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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搁下怀里的一摞书，望望屋里，听听头上阁楼，问：“大姐走了？”
“走了。”四姐头也不回地说。
我想这倒很像大姐的个性，来去都不打声招呼。母亲在屋里骂：“六六你冲瘟去了，喊半天都不见人影，家里那么多事！”我走进屋里去，很亲热地叫了一声妈妈。
母亲蹲在地上，在收拾床底下的瓶瓶罐罐杂物，像没听见一样。过了一会儿，才站起来，瞟了我一眼，既怪异又冷漠，脸拉着，像在说：我就知道大丫头回家，没好事，你成天拉着她说些啥，以为我不晓得？
我不管母亲的反应，问她二姐怎么样。
母亲说，二姐的小孩拉肚子，害得她去烧香也没烧成。我知道母亲没有说实话，她过江一定是去办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事。
我喝了杯白开水，就拿了搁在堂屋的那一摞书，上阁楼。阁楼里大姐在床上斜躺着，也像是到家不久，刚洗过脸，有几绺头发湿湿的。她看见我吃惊的样子，大笑起来，说：“要骗你太容易，一骗一个准。”
“骗吧。”我没生气，在床边坐下来。
大姐自己情绪一下倒打了个转：“哼，这个家，每个人都巴望我早点走。我知道我碍人眼，占人地，让人挤得慌。”
她说就这两天走，但隔不了太长时间就会回来，永远回来，再也不在那个鬼山旮旯傻待了，绝对不干。
那是个下午，应该是下午，我记不清楚。时间在那一天对我不存在，连我自己是否存在，我也不在意。我的头脑和心灵正落在喘不过气的快乐之中，在这以前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楼下有人在叫大姐，大姐朝堂屋探了一下头，马上回到屋里，对我说，她得走。
“你走了？”我稀里糊涂地问了一句。
“出去一阵。放心，大姐今天还不会走。”她拍了拍我的脑袋，还以为我舍不得她。
我走到小木廊上，见大姐和一个男子边说边笑出了院门，大姐是故意的，让家人和院子里的邻居们看。那个人有篮球运动员那么高，我想，这回大姐准又是爱上什么人，她会真像她说的那样，离开煤矿，要饭也要回到这个城市来。
四姐上阁楼来，一脸不高兴，说：“你待在这里做啥？还不去把灶坑下的煤灰倒到江边去。”她肯定又在和德华闹矛盾，只好把气出在我身上。
“那个人是哪个？”我问四姐。
“哪个嘛，以前大姐一起下巫山的知青。”
“她回来这些天是不是一直在找他？”
“你啷个晓得？”
“乱猜的。”我边说边下楼梯，心里佩服大姐，她还真找着他了。
大姐说过他，两人是老相识，而且早就有点意思。那天大姐让我去找她的一个女同学，就是为了找他。这个男人的前妻，是半个日本人。刚解放那阵子一家人住在中学街。1953年，所有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人都得离开，孩子不允许带走。两个公安人员来押解。日本女人不愿走，丈夫不肯放她走，三个女儿一个拉着日本女人的手，两个抱着她的脚。日本女人的眼泪如针线那么垂落不断。那是中学街这条街上有史以来，最让人看了鼻子痒喉咙哽的一个场面。
哪怕日本母亲被赶回去了，一家子还得遭罪，每次运动一来，就得交代为什么要当“汉奸”，孩子在街上老挨人骂“日本崽”。那个高个男子，因为娶半日本血统的姑娘做老婆，跟人打了不少架，动了刀子，被送去劳教过。患难夫妻多年，70年代末，突然政府和日本友好了，有海外关系的人开始吃香，半日本血统的老婆身价高了起来，离他而去，只剩下离婚签字了。
很晚，大姐回来。我说：“你和他倒是一对，离婚冠军。”
“我小孩都已经一大堆，有哪个男人要喽？”
大姐把话题转开，哼起一支四川小曲，她的声音甜润，宽厚，她说她根本不在乎男人，男人哪个是好东西？大姐一定是同时在耍几个男人，她不把自己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会安心。
2
