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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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他们出现在舞台上,不仅危及着单个人,而且危及着由种种关系将他们聚合到一起的所有相关的人。我现在将仔细讲述这种危险,因为它与我们大家经常遇到的那种危险不完全相同,比如,当我们想穿过马路时,迎面却看到那里已经站着一个我们不想碰到的人。演员的出现也叫作亮相,这种亮相将每个人变为另外一个人,但这种改变不是永久的,并不能挑战我们的内心最深处,而仅仅使他从他的生活中超脱出来。每一个在剧中登台的人都在竭力表现,因为他想危及那些人的静止状态,危及那些满足于刚刚过得去的人,甚至危及那些根本不希望别人来到他的面前,超出在他之上的人。骑自行车的人也愿意停留在生养他们的场地上,就像尸骨之于大地一样,然而突然涌现出了三位高手,赢得了金、银、铜奖牌。他们超脱了这个场地就如同演员超脱于我们。他们以其自以为是的技巧来迷惑我们。就是在这个空间,掌握技巧者展示着被套上夹具,有着两条腿的造物者的命运。他们学会了因此也相信应该永远这样去做。
即使他们没有任何事情做,他们也在继续表演,因为他们不能停止了,而且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都不愿意交出来这个总是有人不断拉扯着用语言制作的外衣(不管是谁,但不是女作家,她早就不再敢这样做了)。这个空间已经完全过热了,但是他们并不将这件国王的外衣挂到衣钩上。他们从那么高的地方把它取下来,尽管他们冒险往球篮里投掷一个漂亮的高球,但也许再也不能将它挂上去了。语言还是一再从下面漏出来。
但是我希望演员要去做完全另外的工作。我希望语言不是衣服,而要停留于衣服之内。在衣服里面不炫耀,不外露。最多它们赋予衣服一定的稳定性,而这件衣服像皇帝的新衣一样再次消失了,像云烟一样消散了(尽管刚才还是牢固的),目的是为给一个另外的、新的东西腾出地方。就像石子路底下的海滩,在膏药下面的是永远不能治愈的语言伤口。再说一次,用另外一种方式:我将他们像游戏棒一样扔到这个空间里,这些男人和女人,嘴角上还挂着海德格尔、莎士比亚、克莱斯特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只言片语,他们徒劳地试图隐藏在别人的名下,当然也常常隐藏在我的作品人物的名下。他们自己不受感动,却要让他们感动我们,但是他们不能左右摇摆,不脱离轨道,不引人厌恶。嗯,从我的角度讲,他尽可以使人厌恶。我说这些,是因为反正已经是既成事实无法改变了。我常常说,我不需要他们的装腔作势。因为他们做戏时,他们危害自己,就像在梦中,在镜子前,在爱人的眼中遇见自我时,他们还相互危害,危害与他们所说的、所想的和应该表现的,却不允许他们试图成为他们自己。最糟糕的是,他们努力将他们应该表现的和他们的自我统一起来。挑战的意义就在于,他们类似肉色的火腿,不仅看起来像肉,而且本身就是肉,悬挂在熏肉房里,置身于另外一种规模的炉身之中。这既不是实际生活,也不是戏剧,应该向我们传达些什么,初学者传达消息,非初学者传达资讯。然后他们注意到,他们本身就是自己的资讯。他们知道已经走错了,必须再掷一轮色子,为了不至于在未来被遗忘。可是谁又能做得更好呢?每个人就是他自己,他们就是他们本身。正如上帝就是他本身一样。这确实是一个美好而伟大的任务!不是吗?演员就是说话本身,他们不是在说话。但是由于他们人数众多,能够毫不费力地击倒我,排挤我,我就必须迷惑他们,分离他们,强迫他们接受外来的指令,用我所呼唤出来的所有可爱的引言,这样我可以比迄今为止更有分量,更平衡,因为我只是单枪匹马。每个人各有其所,但是我拥有全方位。现在我很自然有了自己的替身,自己的多次替身,我将他们塞到了鸡屁股下面。如果你坐在一个快要生出的鸡蛋上,这个鸡蛋不能从众多发出而又消失的声音的黑暗中冲出来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地发生了。我当然愿意人多气壮,愿意比目前的自我更强大。因此,他们的存在正合我意,邻居的后代,费希特、黑格尔、荷尔德林和我一道铸成一座巴比伦城墙。演员们必须适应,他们必须服从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否则我就剪掉他们肢体上的什么东西。演员们是那么有进取心,竟然可以跳过去。真是不可思议!
