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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传统造船厂的技术水平不高，还不会修理西洋船，但是赵大贵觉得好的造船工人难得，而且自己做造船厂连木料去哪里买都不知道，什么人脉都没有，因此还是颇为心动。
不过，赵大贵此行是要到香港去的，在这边不能久待，便只在这里待三天，最后让一位姓白的掌柜留下来办理土地权证，收购一些造船厂，叮嘱他聚拢造船业的工人和管理方面人才，赵大贵带着大部队继续南下。
这位白掌柜，原先给几位官员做过师爷，善于处理涉及官府的复杂事务，之前在上海买地的时候出过大力，才被赵大贵招进商行里大用。
因为帮大贵商行买过很多土地，在上海还有“土地爷”的外号。
坐着船，继续到达厦门，按照之前的做法，在这里又待几天，见过当地的英国领事，又打探这里的生意机会。
可惜的是，厦门这边生意做得不大，也没什么捡漏的机会，据说福州的租界也很一般，贸易额极小，什么都没做起来，赵大贵便失了兴致，很快就离开厦门，直奔香港而去。
到了香港，把船在维多利亚港停泊好，找个当地旅馆，安排众人休息，赵大贵第二天就拿着名刺去拜访香港第二任总督德庇时。
赵大贵此时也是名声在外的人，就是德庇时也听过上海出了这么一位厉害的买办，还要商谈建立定期邮轮航线的时候，因此很快被德庇时约见。
这时的香港总督，实为英国在华的最有实权最高贵的官员，五个通商港口的领事，包括上海的巴富尔领事，都只是其属下的职员而已，这与数十年后上海崛起以后的情况很不一样。
香港的第一任总督是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其经历也很有传奇色彩，于1803年随军至印度任职，在1841年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中立下功勋，被封为男爵；
战争爆发后义律擅自从定海撤军，只拿下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违背了英国女皇和外相的直接命令，才被撤职查办，改派璞鼎查到中国做远征军司令；
战争结束后，璞鼎查就留在中国，成为香港总督，掌管香港和五个通商港口的所有事务，于1844年五月归国，任枢密院顾问馆；
之后于1847年出任开普（好望角）殖民地总督，1848年至1854年出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璞鼎查在跟耆英谈判签署南京条约时相当强硬，但跟耆英的私交相当不错，甚至将自己长子的名字改为耆英，也就是腓特烈.耆英.璞鼎查。
不过，这位耆英男爵的运气似乎不是很好，在1865年登上一辆正在跑动的马车时，不小心用自己的手枪射伤了自己，最后在悉尼的维多利亚俱乐部死亡。
再啰嗦一下他父亲，香港总督璞鼎查的官运，璞鼎查退休的时候是以陆军中将的军衔退休的，这个职位足够高了；
但是他的前任，义律退休的时候是以海军上将军衔退休；
如今的上海领事巴富尔是他的手下，做上海领事前的军衔只是炮兵上尉，但之后多次晋升，在退休的时候是以陆军上将退休，倒使得让人觉得璞鼎查的官运不够完美。
璞鼎查为英国建立了很多功勋，但为人有些保守传统，上任做香港总督以后，对鸦片贸易商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也就是说鸦片贩子在通商的五口贩卖鸦片的“正常”贸易行为，璞鼎查给予足够的支持；
但鸦片贩子私自跑到五口以外的其他地方贩卖鸦片或进行走私，璞鼎查就不怎么支持，或者说并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在鸦片贩子圈中的名声很快变化，也让英国外交部非常不满，最终在1844年五月份的时候让他卸任归国。
香港的第二任总督就是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了，按照后世的翻译习惯，应该成为戴维斯更为合适。
德庇时的父亲塞缪尔.德庇时（Samuel Davis）是东印度公司的执行官（应该算CEO吧）和业余艺术家，母亲Henrietta Boileau是在英国避难的法国贵族家庭的成员。
德庇时是这个家庭的长子，最早是作为东印度公司往广东派遣的书记员，于1813年来到中国，之后努力学习中文，翻译一部叫“三与楼”的作品；
1816年作为阿美士德勋爵的随员到过北京；
回来后在1832年成为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特别委员会主席，同时成为皇家亚洲学会的成员之一；
1833年英国政府终止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改为设立驻华商务总监，接着受人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成为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德庇时成为驻华商务副总监（相当于英国领事，义律在鸦片战争前的职务就是驻华商务总监）；
不久，律劳卑善闯广州，与清朝官员发生冲突，使得中英关系恶化，贸易受到很大影响，本人也在澳门病室，于是德庇时成为驻华商务总监；
德庇时上任后不支持对华强硬态度，后来怡和洋行的渣甸和马地臣等八十五位英国商人向英国国王威廉四世联名写信，要求罢免德庇时，改派军人担任商务总监，同时派军队过来为律劳卑报仇，最后德庇时上任仅百多天后宣布辞职，返回英国（之后的商务总监似乎都是军人，如义律本人就是少校军官）。
璞鼎查在任的时候，几乎不在香港征收税款，德庇时上任前英国政府就要求他增加香港政府财政收入，以缓解英国要向香港补贴大量资金的窘境。
于是，德庇时上认为登记户口证，征收地税、... -->>