我睡得从未有过的沉，无法醒来，第二天很晚才起床。阁楼里没人，我奇怪自己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镜子拿在手里，那的确不是我，全变了，尤其是我的眼睛：以往的惊恐，被一种沉静的色泽覆盖了，我看着，心里又快乐起来。我对镜子的迷恋是从这个上午开始的，一面小小的镜子，是我居住的世界，隔开了我不喜欢的一切，我走在里面，穿过雾气和雨水，我走走停停，打量着熟悉的人影，熟悉的房屋。
水沟那条街上大人在打自家小孩，追着打。“你跑，你跑，看我不砍断你的狗蹄子！”天窗灌入男人粗声大气的谩骂。那个总是喜欢逃到城中心那边去的男孩又被逮住，套上铁链，饿三天四天，只剩一口气时，男孩就会服输，求饶。
但男孩总是逃，这个怪孩子，他到底要逃到哪里去？
结婚没几天，德华已开始不归家，即使回来，也常常带一身酒气，醉醺醺的。下班后，他和厂子里一帮青工在一起，划拳酗酒，打扑克赌钱。见着四姐，也爱理不理。四姐只有哭，他不在乎，说跟四姐在一起，生活没劲透了。四姐嘲讽他：一个结婚的男人，你的女同学不会理睬你了。他听了这话，掉头就走，索性躲到同事家里，不仅不回这个家，连他自己父母家也不回。
大姐让四姐学她，另找一个男人。四姐说她没有换男人的本领，不能没有德华，她要大姐帮她去把他劝回家。
我下了阁楼，她俩早就走掉。吃中饭时，父亲让我和五哥不要等母亲，一早母亲就去城中心二姐家，帮二姐照看生病的小孩。父亲说，母亲肯定要在二姐那儿吃了晚饭才回来，今天我们三个人吃饭。
父亲很忧心忡忡，背弯着。他叫五哥去找渔竿渔网，说看能不能补好。
五哥说，渔竿渔网早被三哥拿走了。
父亲听了，皱了皱眉头，在烟杆里装了一支新裹的叶子烟，没点上火，就慢慢朝院门口走去。父亲没说去哪里，我也没问，他可能去江边，也可能去别的地方。这个家现在每个人都偷偷做自己的事。
3
突然的转折，出现在我背着书包朝学校走的路上。本来应该出现的，早晚会出现的，如果不是我下定决心对直撞过去，可能还会延续一些日子。
穿过马路，学校大门没有什么人，较平时相比，很安静。因此，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跟着我的男人，站在校门旁边二十来步远的墙下。不错，正是那个人，他一见我，就闪进墙旁的小路，那么迅速，慌里慌张。
那天学校是否上学，我不清楚。那时我脑中除了想再见到历史老师，根本没想别的。甚至忘了盘桓在我心里的问题，关于身世的疑惑和谜团，在那一两天都暂时闪开了。但在这一刻，又冒了出来。这几天，我生活中发生的事——大姐讲的家史，我的第一次爱，使我不愿再做一个被动等待命运的人。
这次，我依然没看清那个跟着我的男人是谁？他的长相只是在那一刹那间曝光在我的头脑，我能从一群乔装打扮的人中一眼认出他，但要让我具体描绘他的模样，在此刻，我什么也说不出。突然我明白了大姐的暗示，我不必去追那个人，我转头往家里走。
天空很红，朝霞时日落时，天空就这样，房屋和远远近近的山峦都比平日鲜亮。我走在其中，目光缥缈，感觉这是个光彩满溢的时刻。
我跨进六号院子的大门，母亲坐在堂屋我家门口，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没摇动，只是拿着，坐得那么安详，就像等着我似的。
4
我不看母亲一眼，故意大摇大摆从她面前走过，该她求我了。
从屋顶滚过一声闷雷，以为会闪电，跟着会下雨，结果没有。我坐在家里那张木桌前，没拉亮电灯。从窄小的窗子投进屋来的光线，在墙上洒出一道彩虹。墙上挂钟在耐着性子走，一分一秒，都恪恪守守。
母亲不可能坐在屋外一辈子，果然，她推开虚掩的房门进来，坐在架子床档头。我对她说：“是你下了禁令不许家里人告诉我，现在你得告诉我。”
母亲从未这么面对我，她和我相处时，不是在发火，就是在做事，要不，就是累得倒在床上，连眼睛都懒得睁开。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没有别人打搅与她说话，我觉得自己的舌头打结，吐词不清，喉咙特别干渴，想喝水。
“还是那个男的，跟着我。”我狠狠地说。