所有这些我都堆放在我身上,就像将奶油放在已经由别人的牙齿乱咬过的蛋糕上一样,只是为了和我自己以及和在舞台上的这些陌生人协调一致,没有任何节拍感,直到我们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挑战现实、加工现实,就像我用一种和谐的声调由这儿的h先生说出来的那样。但是我把订货单现在放哪里去了?无关紧要。那些角色本身就是我控告的每个物件的证人——上帝和歌德,我的国家,政府,报纸和时代,这些角色并没有表现前者,并没有想成为前者,因为他们就是前者。就是说,不是对某些事物简单的认同,而是某些事物意义的本身。意义就是要贯穿演员本身,演员是一个过滤网,沙子经过这个过滤网过滤沙子,另外一种沙子,过滤这种沙子。水过滤水。他们来了,这些女士们和先生们,他们亵渎意义,从我的水井中狂饮,因为他们被聘来,被我和既不出场演出、也没有发言权的剧院经理先生聘来。只是表像,这是最差劲的,这是对我的欺骗。说他们表现现实,这几乎就是要完全表现类似他们自己的本质,但是他们要表现我给他们规定的这种本质。我真该死:现在又做错了。在戏剧中每个人可以遇见自我,却漫不经心地擦肩而过,因为还没有深深地撞击到他。我认为,戏剧是惟一使其成为可能的地方。我就是挑战,但是他是否接受挑战,或者只是将还保持手和指头形状的手套扔回到我的脸上,这要因人而异。我们又回到了衣服的话题。
那里是一个法庭,一个演出被告的杀人犯,尽管手套大声喊叫,说它认识这只手,说他曾经有一次成功地套上过这只手,被告还是不能带上这只手套。手套并没有创造手。怎么?难道不... -->>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他们出现在舞台上,不仅危及着单个人,而且危及着由种种关系将他们聚合到一起的所有相关的人。我现在将仔细讲述这种危险,因为它与我们大家经常遇到的那种危险不完全相同,比如,当我们想穿过马路时,迎面却看到那里已经站着一个我们不想碰到的人。演员的出现也叫作亮相,这种亮相将每个人变为另外一个人,但这种改变不是永久的,并不能挑战我们的内心最深处,而仅仅使他从他的生活中超脱出来。每一个在剧中登台的人都在竭力表现,因为他想危及那些人的静止状态,危及那些满足于刚刚过得去的人,甚至危及那些根本不希望别人来到他的面前,超出在他之上的人。骑自行车的人也愿意停留在生养他们的场地上,就像尸骨之于大地一样,然而突然涌现出了三位高手,赢得了金、银、铜奖牌。他们超脱了这个场地就如同演员超脱于我们。他们以其自以为是的技巧来迷惑我们。就是在这个空间,掌握技巧者展示着被套上夹具,有着两条腿的造物者的命运。他们学会了因此也相信应该永远这样去做。
即使他们没有任何事情做,他们也在继续表演,因为他们不能停止了,而且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都不愿意交出来这个总是有人不断拉扯着用语言制作的外衣(不管是谁,但不是女作家,她早就不再敢这样做了)。这个空间已经完全过热了,但是他们并不将这件国王的外衣挂到衣钩上。他们从那么高的地方把它取下来,尽管他们冒险往球篮里投掷一个漂亮的高球,但也许再也不能将它挂上去了。语言还是一再从下面漏出来。
但是我希望演员要去做完全另外的工作。我希望语言不是衣服,而要停留于衣服之内。在衣服里面不炫耀,不外露。最多它们赋予衣服一定的稳定性,而这件衣服像皇帝的新衣一样再次消失了,像云烟一样消散了(尽管刚才还是牢固的),目的是为给一个另外的、新的东西腾出地方。就像石子路底下的海滩,在膏药下面的是永远不能治愈的语言伤口。再说一次,用另外一种方式:我将他们像游戏棒一样扔到这个空间里,这些男人和女人,嘴角上还挂着海德格尔、莎士比亚、克莱斯特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只言片语,他们徒劳地试图隐藏在别人的名下,当然也常常隐藏在我的作品人物的名下。