这些传统造船厂的技术水平不高，还不会修理西洋船，但是赵大贵觉得好的造船工人难得，而且自己做造船厂连木料去哪里买都不知道，什么人脉都没有，因此还是颇为心动。
不过，赵大贵此行是要到香港去的，在这边不能久待，便只在这里待三天，最后让一位姓白的掌柜留下来办理土地权证，收购一些造船厂，叮嘱他聚拢造船业的工人和管理方面人才，赵大贵带着大部队继续南下。
这位白掌柜，原先给几位官员做过师爷，善于处理涉及官府的复杂事务，之前在上海买地的时候出过大力，才被赵大贵招进商行里大用。
因为帮大贵商行买过很多土地，在上海还有“土地爷”的外号。
坐着船，继续到达厦门，按照之前的做法，在这里又待几天，见过当地的英国领事，又打探这里的生意机会。
可惜的是，厦门这边生意做得不大，也没什么捡漏的机会，据说福州的租界也很一般，贸易额极小，什么都没做起来，赵大贵便失了兴致，很快就离开厦门，直奔香港而去。
到了香港，把船在维多利亚港停泊好，找个当地旅馆，安排众人休息，赵大贵第二天就拿着名刺去拜访香港第二任总督德庇时。
赵大贵此时也是名声在外的人，就是德庇时也听过上海出了这么一位厉害的买办，还要商谈建立定期邮轮航线的时候，因此很快被德庇时约见。
这时的香港总督，实为英国在华的最有实权最高贵的官员，五个通商港口的领事，包括上海的巴富尔领事，都只是其属下的职员而已，这与数十年后上海崛起以后的情况很不一样。
香港的第一任总督是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其经历也很有传奇色彩，于1803年随军至印度任职，在1841年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中立下功勋，被封为男爵；
战争爆发后义律擅自从定海撤军，只拿下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违背了英国女皇和外相的直接命令，才被撤职查办，改派璞鼎查到中国做远征军司令；
战争结束后，璞鼎查就留在中国，成为香港总督，掌管香港和五个通商港口的所有事务，于1844年五月归国，任枢密院顾问馆；
之后于1847年出任开普（好望角）殖民地总督，1848年至1854年出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璞鼎查在跟耆英谈判签署南京条约时相当强硬，但跟耆英的私交相当不错，甚至将自己长子的名字改为耆英，也就是腓特烈.耆英.璞鼎查。
不过，这位耆英男爵的运气似乎不是很好，在1865年登上一辆正在跑动的马车时，不小心用自己的手枪射伤了自己，最后在悉尼的维多利亚俱乐部死亡。
再啰嗦一下他父亲，香港总督璞鼎查的官运，璞鼎查退休的时候是以陆军中将的军衔退休的，这个职位足够高了；
但是他的前任，义律退休的时候是以海军上将军衔退休；
如今的上海领事巴富尔是他的手下，做上海领事前的军衔只是炮兵上尉，但之后多次晋升，在退休的时候是以陆军上将退休，倒使得让人觉得璞鼎查的官运不够完美。
璞鼎查为英国建立了很多功勋，但为人有些保守传统，上任做香港总督以后，对鸦片贸易商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也就是说鸦片贩子在通商的五口贩卖鸦片的“正常”贸易行为，璞鼎查给予足够的支持；
但鸦片贩子私自跑到五口以外的其他地方贩卖鸦片或进行走私，璞鼎查就不怎么支持，或者说并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在鸦片贩子圈中的名声很快变化，也让英国外交部非常不满，最终在1844年五月份的时候让他卸任归国。
香港的第二任总督就是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了，按照后世的翻译习惯，应该成为戴维斯更为合适。
德庇时的父亲塞缪尔.德庇时（Samuel Davis）是东印度公司的执行官（应该算CEO吧）和业余艺术家，母亲Henrietta Boileau是在英国避难的法国贵族家庭的成员。
德庇时是这个家庭的长子，最早是作为东印度公司往广东派遣的书记员，于1813年来到中国，之后努力学习中文，翻译一部叫“三与楼”的作品；
1816年作为阿美士德勋爵的随员到过北京；
回来后在1832年成为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特别委员会主席，同时成为皇家亚洲学会的成员之一；
1833年英国政府终止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改为设立驻华商务总监，接着受人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成为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德庇时成为驻华商务副总监（相当于英国领事，义律在鸦片战争前的职务就是驻华商务总监）；
不久，律劳卑善闯广州，与清朝官员发生冲突，使得中英关系恶化，贸易受到很大影响，本人也在澳门病室，于是德庇时成为驻华商务总监；
德庇时上任后不支持对华强硬态度，后来怡和洋行的渣甸和马地臣等八十五位英国商人向英国国王威廉四世联名写信，要求罢免德庇时，改派军人担任商务总监，同时派军队过来为律劳卑报仇，最后德庇时上任仅百多天后宣布辞职，返回英国（之后的商务总监似乎都是军人，如义律本人就是少校军官）。
璞鼎查在任的时候，几乎不在香港征收税款，德庇时上任前英国政府就要求他增加香港政府财政收入，以缓解英国要向香港补贴大量资金的窘境。
于是，德庇时上认为登记户口证，征收地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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