“不要怕。”母亲平平淡淡地说，完全不像上次那么激动。
“我不是怕，”我说，“我是恨，恨一切，包括你。我无法再忍受。”
母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她说她知道，“谁也不会在妈的眼皮子底下真正地伤害你，那个人更不可能伤害你。”
我说：“你这话说得太晚了，早说好些年，我都会相信你。我一直就像一个无娘儿一样长大，现在，我怎么相信你？”
母亲站了起来，随即又坐了下去，“听我说，六六。”
挨饿的滋味，挨过饿的人都不会忘，母亲说只有我不会记得，因为我是在她的肚子里挨的饿。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几年，饿得成天慌得六神无主，有时干脆两眼一抹黑，跳过晚饭饿着，睡过这夜，第二天再想办法骗肚子。忽然有一天政府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以前节省下来的粮票等于废纸，她急得满眼金星乱飞。
这时，来了份电报，父亲的眼睛出现问题，出了工伤事故：他饿得头晕眼花，从船上跌下江去，头摔破了，货船把他扔在三百里外泸州的一个医院。母亲带着四姐乘去上水的船，到泸州看父亲。看见父亲瘦成那样，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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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搁下怀里的一摞书，望望屋里，听听头上阁楼，问：“大姐走了？”
“走了。”四姐头也不回地说。
我想这倒很像大姐的个性，来去都不打声招呼。母亲在屋里骂：“六六你冲瘟去了，喊半天都不见人影，家里那么多事！”我走进屋里去，很亲热地叫了一声妈妈。
母亲蹲在地上，在收拾床底下的瓶瓶罐罐杂物，像没听见一样。过了一会儿，才站起来，瞟了我一眼，既怪异又冷漠，脸拉着，像在说：我就知道大丫头回家，没好事，你成天拉着她说些啥，以为我不晓得？
我不管母亲的反应，问她二姐怎么样。
母亲说，二姐的小孩拉肚子，害得她去烧香也没烧成。我知道母亲没有说实话，她过江一定是去办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事。
我喝了杯白开水，就拿了搁在堂屋的那一摞书，上阁楼。阁楼里大姐在床上斜躺着，也像是到家不久，刚洗过脸，有几绺头发湿湿的。她看见我吃惊的样子，大笑起来，说：“要骗你太容易，一骗一个准。”
“骗吧。”我没生气，在床边坐下来。
大姐自己情绪一下倒打了个转：“哼，这个家，每个人都巴望我早点走。我知道我碍人眼，占人地，让人挤得慌。”
她说就这两天走，但隔不了太长时间就会回来，永远回来，再也不在那个鬼山旮旯傻待了，绝对不干。
那是个下午，应该是下午，我记不清楚。时间在那一天对我不存在，连我自己是否存在，我也不在意。我的头脑和心灵正落在喘不过气的快乐之中，在这以前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楼下有人在叫大姐，大姐朝堂屋探了一下头，马上回到屋里，对我说，她得走。
“你走了？”我稀里糊涂地问了一句。
“出去一阵。放心，大姐今天还不会走。”她拍了拍我的脑袋，还以为我舍不得她。
我走到小木廊上，见大姐和一个男子边说边笑出了院门，大姐是故意的，让家人和院子里的邻居们看。那个人有篮球运动员那么高，我想，这回大姐准又是爱上什么人，她会真像她说的那样，离开煤矿，要饭也要回到这个城市来。
四姐上阁楼来，一脸不高兴，说：“你待在这里做啥？还不去把灶坑下的煤灰倒到江边去。”她肯定又在和德华闹矛盾，只好把气出在我身上。
“那个人是哪个？”我问四姐。
“哪个嘛，以前大姐一起下巫山的知青。”
“她回来这些天是不是一直在找他？”
“你啷个晓得？”
“乱猜的。”我边说边下楼梯，心里佩服大姐，她还真找着他了。