他们自己不受感动,却要让他们感动我们,但是他们不能左右摇摆,不脱离轨道,不引人厌恶。嗯,从我的角度讲,他尽可以使人厌恶。我说这些,是因为反正已经是既成事实无法改变了。我常常说,我不需要他们的装腔作势。因为他们做戏时,他们危害自己,就像在梦中,在镜子前,在爱人的眼中遇见自我时,他们还相互危害,危害与他们所说的、所想的和应该表现的,却不允许他们试图成为他们自己。最糟糕的是,他们努力将他们应该表现的和他们的自我统一起来。挑战的意义就在于,他们类似肉色的火腿,不仅看起来像肉,而且本身就是肉,悬挂在熏肉房里,置身于另外一种规模的炉身之中。这既不是实际生活,也不是戏剧,应该向我们传达些什么,初学者传达消息,非初学者传达资讯。然后他们注意到,他们本身就是自己的资讯。他们知道已经走错了,必须再掷一轮色子,为了不至于在未来被遗忘。可是谁又能做得更好呢?每个人就是他自己,他们就是他们本身。正如上帝就是他本身一样。这确实是一个美好而伟大的任务!不是吗?演员就是说话本身,他们不是在说话。但是由于他们人数众多,能够毫不费力地击倒我,排挤我,我就必须迷惑他们,分离他们,强迫他们接受外来的指令,用我所呼唤出来的所有可爱的引言,这样我可以比迄今为止更有分量,更平衡,因为我只是单枪匹马。每个人各有其所,但是我拥有全方位。现在我很自然有了自己的替身,自己的多次替身,我将他们塞到了鸡屁股下面。如果你坐在一个快要生出的鸡蛋上,这个鸡蛋不能从众多发出而又消失的声音的黑暗中冲出来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地发生了。我当然愿意人多气壮,愿意比目前的自我更强大。因此,他们的存在正合我意,邻居的后代,费希特、黑格尔、荷尔德林和我一道铸成一座巴比伦城墙。演员们必须适应,他们必须服从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否则我就剪掉他们肢体上的什么东西。演员们是那么有进取心,竟然可以跳过去。真是不可思议!
所有这些我都堆放在我身上,就像将奶油放在已经由别人的牙齿乱咬过的蛋糕上一样,只是为了和我自己以及和在舞台上的这些陌生人协调一致,没有任何节拍感,直到我们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挑战现实、加工现实,就像我用一种和谐的声调由这儿的h先生说出来的那样。但是我把订货单现在放哪里去了?无关紧要。那些角色本身就是我控告的每个物件的证人——上帝和歌德,我的国家,政府,报纸和时代,这些角色并没有表现前者,并没有想成为前者,因为他们就是前者。就是说,不是对某些事物简单的认同,而是某些事物意义的本身。意义就是要贯穿演员本身,演员是一个过滤网,沙子经过这个过滤网过滤沙子,另外一种沙子,过滤这种沙子。水过滤水。他们来了,这些女士们和先生们,他们亵渎意义,从我的水井中狂饮,因为他们被聘来,被我和既不出场演出、也没有发言权的剧院经理先生聘来。只是表像,这是最差劲的,这是对我的欺骗。说他们表现现实,这几乎就是要完全表现类似他们自己的本质,但是他们要表现我给他们规定的这种本质。我真该死:现在又做错了。在戏剧中每个人可以遇见自我,却漫不经心地擦肩而过,因为还没有深深地撞击到他。我认为,戏剧是惟一使其成为可能的地方。我就是挑战,但是他是否接受挑战,或者只是将还保持手和指头形状的手套扔回到我的脸上,这要因人而异。我们又回到了衣服的话题。
那里是一个法庭,一个演出被告的杀人犯,尽管手套大声喊叫,说它认识这只手,说他曾经有一次成功地套上过这只手,被告还是不能带上这只手套。手套并没有创造手。怎么?难道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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