”邵长水一边继续打量着屋内的陈设，一边带着微笑、却又直截了当地问道。他微笑，是希望尽量减少“公安干警”跟人谈话时总免不了的那种居高临下的生硬感，不希望吓着了这小丫头。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对这个“小丫头”充满了疑虑，而且近日来这疑虑越来越大，但还是挡不住那种直觉上的好感。
曹楠没马上接邵长水的话茬，沏上茶来后，默坐了一会儿，在此期间也给她自己沏了杯茶，端在手里，慢慢地抚摸着旋转着那廉价的贴花玻璃杯，低声问道：“劳叔的后事都办妥了吗？是拉回省城来火化，还是就地火化？”
“案子查清前，根本谈不上火化的问题，更谈不上在哪儿火化。”
“那就一直在医院太平间的冷库里冻着？”
“大概吧”
“”她眼圈骤然红起，又沉默了。
“还是说说李主任的事吧。”邵长水催促道。
“您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挺可疑的，手伸那么长，管那么多闲事？”曹楠试探着问。
“你说呢？你觉得自己可疑不可疑？一个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居然知道省公安厅一个刑侦人员的动向，不仅知道我去了陶里根，还知道我哪天会赶回来汇报，还在去汇报的路上拦截了我，向我发出那样一种严重的警告你说你到底是个什么人？你到底跟我们公安厅内部的哪些人有过来往？你为什么要掺和这种不该你来掺和的事？”邵长水正襟危坐地发出一连串问题。
“审讯我呢？”曹楠抬起头，轻轻地反问。
“你觉得这就像审讯了？你见过真正的审讯吗？”
“”曹楠低下头去，又不作声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邵长水再一次催促道。
“劳叔没跟您说过什么吗？”过了一回，曹楠这么回答道，提到“劳叔”她的眼眶立刻湿润了，语调也马上沉降下来，甚至不由自主地哽咽了一下。
“他应该跟我说些啥？”邵长水追问道，口气渐趋严厉。
“他没跟您谈过李主任，也没谈过别的什么吗？”曹楠脸颊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惶惶地反问道。
“他应该告诉我一些什么？他又跟你说了些什么？”邵长水逼问。
“那天，他告诉我他出事了”
“他出事后还给你打过电话？”邵长水一惊。
“是的”曹楠说着，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他咋说？”
“他说他出事了。可能不行了他说李主任这人看问题比较片面，让我今后在跟他的接触中一定要多加留意。”
“是谁告诉你，我今天一早会去找李主任汇报的？”
“”曹楠又不作声了。显然这个问题可能点到了某个要害上。过了好大一会儿，她才说道“是李主任自己告诉我的。”
“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事？”
“因为因为”
“因为个啥？”
“因为本来约好今天早上我要去他那儿看他的。他说，让我改期，因为您要去，还有赵总队长和其他一些领导都要去他那儿听汇报”
“劳爷为什么让你对李主任要多加留意？”
“当时在电话里他没细说。当时那个情况，他也不可能细说。”
“那他也没让你来劝阻我啊。”
“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他真不行了，今后有什么事，尽可以跟您多交流。他说您是个好同志。当时他已经说得非常吃力了，然后又说了一句。他说，小楠，看样子，我是真的不行了这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到这里，曹楠忍不住大声呜咽起来。
“关于李主任，在此之前，他还跟你说过些什么？”
“”她抬起头怔怔地想了想，刚要回答，外头楼梯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那脚步声显然是曹楠熟悉的。听到脚步声一下下逼近，她脸色立即变得惊慌起来。
“是李李主任李敏分”她呆愣住了，忙转过头去告诉邵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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