大姐说过他，两人是老相识，而且早就有点意思。那天大姐让我去找她的一个女同学，就是为了找他。这个男人的前妻，是半个日本人。刚解放那阵子一家人住在中学街。1953年，所有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人都得离开，孩子不允许带走。两个公安人员来押解。日本女人不愿走，丈夫不肯放她走，三个女儿一个拉着日本女人的手，两个抱着她的脚。日本女人的眼泪如针线那么垂落不断。那是中学街这条街上有史以来，最让人看了鼻子痒喉咙哽的一个场面。
哪怕日本母亲被赶回去了，一家子还得遭罪，每次运动一来，就得交代为什么要当“汉奸”，孩子在街上老挨人骂“日本崽”。那个高个男子，因为娶半日本血统的姑娘做老婆，跟人打了不少架，动了刀子，被送去劳教过。患难夫妻多年，70年代末，突然政府和日本友好了，有海外关系的人开始吃香，半日本血统的老婆身价高了起来，离他而去，只剩下离婚签字了。
很晚，大姐回来。我说：“你和他倒是一对，离婚冠军。”
“我小孩都已经一大堆，有哪个男人要喽？”
大姐把话题转开，哼起一支四川小曲，她的声音甜润，宽厚，她说她根本不在乎男人，男人哪个是好东西？大姐一定是同时在耍几个男人，她不把自己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会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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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睡得从未有过的沉，无法醒来，第二天很晚才起床。阁楼里没人，我奇怪自己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镜子拿在手里，那的确不是我，全变了，尤其是我的眼睛：以往的惊恐，被一种沉静的色泽覆盖了，我看着，心里又快乐起来。我对镜子的迷恋是从这个上午开始的，一面小小的镜子，是我居住的世界，隔开了我不喜欢的一切，我走在里面，穿过雾气和雨水，我走走停停，打量着熟悉的人影，熟悉的房屋。
水沟那条街上大人在打自家小孩，追着打。“你跑，你跑，看我不砍断你的狗蹄子！”天窗灌入男人粗声大气的谩骂。那个总是喜欢逃到城中心那边去的男孩又被逮住，套上铁链，饿三天四天，只剩一口气时，男孩就会服输，求饶。
但男孩总是逃，这个怪孩子，他到底要逃到哪里去？
结婚没几天，德华已开始不归家，即使回来，也常常带一身酒气，醉醺醺的。下班后，他和厂子里一帮青工在一起，划拳酗酒，打扑克赌钱。见着四姐，也爱理不理。四姐只有哭，他不在乎，说跟四姐在一起，生活没劲透了。四姐嘲讽他：一个结婚的男人，你的女同学不会理睬你了。他听了这话，掉头就走，索性躲到同事家里，不仅不回这个家，连他自己父母家也不回。
大姐让四姐学她，另找一个男人。四姐说她没有换男人的本领，不能没有德华，她要大姐帮她去把他劝回家。
我下了阁楼，她俩早就走掉。吃中饭时，父亲让我和五哥不要等母亲，一早母亲就去城中心二姐家，帮二姐照看生病的小孩。父亲说，母亲肯定要在二姐那儿吃了晚饭才回来，今天我们三个人吃饭。
父亲很忧心忡忡，背弯着。他叫五哥去找渔竿渔网，说看能不能补好。
五哥说，渔竿渔网早被三哥拿走了。
父亲听了，皱了皱眉头，在烟杆里装了一支新裹的叶子烟，没点上火，就慢慢朝院门口走去。父亲没说去哪里，我也没问，他可能去江边，也可能去别的地方。这个家现在每个人都偷偷做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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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的转折，出现在我背着书包朝学校走的路上。本来应该出现的，早晚会出现的，如果不是我下定决心对直撞过去，可能还会延续一些日子。
穿过马路，学校大门没有什么人，较平时相比，很安静。因此，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跟着我的男人，站在校门旁边二十来步远的墙下。不错，正是那个人，他一见我，就闪进墙旁的小路，那么迅速，慌里慌张。
那天学校是否上学，我不清楚。那时我脑中除了想再见到历史老师，根本没想别的。甚至忘了盘桓在我心里的问题，关于身世的疑惑和谜团，在那一两天都暂时闪开了。但在这一刻，又冒了出来。这几天，我生活中发生的事——大姐讲的家史，我的第一次爱，使我不愿再做一个被动等待命运的人。
这次，我依然没看清那个跟着我的男人是谁？他的长相只是在那一刹那间曝光在我的头脑，我能从一群乔装打扮的人中一眼认出他，但要让我具体描绘他的模样，在此刻，我什么也说不出。突然我明白了大姐的暗示，我不必去追那个人，我转头往家里走。
天空很红，朝霞时日落时，天空就这样，房屋和远远近近的山峦都比平日鲜亮。我走在其中，目光缥缈，感觉这是个光彩满溢的时刻。
我跨进六号院子的大门，母亲坐在堂屋我家门口，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没摇动，只是拿着，坐得那么安详，就像等着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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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看母亲一眼，故意大摇大摆从她面前走过，该她求我了。
从屋顶滚过一声闷雷，以为会闪电，跟着会下雨，结果没有。我坐在家里那张木桌前，没拉亮电灯。从窄小的窗子投进屋来的光线，在墙上洒出一道彩虹。墙上挂钟在耐着性子走，一分一秒，都恪恪守守。
母亲不可能坐在屋外一辈子，果然，她推开虚掩的房门进来，坐在架子床档头。我对她说：“是你下了禁令不许家里人告诉我，现在你得告诉我。”
母亲从未这么面对我，她和我相处时，不是在发火，就是在做事，要不，就是累得倒在床上，连眼睛都懒得睁开。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没有别人打搅与她说话，我觉得自己的舌头打结，吐词不清，喉咙特别干渴，想喝水。
“还是那个男的，跟着我。”我狠狠地说。
“不要怕。”母亲平平淡淡地说，完全不像上次那么激动。
“我不是怕，”我说，“我是恨，恨一切，包括你。我无法再忍受。”
母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她说她知道，“谁也不会在妈的眼皮子底下真正地伤害你，那个人更不可能伤害你。”
我说：“你这话说得太晚了，早说好些年，我都会相信你。我一直就像一个无娘儿一样长大，现在，我怎么相信你？”
母亲站了起来，随即又坐了下去，“听我说，六六。”
挨饿的滋味，挨过饿的人都不会忘，母亲说只有我不会记得，因为我是在她的肚子里挨的饿。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几年，饿得成天慌得六神无主，有时干脆两眼一抹黑，跳过晚饭饿着，睡过这夜，第二天再想办法骗肚子。忽然有一天政府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以前节省下来的粮票等于废纸，她急得满眼金星乱飞。
这时，来了份电报，父亲的眼睛出现问题，出了工伤事故：他饿得头晕眼花，从船上跌下江去，头摔破了，货船把他扔在三百里外泸州的一个医院。母亲带着四姐乘去上水的船，到泸州看父亲。看见父亲瘦成那样，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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